Serena按：
教育的目的和目标（Aim & Objective）
「"objective" as,Objective:noun 1a goal or aim（Compac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在教育的专业术语中，aim（目的）与objective（目标）的意义是不同的——
Aim（目的）are concerned with purpose where as objective（目标）are concerned with achievement.）
目标（objective）是（相对）短期的goal，在学校教育中即为学生被要求努力达到的学习目的，具体通过完成特定的课程内容来实现，并用成绩来衡量：获得能力，技能，某类知识，以及培养态度等。而aim（目的）是对学生在课程之外的生涯和生活的展望。显而易见，同一门课程，其目的相对于其目标而言是比较长期的。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
1、不能用目标完全替代目的，简单地以阶段性成绩来衡量孩子的成长。并且——
2、对学习成果( learning outcome)——目标（objective）的衡量与评价，应该是专业性而非随意性的。
3、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考试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如果本末倒置，会错过学生真正的学习和成长机会，贻误终身。
4、虽然学习目标和教育目标通常是同一的，但是，学习和教学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通俗地说，孩子的分数（成绩）是否能衡量出一个孩子真实的学习状况，这是值得我们去追究的首要问题，而不仅仅是看成绩（简单分数和它的位置{排名/排名依据}）；其次，父母或教师均有权利去质疑孩子的考试究竟有无意义，即评价的过程是否是科学的、有价值的——专业的，而不是迷信任何考试的分数结果。
5、学会区分学生的学习行为、考试分数和学习成果，三者不可混淆
正如张勇博士经常强调的：“教育是专业的，不可逆的，不容错的。”因此，了解教育评价，应是父母真正关注教育的第一课，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本文原标题：专访丨张勇：站在改革最前沿，革新教育评价
下午3时，北京东郎影视艺术园区，巷子尽头一个由中国资深传媒人经营的叫做“杂志客厅”的咖啡厅里，记者和张勇约见。“这个地方搞媒体的人喜欢，不知道您做教育评价的喜不喜欢？”记者问张勇。“不错，在这里接受采访还挺好”，张勇抽了一口烟笑道。他身躯魁梧，面容却和善，穿着一件深蓝色格子衬衣，面前的桌子上摆着自带的茶杯。
因家人工作调动，中小学时代的张勇多次转学。由于各地方言听不懂，老师教法、进度不一样，他经常从一个学校的考试第一名，到另一个学校排名垫底，心理落差非常大。
于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张勇就开始被迫尝试自学。“拼命地去理解，看了大量的书。”
一方面，对喜欢思考、热爱学习的张勇来说，学习其实并不难。在没有老师教授的情况下，他就自己琢磨诗词格律，一首《长恨歌》大部分同学都记不住，张勇读了十几遍就能熟记了。他还把自己的方法教给同学。另一方面，当年应试教育的“八股作文”又让张勇十分痛恨，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真情。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被老师批得抬不起头来， 戏剧性的是，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用清秀的字体把他的作文誊抄了一遍，投稿到作文杂志，结果不仅发表了，还得了稿费。
这种评价的错乱，让当时的张勇觉得很难接受，“朦朦胧胧觉得好多东西错了”，只不过，十几岁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是教育评价的问题。
高中时期的张勇更加叛逆。高一时曾有一篇命题作文：写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信。看到这个题目，张勇在心里想：自己哪有什么美国朋友！这不是逼人胡编乱造吗？他本来想直接写一句：本人没有美国朋友，对不起！但后来一想，这肯定不得分。于是他恶作剧般写了一篇文章。开头是：亲爱的老美：你好。吻你，勿忘我！想死你的某某某——用的全是电影上看到的词。然后，他从食堂到操场，把学校所有的缺点全部向那位虚构的美国朋友进行了控诉：“学校的那几个红顶大员，不管教学、只抓管理，只知道满宿舍满操场抓学生。食堂的菜，清水湾里飘着几个烂菜叶，油腥一个月能看几次就不错了。想吃肉在哪吃呢？在粥和馒头里，因为经常吃出老鼠、苍蝇和壁虎来……因为这篇作文，被老师给了巨大的红X，张勇被连批多次。
如果说，这篇作文是张勇对当时中国教育怀疑和不满的表达，那么后来一位同班女生的悲惨经历，则让他开始真正思考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青春期的张勇沉迷于数学的美感中，平时不爱听讲，喜欢自己研究各种解题方法、各种数学知识的来源和思想，数学作业总是写得很散漫很乱，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这位老师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数学，张勇的作业是唯一看起来合格的作业。因为在张勇的作业里，他把老师教的方法、没教的方法、包括自认为有可能错的方法都写上了。在这位老师的鼓励下，张勇去参加数学竞赛，一轮轮选拔下来，最后获得全国二等奖。这在当地是从来没有的成绩。
但与张勇同班的一位女生情况完全不同。这位女生很认真，所有的作业都完成得整齐准确，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她做题我大概统计过，数量相当于我做题量的18倍左右。那是一个勤奋到让我非常敬佩的女孩子”，平时成绩比张勇好很多，但是一到综合性考试就考砸，同期参加数学竞赛连第一关都没过。
