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0年代的全国“模范省”
1931年，黄绍竑要投入新桂系死敌蒋介石的怀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不仅要分开了，还成了敌人？
其实黄绍竑早在这之前已经厌倦了内战纷争，一年前就对李宗仁、白崇禧提出过隐退的想法，当时李、白怕引起军心动摇，竭力劝阻，这次广西在各军阀漩涡的战事中，新桂系在广西的基础再次稳固，黄绍竑又一次提出隐退，李宗仁、白崇禧只好同意。
黄绍竑离开新桂系时没有投奔蒋介石，他先到了东南亚一带观摩旅游调整心情，回国后经营自己15年前在柳州投资种下的桐油农场。但是，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春被国民党任命为内政部部长；后面他担任了多年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浙江省主席等职务；抗日战争后，黄绍竑又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黄绍竑在担任国民党政府官员时，多次周旋、平息蒋介石阴谋离间、破坏新桂系高级官员的关系，为巩固新桂系大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后在李宗仁要竞选民国政府副总统，蒋介石推出副总统人选孙科，他毫不犹豫放弃蒋介石推出的候选人孙科，毫不犹豫地帮助李宗仁竞选，利用他在民国任职多年资源，鞍前马后地帮助李宗仁拉选票，最后在李宗仁、白崇禧与黄绍竑等人的努力下，李宗仁终于在1948年4月竞选成功民国副总统。到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已经溃退到台湾，黄绍竑又作为新桂系代表，与其他人一起到北京与共产党谈判。据说在谈判的内容中他们为新桂系争取到：一、李宗仁任国家副主席；二、中共两年内不去广西搞土改；三、白崇禧还可以掌管30军队。但是李宗仁、白崇禧非要依据长江分江而治，这是决不可能的，李宗仁、白崇禧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于是乎广西在1949年12月解放，一向强悍桂系军队全部被林彪四野打得片不留甲，灰消湮灭，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去了台湾，黄绍竑和黄旭初去了香港。
黄绍竑之所以为新桂系做这些，都基于他离开新桂系时，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君子承诺：
“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不再破坏团体（新桂系集团）。这是我以后的行动原则，可以说是我以后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
【引自复印本，黄绍竑著《黄绍竑回忆录》208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1931年7月1日，黄旭初任广西省主席，新桂系开始了“新三杰”时代。
【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是一本写30年广西代很权威的书籍。但是，第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原文：“1932年7月1日，由黄旭初等9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宣告广西省政府成立，省政府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黄旭初担任。”这个时间是错的，很多书籍都提到黄旭初任广西省主席头尾一共19年，到1949年12月11日解放，如果1932年，广西就是1950年12月解放了，时间不对。这里还是用“百度黄旭初词条，1931年任广西省主席。特此说明。】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广西“新三杰”在中国军政舞台上开始连续登场19年，他们的角色是李宗仁宏管全局，主理外交；白崇禧主抓军务、内政；黄旭初大管家。从那开始是广西在全中国的另一番景象。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提出一个建设广西总纲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具体做法就是白崇禧制定的“三自”“三寓”总方针，内容是“自卫、自治、自给”，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他们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他们现阶段管治广西的各种管理理论链接在一起，把他们的理论穿上了一套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外衣，推行宣传“三自”“三寓”就是奉行总理遗志，是“实践三民主义”的“革命策略”。李、白、黄在“三自”“三寓”的基础上还理出一个《广西建设纲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新桂系特别是白崇禧做到了极致。
李宗仁一直在广州处理广西的外交事务，他留着三七分发的西装头发，最近他有事要回广西，白崇禧当时正在广西全省搞军训，规定男人都不准留发，必须都剪寸头。李宗仁启程回桂前收到白崇禧一封专门关于剪发的电文，李二话不说，把头发剪了。白崇禧那封电文内容是：
“全省实施军训，皆不留发，钧座返桂，当必为民表率。”
【引自白先勇著《仰不愧天》第26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码头迎接李宗仁时，看见李宗仁也是一身粗土布灰色军服，军帽子下面剪着平头寸发，三人会意相视而笑。
