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利用闲暇的时光，拜读了许倬云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看起来可能比较生涩，但是许倬云大师手笔，把哲学的问题写的非常通俗易懂，而且书中的很多内容我们都非常熟悉。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了我此前很多认知的误区，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的认知。
读许倬云先生的第一本书是《万古江河》，对许倬云先生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不过看了许知远对许倬云先生的采访后，对许倬云先生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这位身体不便的老人，对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思考。当然，也对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期待。
这本书完全不是传统形势的哲学书，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贴近生活。就系统理论的层面，涵盖了道、儒和佛三家，当然作者并不是就此铺开说理论，而是和中国人的生活、认知联系在了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接触老子的《道德经》最晚，但是感觉更受用。道德经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是备受追捧，国家领导人说话经常引用，白岩松的生命之书，马云也是很懂。不过道德经相对生涩，所以给大众的阅读难度较大。另外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表述的，也是很多人比较难以理解的。比如有和无，有很好理解，但是无就比较抽象了。但恰恰是无的部分才是更高妙的，比如人不能一味的追求有的东西，无的部分更是非常重要。苦难深重的古代先民，如果不是佛教等无的部分的支撑，应该说内心会多了太多的煎熬。
就个人对儒家的理解而言，儒家有太浓厚的时代局限性，当然每个理论都有时代局限性，所以我们现代人应该取之精华、弃之糟粕。孔子是儒家的标志，但是孔子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他倡导的是其实是周礼，是对散落民间周礼的整理。这些理论对大众规则的养成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儒家更多的被用来统治百姓的理论工具，所以现代人应该辩证来看。
至于佛教，虽然是释迦摩尼开创的，但是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却是六祖慧能的开创。因为六祖开创的禅宗，更适合普通人修行。没有清规戒律，没有道场庙宇的限制，可以结婚还可以吃肉喝酒。因为禅宗说的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只要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所以禅宗，可能帮助了更多的人。
接下来，许倬云先生说到了四部小说，水浒、三国、西游和封神榜，他认为这个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四部小说，因为这四部小说对中国人的很多文化特质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小说之外，许倬云先生还说到了很多古代传说和神鬼故事，这些都是中国人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当然，也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另外一个部分，许倬云先生梳理了中国人的人际网络和多元互动的秩序，这个一部分虽然我们身处其中，其实往往也有些许困扰，但是通过先生的梳理，你明白其实个人需要人际网络，同时也受到网络的限制。
当然书中也说到了中国人的饮食、中医、堪舆等等方面，我们以往会认为堪舆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中医也有精准性不足。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堪舆、中医等也有无可否认的科学地方，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包括说到的易经也是一样，是古代先民试图对和自然相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类。
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倬云先生对中国人对时间、节气的梳理。身处工业时代的我们，其实早已经模糊了对节日和节气的理解。但是在农耕时代，端午、中秋、冬至和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天我们读来确实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确实是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但是就如同许倬云先生自己说的一样，不是招魂是前驱喝道。因为许倬云先生认为，在西方文化影响大家多年之后，西方文化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老美的疯王，那就活脱脱一个商人，而且是极度自私自利的一个商人，哪里是大国的领袖呀。疯王就是过于强调了有的部分，不懂无的部分。所以西方的文化已经过于功利了，孔子说过犹不及，当过于功利的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危机必然要来。所以许倬云先生，希望中国的文化能给混乱的世界一种选择，一份启发。