到了高二，张勇和这个女孩一同参加了高考。张勇考了六百多分，这成绩能上一流大学，但这位女生只考了四百多分，连大专都上不了。这件事不仅对女孩的打击很大，对张勇的震撼也很强烈：“一个下了那么多年苦功夫的人结果最后竟然没考好。那时候引起我很大的警觉，我觉得很不公平。”
错乱的中学学习终于结束了，张勇开始了精彩的大学生活。他跟金克木老先生学习梵文和甲骨文；为中国哲学问题与当时的著名教授们吵架；兴致勃勃地做各类考古与考据问题研究；他为企业写了几年汇编语言，一天能写几千行；他也亲身经历了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风风雨雨。但当一切归于平静后，他还是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念念不忘。九十年代初他开始系统研究教育评价和人才评价问题，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有一次，在山东潍坊，张勇给学生家长解读学生报告，仅仅用了几分钟，他就把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风格、思维类型等特征一一指出来。“了解和理解一个孩子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你没见过这个孩子，不知道他（她）怎么学习的。”张勇解读出来以后，家长最典型的反应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中午去吃‘朝天锅（一种潍坊特色小吃）’，三十多个家长围着我问，我完全没办法吃。”
张勇的教育评价不仅能检测出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能检测学生的能力倾向，准确度曾让很多体验过的学校都感到惊讶。
2009年，成都红专西路小学校长委托张勇为他们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做测验，要求张勇按照学习能力的大小选出年级前五十名学生。结果选出的前五十名学生里，有三十几名都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这个结果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因为按当时的成绩，一班是全年级最差的班。 半年后，校长突然给张勇打了一个电话，很高兴地告诉他，当年检测的前五十名学生中，除了两名学生，剩下的四十八名学生全都被重点中学录取了。而当年一班的班主任是位数学老师，他不太重视学生的成绩，比较重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哈尔滨某重点中学，只有理科班，没有文科班，但张勇做出来以后，觉得自己可能出错了。他发现在二十几个班中，有两个班成绩不太对。“这两个班的学生明显不适合往理科方向发展。”张勇去送成绩的时候说：“这两个班数据不对，但我们查了两遍没查出错误来，过后我们要重新做。”结果学校负责人说：“这是对的，你不了解情况，我们确实有两个文科班，是高二理科成绩跟不上的学生组建的，但是我们对外不宣传。”
张勇是个崇尚简约的人，他更愿意将时间用于专业和研发上，对经营之道并不上心。但依赖出众的技术效果和专业水平，2008年至2013年之间，张勇团队的研究成果“极限挑战”般地在全国十几个省三千多家重点公立学校、几十个教育局、教科院得到了实验和使用。
2013年10月中旬，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及杨念鲁秘书长发出微博寻找张勇，国际著名教育专家、《高考在美国》的作者、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全愈博士和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姚敏副局长等做了联系接头人。锐意改革的杨念鲁秘书长在最初找到张勇时就说：“你搞这么多年评价研究，国家要评价改革了，你得参加。”但张勇在一开始时对国家教育评价改革信心并不足，更不太愿意参与庙堂之事。在杨念鲁秘书长的积极引导和安排下，最终，张勇与中国教育学会开始了深度合作，张勇站在了这次改革的最前沿。
事情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在采访快结束时，张勇也肯定了这样一些结论：
对学生来说，综合评价改革打破了以往“单一指挥棒、一考定终身”的模式，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
对大学来说，学校有动力降低统一考试的分数，因为有了一个更开阔的人才测评挑选的范围，可以在学业水平或者综合素质方面加权重得到人才挑选的结果，这有利于学校更好地挑选和培养人才；
对中小学来说，应试教育的权重下降，学校在做好学生学习、成长的真实记录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出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开展各种活动，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真正实施素质教育；
最后，办学主体向学校回归，政府教育部门的中介作用下降，更能轻松做好宏观管理工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至于时间问题，张勇则显得有些保守，“不好说，应该至少五年。”尽管如此，除了不惜余力的推动教育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外，张勇罕见的开始在各类学刊、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推动评价改革。显然，他还是有信心和决心。
本文来源：《教育家》杂志，记者：姚曦、王贞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