白崇禧努力地在广西全省推行粗布灰衣，男人全部寸头剪平，他对返桂公干的李宗仁也不放过。他自己更是首先剪发，每天是一身土布灰色军装衣帽，腿上打着绑带，脚上穿着两角钱的青布皂鞋，风尘仆仆地奔波到全广西各地，对军人、公职人员、大中小学生、民团演讲，白崇禧大讲特讲《三自政策》强军为先的施政理念，他最具有代表性观点：“我们的一切建设，都要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军事才能自卫，能自卫才能建设。如果离开了军事而妄谈教育，离开自卫而妄谈建设，那是一种自杀政策。”他反复提醒人们要首先努力实践“自卫政策”。他对“自卫政策”的解释是：“自卫，是法律上的名词，就是自己被别人侵害时，取正当防卫的意思。但这样的解释是狭义的，广义的说法，一个国家民族被别国异族侵略的时候，应该取正当防卫。现在我们所说的自卫，就是广义这方面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说的。”白崇禧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国家、民族和团体，因不能“自卫”而灭亡的历史教训，说明“能自卫者生存，不能自卫者灭亡”的观点。他说：“我们所主张的自卫，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为立场的，所以自卫的意义，近一点说固在保障广西的建设，使广西一千二百八十万同胞，都能够安居乐业，不至于受他人蹂躏；然而我们的最后目的，还在于保卫中华民族。”
【引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1期】
新桂系明白蒋介石对他们时时刻刻心存灭之，他们必须坚持反蒋。新桂系抓住蒋介石在江西对付中共苏区，对广西无所顾忌的有利时机，调整对外关系，卧薪尝胆，集中精力整顿内部，治理省政。新桂系认为维持广西割据得靠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因此，白崇禧提出治理省政，首先是整军经武，加强军事力量。但广西是穷省，连年战乱已使全省百业凋敝， 民穷财尽，大量扩充军队是办不到的。经过一番谋划，新桂系决定效仿古代“寓兵于农”“寓兵于政”“兵民合一”的办法，全力举办民团。白崇禧说，中国古代是军政军民不分的，如周朝的“寓兵于农，管子治齐寓兵于政，都是通国皆兵”。只是到了宋朝重文轻武，文武分途，相沿成风，结果积弱不振，被蒙古灭国。在这一点上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在自己著的《仰不愧天》写到：
“父亲提倡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原本是兵农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评宋朝重文轻武，积弱不振，遂亡于金元。他纠正中国人“好铁不打丁，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念。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他父亲：’尊崇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替洪杨翻案。太平天国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多为广西豪杰。父亲常以太平天国的悲壮激励广西人民，唤醒广西人民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引以为傲。’”
【引自白先勇所著《仰不愧天》第16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广西的民团，本有其历史渊源。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人士为了自保，组织民团，但这种旧民团并无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且多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广西新民团成立于1930年9月，当时中原大战结束，李、白败退广西，中央部队的滇、粤军入侵广西，当时粤军控制桂东南，滇军控制了桂西南，包围南宁，湘军又威胁桂北，广西可谓四面楚歌。此时桂军只有16个团的兵力，不足与中央军抗衡。同月，白崇禧率领第四、第七两军，由柳州南进，解南宁之危，为了防范驻宾阳一带粤军支持南宁滇军，白崇禧乃令第一师师长梁瀚嵩返宾阳组民团，在宾阳公路伏击敌军，结果粤军果然不敢越过昆仑关以西，与滇军建立联系。白崇禧因而顺利击败滇军，解了南宁之围，扭转广西覆灭的颓势。可以说民团，在关键时刻为保护广西安宁立下一大功勋。
尝到民团威力后的白崇禧，更是在30年代在广西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大办民团。白崇禧亲自任广西民团总司令，那个时候从18～45岁城乡男人都必须强制军训，统一规定广西大、中、小学、公职人员都要军训。高小实行童子军训练，在初中实行青年军训练，高中第一学期进行军训，大学要集中军训一年，每个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并规定军事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参加毕业考试。这样，初中以上的学生都成了预备军官。所谓寓征于募，就是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剞，用募兵的手段来达到征兵的要求。广西人口1280万，除了年老和妇孺外，约有团兵300万。1936年“两广事变”时，广东的陈济棠败逃香港后，蒋介石以近50万重兵三面包围广西，准备一举解决两广问题，新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当即动员全省民团120万人备战，并择其精锐整编成15个师，逼迫蒋介石最终撤兵，使蒋介石与新桂系握手言和，广西民团再立新功。