=========以下是读书笔记=================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而这又与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
传统中国是农业国家，通常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是在农村中生活。他们综合了太阳、太阴这两个周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除了月份和节气，他们还必须考虑不同作物生长的季节，以及自己完租纳税的时节——纳完了租税，余下的农作收获才是一般农业农民家庭的生活资源。于是，为了应付这些需要，有几个重要的节日成为一年中的几个大关口。第一个关口，是春季之后的第一个收获时节，即五月五日的“端午”。在华中以南，这是收获第一次农作物的时间，主要是蔬菜瓜果；在北方，则是秋天下种的麦子到这时候要收获了。
第二个关口，则是八月十五月圆之时，全国各地正处秋收之际。而且，因为空气干燥，没有水气的蒙蔽，秋天的月色特别明亮。在收获的时节，一家人经历了漫长的劳作以后，在一个凉爽的月夜，可以愉快地团聚，这就是中秋节。这一个时期，对于城镇中的商家而言也很重要，有的要准备接下来收购农产品的资本，也有的商家正在结算上半年的营收。 第三个关口，是农历的十二月，在古代称之为“腊”。古代的几个国家或皇朝，各有自己的“腊”，汉代的“腊”在十月，后世则大致定于十二月。腊是古代一年的开始，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以政府立场而言，下一年度的收入大概可以相当准确地估算出来；
“冬至”也就是相当于公历圣诞节前后一两天，以太阳年而论，这是昼日最短的一日，是太阳走到最靠南回归线的时候。农作物基本上都已经收获了，田地也已清理干净了，该卖的卖，该买的买，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新年。所以，“冬至”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一年忙碌过后可以喘气的时候。再下面，就是阴阳合历年度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即所谓的“新年”或是“新正”。在中国领土之内，除了南边沿海各省没有明显的季节差别，大部分地区，新年正是田野休息、农夫们也休息的唯一时期。
阴阳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认识到两性交合、创造新的生命这一过程，才将生命力归纳成为阴和阳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不能独立运作，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女娲和伏羲必须同时存在。阴阳之间，应当调和而不是对抗。在两个因素之中，永远是寻找平衡，任何一面的过强或过弱，都会造成整体的不平衡，进而导致灾难。
中国的文化中，事物的分类有其特色。我们熟悉的五行、四季、三辰，都是分类的理念。这种种观念里，五行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套分类法。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的良渚文化就有一些作为礼仪中心的人造土山。其中有一处土山，山顶上就有一个筛过的细土筑成的平台，平台上有青、红、黑、白、黄五个颜色的泥土各占一方，黄色在中央，这个也许就是中国五行观念的开始，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四方，再加上一个中心的土（黄）。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春秋正是一个轴心时代，人们开始以抽象的思考和超越的观念来解释周遭各种现象。在其他的文化系统中，他们的轴心时代也有类似的以抽象与超越的思考来解释宇宙。
总结言之，无论药疗、针灸、烹饪，中国文化都根据四分、五分种种多元因素或成分之间的彼此互动、互相补助，发展为复杂的动态系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如此多元互动的变化。这是中国文化特具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一种与世界别处文化迥然不同的观念和态度。
《易经》是讨论变化的经典，自古以来，对于“易”这个字有三种解释：一个是经典本身；另一个是“变易”，也就是变化；第三个是“不易”——一切变化都在不断进行，但是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这一“现象”却是永恒不变的。易学的学者们常以蜥蜴作为“易”的原称，蜥蜴是不断变颜色的小爬虫，正是借喻《易经》所说的变化现象。
《易经》的命名，如前所说有一层意义是“改变”，也就是永远不断地变化。不仅各卦之间有卦变，每一卦内部从底线到顶线，也是阴阳交错替换，表达了两元之间的不断转换，说明这两极之间的动荡。 《易经》的筮卦原来是作为占卜之用，各卦所陈述的现象，也许都是一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个例——以一个符号来代表那一类现象和情况。占卜到那一类现象，就作为面前要处理的疑问，以曾经发生的案例作为参考，甚至据此预测其可能的后果。这一条途径，就是所谓的“象数之学”；另一条途径，则是通过总结过去许多成败兴衰的个案，归纳出一套个人应当趋避的选择路径，即所谓“义理之学”。易学向来就是这两个方向。由于古代筮卦的作用确实是为了预占吉凶，所以象数之学是更为原始的面貌，义理之学是后来的延伸。
