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焦虑与不确定性

（政治性焦虑翻译自APA用词Political depression，但其所指并非中文语境之政治，而是包含了狭义的政治概念但含义较之远远宽广，实应视为社会性之意。）

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性焦虑的广泛传播，相类似的现象已经可以从我们身边观察到。

政治性焦虑体现在个人因为政治性事件而产生的焦虑，包括但不限于与其切身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造成的焦虑与与自身缺乏关系的政治事件引发的焦虑。前者一般由自身所处社会社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或出现剧变风险，从而导致自身对命运的掌控度出现严重的（主观意义的）不确定性而诱发的焦虑思维，2019年-2020年，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报告了政治性焦虑引发神经官能症的公共卫生预警。后者则来源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媒体习惯于夸大负面事件，从而导致悲剧性事件的激励引发情绪敏感的人群在缺乏掌控感的前提下产生负面情感，从而引发的焦虑甚至心理类疾病。

在全球化环境下所建立的价值观缺乏强有力的非理性根基，长期繁荣社会所塑造的个体框架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与应对不足，缺乏市场与社会经验的知识人群富于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并将世界在其框架体系内反应出来的不断变得美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三点因素是诱发政治性焦虑的重要原因。然而，与自身无关的悲剧性事件导致焦虑诱发来源于对类似事件在自身或自身周围群体的一种想象投影，是相对容易解决的。而(主观上认为)危及自身的事件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影响则更加隐蔽且难以消除，例如COVID-19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种事件所造成的的无力感并非全然来自想象，反而一定程度的已经投射在现实生活中，即达成了外部观察与内部洞察的一致性，使得理性加强了主观想象并作用于潜意识。因此，无法通过相类似的手段解决此类焦虑问题。

在目前不确定性社会已成现实的前提下，缺乏抽离感、难以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社会观察爱好与思辨爱好的结合将会严重的加剧政治性焦虑发生的风险。

此时，首要的工作是承认。承认个人在世界面前的无力感；承认不确定性是前提与必然；承认世界并不是一定会变得更好；承认信仰不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应当是主观意志对理性行为的投射的基石；承认进步并非由所谓进步理念推动，实则因进步理念无视社会运行规律与人性本身往往带来混乱。

其次是接纳，接纳将自己、亲人与所爱者置于更高的框架中；接纳目标的小范围化与局限化理所当然；接纳具有有限的感官与大脑资源并接纳这些资源应当被尽量用于高框架团体-自身、亲人、爱人当中；接纳不完美性的广泛存在意义。接纳不将过度的将热情投放在宏观意义的不确定性与远方的恶中。

最后是抽离，抽离的目标是更加理性的个人的注意力、情感等稀缺资源予以分配，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所钟爱的人与所热爱的事业中去，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如何应对近在咫尺的不确定性事件而非远方的恶事件和宏观的想象中。

上述方法并非鼓励政治性的冷漠，而是赞同合理的政治与社会关注：每个人的情形有所不同，自己最应当为自身负责任，任何与外界的联结的选择，都应当建立在自我觉察的基础上，而非因外界连接和精力倾注，伤害或损抑了自我觉察与完善。总体上说，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自我、爱人与亲人，倾注于带来愉悦感受与热爱意义感的事情，倾注于具体的微小的行动与进步，是一种更加合理与有益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