“如何振兴国家，抵御外辱，是当时有识之士苦苦思索的课题，父亲墨察近世西方列强兴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十九世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本为软弱散漫的邦联，而在俾斯麦执政期间，以他的强人作风，铁腕政策一举而将德意志擢升为统一强大的帝国，称雄欧洲。俾斯麦治德首要在强兵，所以德国才能成为一等军事强国，慑服邻邦。”
【引自白先勇所著《仰不愧天》第11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白崇禧他就想做广西的俾斯麦，从他手里改变贫穷落后的广西。为此，他首先认为在广西强兵，有了强大军事力量，就可以有富裕的广西，强大的广西。所以白崇禧在1931年至1937年，主政广西的时候，就以广西一省为示范，实践了他的强兵之道。他也寻找中国历史上由组织民众而达强兵之道的成功范例，管仲治齐，给了白崇禧最大的启示，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管仲“轨、里、连、乡”的现代版本。
广西的民团编制是以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村有村长，且兼民团后备队长，总率壮丁百人；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总率一千人；有些大县有区的，区有区长，兼民团联队长，假定一区有十乡，每乡有后备队一千，一区就有一万人了。这种组织类似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军事方面由总部到区指挥部、县民团司令部、联队、大队、中队。政治方面由省府到县政府、区、乡、村、甲。民团组织，首重基层干部训练。干部不但负责民团训练，而且负担国民基础教育的责任。这就是广西当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再就是村长兼任民团后备队中队长，和团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等学校校长，实行“一人三长”制，使军事领袖与行政主管、学校校长合而为一。如此，既节省人员、机构的开销，又消除了政、军、教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从省到县，以至基层村、街，层层贯彻命令的严密组织，正是三十年代广西建设成功的要素。这让广西一个巨大的“斯巴达式”大兵营，广西民团还有自己的《民团歌》：
“谁能捍卫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谁能复兴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族四万万，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曾咬文嚼字，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同志们莫长吁短叹，救亡救难，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们，莫偷闲苟安，强国强种，惟我民团！”
【引自白先勇著《仰不愧天》第19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民团成员，不管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不管是公务人员员，还是老百姓，都要普遍接受军训。清晨5：30各地晨炮一响，全广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家都要起床，10分钟后打好绑带，操场集合参加早操。据当时一些到广西参观的人记述：
新桂系自从从广西最高机构，大中小学，再到最下层的乡村民国干部培训后，全广西的思想出奇地整齐划一，其他的不说，反映在衣着上也是整齐划一的，出现了“广西灰”一种色彩。因此桂林从上到下，公教人员、大中学生、各业职员，无论男女都时兴穿浅灰色布军装，戴军帽还打绑腿。这种衣着打扮，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行头。市民上班、做客、出席重大场合都穿它，甚至男女青年相亲找对象，它都是最佳选择。这种“广西灰”是军装的浅灰色布，正是广西本地生产的土布，又结实又耐用，故而被被称为“广西灰”。
这土布“广西灰”大都在广西玉林、桂林等地作坊，和家庭织布机生产，印染，最少的家庭就一台机，妇女们闲暇之余可以赚点家用。新桂系的“广西灰”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节俭的广西军营消费时尚文化，同时为广西发展自己工业创造效益，更为百姓创造了收益，桂系一石多鸟矣！
李宗仁、白崇禧的“自治”，就是要加强广西的自己管理，为此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广西诞生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同志会”秘密组织。
几年的腥风血雨让李宗仁、白崇禧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新桂系統辖势力曾经从两广、两湖，直至山海关，那时候的势头比蒋介石的还要强大，却突然一下子被蒋介石打得地崩山裂，逼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要只身出逃香港、越南，最后才回到广西，偏守西南一隅？而蒋介石反而可以越战越勇，几度下野，又几度上台，还更上了一层楼，最后用阴谋诡计，各个击破等手段紧攥住中国最高权力？新桂系们数度思考，各方征询，得到各种各样的反馈，其中王公度的说法让李宗仁、白崇禧醍醐灌顶。