《易经》呈现的总体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成功不会持久，失败也有回头的机会，当事人自己的作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成败的方向。
我有一位老朋友裴德恺，从《道德经》中抽出十句名言，当作道家处世态度的形而上学依据和行为模式的指针。这十句话，排列如下：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3、治大国，若烹小鲜。
4、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5、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6、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7、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9、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1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道德经》认为，道代表变动的原则，德则是各个变动因素的属性，两者相合才有变动的现象和过程。这从《易经》变化的系统来看，儒家和老庄也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高度的积极性；但是从《易经》的变化中，儒家也发觉祸福相依的正反辩证。老子正是从正反辩证，肯定一个原则与属性互相配合的变化，庄子却离《易经》的传统比较远了。容我借用当年胡适之所说的“差不多先生”，这个名称似乎颇可用来形容庄子的齐物论。在“差不多”原则下，正反辩证也变成模糊了，于是，戒慎恐惧的心态也将无所着落。
正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我们才会设想有一位伟大的力量，我们将他人格化为代表各种自然力的神祇，如天神、地母、山神、水仙等。
佛教中的观音，在原始佛教系统之中是菩萨，不是佛，也不是女性。可在中国人民俗信仰之中，观音竟成为汉传佛教主要神明，则是由于母亲形象的救赎能力，被塑造为受万民敬拜、救苦救难的女神。
如果以圣和俗为区分，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系统，毋宁是以圣从俗：神明的系统，实际上就是政权管理的系统，一样有套分工的制度。一般宗教超越的理念，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被还原于日常行为的模式，甚至报应、轮回等观念，在民间信仰之中可能只是一个潜台词，并非核心关怀。人和神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与人间的交易一样：有承诺，也有还愿；有祈求，也有报酬。于是，一般宗教中神圣超越世俗的现象，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不显著。在本章中，以无锡和台湾两处民间信仰的庙会和出巡作为例子比较，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信仰系统与社区的整合和营造密切相关。同时，社区之内的共同生活体发挥了许多功能，在一般的建制宗教之中，信仰关注生活的程度反而不如这种庙会深广。民间信仰涵盖的社区现象，真可以作为比较者，可能是前现代的欧美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对于社区而言是一个中心的团结力量。在近现代中国的佛教、道教，很难具体组合台湾和无锡民间庙会如此深广的祭祀圈，如此具体的世俗性。
从汉代开始，儒、佛、道三大系统，可谓中国人的主要信仰。
综合言之，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或其混合教派，在近百余年均呈现淑世的趋向，亦即杨庆堃指陈的“世俗化”：从理论的阐述转化为虔敬与实践，由寻求出世的解脱转向入世的救助与扶掖世人。凡此趋向，一方面可能接受儒家修己而后安民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世界例如基督教的发展方向相似，由接受神学理论走向注重虔信的教派运动。这一从“神圣”走向“凡俗”，也许是各处类似的历史趋向。
儒家理想以仁为本，仁的定义是忠和恕：忠是内心之“中”，恕是我心如他心，仁则是二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儒家的基本观念，正是儒家伦理的基础。
在这差序格局之内，个人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理解个人是集体中的一部分。然而个人也知道，个人不是由集体支配的，个人对集体的义务与他可以从集体所获得的保障互为因果、互相依附。中国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高张相对比，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社会因个人主义过度发展而面临的碎裂与瓦解。而且，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出于利益的合约，而是基于人性的感情——利尽则交疏，人性之间天然的感情，却不会因为利益之有无而就此断绝。这是中国文化中超越性的价值，也可以扩充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