王公度，原名王世杰（1895-1937），广西桂林永福县人，出生书香之家，1920年毕业于广西政法专门学校，1926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年后回国，效力新桂系。王公度知识渊博，办事精明干练，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曾主笔《广西建设纲领》。
王公度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行，靠的就是其下属尤其是其嫡系骨干及心腹强大的控制力：’北伐战争时新桂系势力很强大，从广西一直到山海关都有两广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到了民国18年（1929年）蒋介石跟桂系一打仗，桂系就垮台，逼得退回广西老家？原因是蒋介石有秘密组织，还有公开的国民党，而桂系没有，平时就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军队，所以一打仗就发生叛变投降，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此应该建立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使军政骨干都宣誓效忠于李个人，另外，通过这个政党的秘密组织派出去党员去监视军队和政府的首长，那就不会踏上民国十八年的覆辙，桂系的统治权就巩固了。”
【引自李智勇、张亚、王学标著《白崇禧传》第1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王公度的建议李宗仁、白崇禧非常重视，他们于1930年成立了“革命同志会”，后改名为“三民主义同志会”的秘密组织，政治纲领其中有一条就是：确认蒋介石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而其他党派为本会的同盟者。该会实行会长负责制，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所有入会会员要在孙中山遗像前，向会长，或副会长宣誓、效忠。由于李宗仁长期驻扎广州，新会员入会宣誓大都由白崇禧负责。
能否达到入会标准，不以其在新桂系的身份、地位、级职为标准，而以李宗仁、白崇禧对其本人的评价为主要条件。新桂系这个秘密组织先后发展了500人左右，他们都是新桂系的重要干部，在新桂系发挥骨干作用，并充当李、白的耳目，秘密组织提高了新桂系集团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向心力，巩固李宗仁、白崇禧对新桂系的控制力。
“三民主义同志会”的主要目标有两条，第一，是视蒋介石为头号敌人；第二，树立李宗仁、白崇禧在新桂系的绝对领袖地位，所有人都要效忠李、白。围绕这两个目标，王公度将他的情报工作分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进行。王公度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情报机构，刺探南京政府的军政情报，培养了一批精明强干的特工，挫败了蒋介石对新桂系的一次又一次颠覆阴谋。王公度确实厉害，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蓝衣社，都被他渗透了，蓝衣社组织的文件、名单之类，广西这边很快就知道了。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新桂系又重新回到蒋介石的国军系统，他们的秘密组织基本结束，后来王公度也因为成绩显著得罪了新桂系集团的多个高层，包括三号人物黄旭初、军队将领廖磊、夏威等，加上王公度自己权力大后忘乎所以，私情、冤情等多种原因叠加一起，他也被李宗仁签署杀令枪决。白崇禧知道此事后深为遗憾，说杀王公度是过火了。
新桂系的“自治”除了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之外，公开的活动是吸取蒋桂战争失败教训，大力培养忠诚干部。从1931年起新桂系集团在广西创办了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广西县长训练班、广西行政研究院等，轮流调训中层以上的干部，招考知识青年培训。学习的科目有“三自”“三寓”政策，《广西建设纲领》，地方自治等，强调三民主义思想，广西人爱中国、爱广西、为广西服务的精忠奋勇精神。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常常亲临训话，省高级干部亲自担任各科教员，主持考核。考核合格回原职或分派到别处工作，不及格被免职。县以下乡村干部则由广西民团干校训练。1932年－1933年间的调查，桂省所用人才均极年轻，各机关人员年龄在20至40岁之内的占80%以上。这批年轻干部，取代了以往的旧式官僚，1934年8月，广西省一下子免除了20多名县长，代之以受过高等教育、肯负责任的“新人”。对于把持地方的“土豪劣绅”，李、白等人毫不留情，一律清除。
胡适在30年代到了广西桂林，他在《南游杂记》中如是写道：“在那独秀峰最高亭子上的晚照里，我们看那些活泼可爱的灰布青年在那儿自由眺望，自由谈论……”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广西灰”在民众中的流行程度，更是反映了当时整个广西被新桂系思想强化的深度。
再次想起白崇禧专门电文李宗仁将花旗西装头，剪成寸板头，到广西全部男人都是寸板头；白崇禧自己天天打着绑带，一身灰色土布军装，二角钱的青布皂鞋，结果引起全广西男女老幼效仿，全省都是一身土布的“广西灰”。
白崇禧如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也是如此。