石猴成了精，他学艺的地方，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老祖师须菩提（佛教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灵台方寸是“心”，三星斜月就是“心”的字形。这一出身的解释，很显著的标示主题：灵猴就是心，也就是你我众人之心。
西行路上种种的灾难，从表面上看来，只是玄奘西去求经的途上，曾经在沙漠之中幻觉里的种种邪魔妖怪。然而，真实的意义则是在“心”的求解放的历程上，必须面临种种的诱惑。唐僧同行的人物，悟空是“心”，白龙马是“意”，心猿意马反过来就是在强调心要去的方向，和意自己走的方向，必须互相配合。唐僧是智慧的象征，或者是虔诚求道的象征；他不能放任意之所向，必须要有心来驾驭。猪八戒法号“悟能”，本身是一个因为被“欲”诱惑，从天庭堕落为猪身的天蓬元帅。他的能耐也不小，至少有三十六般变化，而且身强力壮。在西行道上，他的功夫却不在正面，反而惹是生非，带来许多麻烦。如前所述，那些麻烦不是色欲就是食欲，再不然就是逞强好胜的欲望。猪八戒经常说小话，在背后迷惑唐僧、糟蹋孙悟空：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可是，他有他特别的“能”，能也必须由心驾驭，才能配合“智慧”想要走的方向，完成求道的任务。沙和尚法号“悟净”，原是天庭的卷帘大将，犯了小错被贬入流沙河，等待唐僧西去途上收其为伙伴。这一行五众之中，沙悟净最没有特色，然而挑担追随，一切供给都在他肩上。“净”代表清净，是水的象征。也只有净，心才能够无所牵绊，智才可以前进无碍。
这四部小说串成系列，似乎可以想象为人类理想境界悲喜剧的四段乐章：水浒是由“聚义”结合为一个理想人间，其间的尝试和破灭令人唏嘘；三国是挑选“义”这个字，塑造为几个典型人物，他们功业未成，却留下理想人格千古彪炳；封神是对于善与恶、成与败种种对立和斗争，提出辩证过程的对抗、超越和解脱，最终出现共存的和谐；最后，西游竟将人间的许多艰难困苦，内化为人类内心的挣扎，由认识欲望到克服欲望、提升自我，终于悟解一切俱空而得到自由。因此，这项小说的串联，谱成了既悲又喜的人生心路。
现代文明的支柱，如前文所说，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加上对现代科学的追寻。在西方力量主宰全世界时，现代的世界文明，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带来的文明基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文明带来了现代人类生活的一切，可是也带来了独断精神和个人主义。如本章前面所说，现代文明的困境，也就种因于这些文化基因。
宇宙永远在变动，人类的世界也永远在变动，既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普世的规则。这一切信念，都必须建立在“适当”的条件下。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过犹不及：“不及”是没做到，“过”则是超越了其应有的限度，或是在量的方面过分，或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自恃完美、不容改变，其后果都是僵化。
中国的宇宙秩序是多元互动，有五行的相生相克，也有阴和阳二元的相背、对偶。在《易经》之中，变化不断地进行，任何变化都会引起更多的其他变化，宇宙间是在永远寻求均衡。凡此特色，与其说是仰望上帝神圣的主宰，毋宁说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一个大系统内追求永恒的平衡。衡态是一个追寻的目标，然而衡态不能停留，一切状态都只是过程的一个逗点。这种境界的设想，遂与欧美完美宇宙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以上两种中国的传统理念，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是饮食、医药、居住的“风水”观念，还是人立身处世的心态，都反映了上面这两段所说的宇宙论和知识论。
中国人的精神形态是多元互动，从接触而融合。于是，许多的对立都可以完成辩证性的转变。在如此转变过程之中，又经常顾虑到不要过分——过犹不及，在钟摆的两边摆动太多，即可能颠覆了辩证的过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内发的，也就是人自己从观察到感觉，以至酝酿、吸收，最后到达内心的觉悟。这种精神生活，其特点是最终能够达到圆融的境界。如此种种特点，大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中国人能够逐渐形成如此的精神心态，大概由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在每一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同内涵的个别文化彼此接触、调节、共存以至融合。如前面所说，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因为天然环境的差异，曾经发展过不同的信仰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区域之间的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然后，又与域外不断接触，从中东、印度、欧洲引进了那些地区文化的成分，成为中国文化采撷的养分以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