黄旭初从1931～1949年当了广西省（当时广西称省）19年广西省主席（即省长），他在黄绍竑离开广西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广西铁三角的“新三杰”。是黄旭初为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看家，他还真把广西这个一穷二白的家管得整整一条。蒋介石一直想拉拢黄旭初离开新桂系，但黄旭初忠诚于李宗仁、白崇禧。气得蒋介石直骂：“娘希匹，李宗仁、白崇禧的看家狗！”。他治理时期的广西政府还是廉洁的，整个省政府只有8辆车，省政府没有一辆私人专用车。黄旭初五短身材，足登青布皂鞋，一身洗得变了形的“广西灰”粗布中山装衣服，步行上班。黄旭初走在街上如无人指点，谁也看不出他是广西省主席，倒是很像一位小学教师。他喜怒不形于色、部下都很怕他。黄旭初有本事听对方侃侃而谈，一谈几个小时，即不发文，也不置评，却都记于脑海。第二天你可能连升三级，也可能被推出辕门斩首。
“自给政策”是广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当时的广西也有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桂系在广西农村推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设法使农村做到“耕者有其田”，白崇禧在论《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对农村建设，提出下列几项重要措施：
一、设立村仓，每村设立村仓一所，累积农产品，一方面可以用低微的利率，放贷给贫苦农民，一方面可以救济灾荒。每年新谷登场，政府征收实物，各地建仓库，存储征来稻谷，作为公产。来自私田的，自耕农缴百分之一，地主缴百分之五十。到了来年三、四月，谷价上涨，便开仓出借干谷给其它农人、工人。等到九月收获时，再加二成归还。对于公有土地，则实施公耕，利用民团力量，征调团丁，在闲暇时，进行耕作。在冬天，利用农民的休息时间，集用抛空的田地，调动民团后备队去共同耕作，收获的农产品，完全存入村仓，准备做公益之用。
二、高级干部新桂系采用楚才晋用，不拘一格选用各地人才为广西服务。
黄华荣，广东人墨西哥华侨，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1929年在广西任建设厅技工，后来当建设厅长。广西曾请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到广西各地做实地调查，后来丁博士给出的结论认为：“广西土质是黄土，不是粘土，很少矿，即使有矿层也很薄。”但是黄荣华厅长说：“丁博士是权威地质学家，但仅凭肉眼观察，走马观花，没有用科学仪器探测，不足定论。无论如何要买探测机实地探测，再穷也要买。”于是建设厅想尽一切办法挤出资金，买了一台德国探测仪回来，后来经过探测，发现在富川、贺县有中国蕴藏第一，矿品最好的锡矿；在武鸣发现鉑矿，可以炼出黄金；还有合山煤矿，有丰富煤脉。白崇禧后来在《白崇禧口述自传》382页里谈到开采矿物资源这一点，他说：“广西经济立即改观，尤其开锡矿简直有点疯狂，小姐把钻戒卖了投资开矿，因为开矿，一定发财。”
【引自白崇禧口述，贾廷诗、陈三井等记录《白崇禧口述自传》3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
黄华荣不愧是美国哥大毕业，深懂从管理中创效益的门道。广西出口桐油，大都从西江运到梧州，再运到香港。广西的桐油没有标准，一些不良商贩在桐油里参假造劣，使广西桐油被香港桐油商低估价格。黄华荣任广西建设厅长后在梧州设立检验所，所有出口货物一律要检验合格才可以出口， 从此以后香港商人看到梧州检验所的章印，商品全都按照国际价格买入，外汇照结。桐油，当时在国际商是紧俏物品，广西的桐油只从被黄华荣定下检验所的质量标准后，广西出产的桐油从默默无闻，到产量到质量都跃居全国第一，打开了国际市场。桐油花也被当时新桂系定位广西的省花。
黄华荣厅长管理广西国内大种商品也是按照质量标准管理，使广西出品的锡鉑，让用锡箔用户，一定采购广西出品。在管理商品质量同时，黄华荣还在商品交易上做文章，黄华荣厅长建议广西政府直接与外商交易，减少中间商环节，大大增加了出口商品的利润。黄华荣除了办事干练外，他本人也忠义廉洁，让人敬佩。比如当时开锡箔矿，都很容易赚钱，但黄华荣厅长一介不取，他有三个女儿，自己收入不丰，全靠他太太在广西大学任教补贴家用。
黄华荣任广西建设厅长时广西乡村都要通道路，通电话，他说：“先不求其好，而求其通，不必用柏油筑路，不必用钢架水泥筑桥，用沙石筑路基，用木材建桥。”这样各乡村都通马路。乡村电话也是易简建成通话，形成了广西交通通讯网络，后来抗战时期，全国空放司令黄镇球认为广西的乡村报警全国第一。
广西当时除了黄华荣这样顶尖人才在广西任职外，还有：
马君武：德国柏林大学工程物理学博士，曾任民国广西省省长、广西大学（广西第一所大学）的首任校长。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出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重要职位。对于普及广西国民教育、强化“三位一体”基层政治建设，有重大贡献。邱为人刚正不阿，实事求是，而且一丝不苟，十分清廉，选拔人才一律采考选，考取者要受过训再看成绩，好的签呈主席任用，杜绝八行书私荐，他这种不买帐的作风难免招怨，在党、政、军联席会上有人攻击他专擅，白崇禧极力维护，“我们要奖励这种人，不能动他，人家认真办事，我们要人办事便应给他用人行政权，分层负责，否则他不能放手去干了。”【引自白先勇著《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留法，名艺术家，这时期徐游学广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特设“桂林美术学院”，请徐悲鸿当院长。
李四光，湖北黄冈人，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地质，到广西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后接马君武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此外还有汪士成（留德学医）当广西医学院院长，王仍之（留法，学兵工）任广西兵工厂厂长等。而广西空军重要成员如广西航空学校校长林伟成等，多为广东人，空军教官则聘请英国人及日本人。抗战时，广西空军多归中央指挥，立了许多战功，而牺牲者，十之七八。
因此，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主要干部虽都是广西人，但也有不少外省人士参与，而且贡献颇大。广西建设成功，领导人物的精诚合作以及以身作则也是重要因素。《大公报》名报人胡政之参观广西建设后对广西领导如此评论：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因为他们三个领袖皆能用各人所长，来以身作则，把勤俭朴质，刻苦耐劳的风气，树立起来，传播到全省。
【引自白先勇著《仰不愧天》第26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0年代新桂系管理广西的成绩斐然。1930年时，广西公路为2197公里，至1935年就增至6445公里。那时，铁路交通也有发展，建有湘桂、黔桂两条铁路。广西教育在二十年代远远落后于其它经济发达的省份。三十年代广西大力提倡国民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以扫除文盲。因为广西财政拮据，教育经费有限，因而广征庙产，改为学校，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与村卫乡镇公所、民团后备队部合用。实行强迫入学，采取儿童、成人合校分班的办法。据统计，在校学生，1933年的入学儿童为658000多人，1938年增至1638000多人，五年间增加了249%，成人入学人数则从47000多人，猛增到1337000多人，五年增加比例为284%。
30年代新桂系管理广西卓有成效的，引起了中外名人，个人及团体，络绎不绝到广西参观。不少人并撰文评述，抒发观感，多持肯定之词：
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称为近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
“在余所经历各省中四川最富裕天然物产，而政治最为腐败，广西最贫而政治最为优良。予在离别中国时，得见一新中国之曙光，心可安然无憾矣！
广西在十年内，不难成为中国之丹麦也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徳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予觉广西有许多政治与苏俄现在次第实行者同，惟广西之实行此种政治，并不假手于苛暴之独裁耳。
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之制定，而可称为模范省者，唯广西一省而已！凡中国人之爱国具有全国之眼光者，必以广西以为荣。”
胡适于1935年1月到广西游历了两个星期，他参观了不少地方，他在《南游杂忆.广西的印象》中写道：
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评论很多，都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演讲时，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民盟”领袖的罗隆基到广西演讲：“兄弟从未到过南宁，但从各方面得知广西之政治建设都好，因此希望广西弄好之后，仍要推及去把全中国弄好，以至使外国人称誉广西好，而推至称誉中国好。”
一些外国人士对于广西建设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Sir Robert Lytton）九一八事变后到中国调查日本侵华事件，对于广西的民团组织，他如此称赞：“假如中国有两省像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落基金代会表耿士凯：“今天来到广西，非常喜欢，因为洛先生基金在中国协助者，今天将注重中国之农村建设事业，而广西政府正注重农村建设，且有优良的进行计划，广西比欧洲的前途实为远大，因为欧洲方面，正准备战争，做着各种破坏工作，广西则在进行建设，照广西政府的理想与计划，已见诸实行。这不但是广西的幸福，亦即是中国的幸福。”
日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
“广西现政府与全省人民，都努力实行精神的革命，组织民团，向改善全省人民生活，提高向上精神，肃正纲纪、巩固国防等等的目标勇猛前进。广西除了有23万正规军之外，又加以过去两三年间被组织训练过的民团，约有30万人，所以广西比之他省之复兴精神，可夸中华民国全国之冠。”
【以上“从南开大学开始～必以广西以为荣”引文皆出自白先勇著《仰不愧天》第34～35页，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30年代的新桂系，在广西实行强制性先军事的政治管理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如果新桂系这种先军事体制是完全正确的，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又为什么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里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没有运用？而且当时实施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统治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又如此巧合地在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战败国？况且就是斯巴达的军事主义体制本身，也受到后人诸多批评。
新桂系30年代的“广西灰”、“寸板头”，是不是也承载着一些历史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