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事

工作的第N年,我被下放了。名为交流,实则拔除某些人的“眼中钉”。不曾想,以忧伤开头的那一年,却成了最值得回忆的一年。

学校在一个临河的小村庄,迂回曲折,一直到村子的尽头,灰旧的墙上是一排红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我总是最迟进校,最早离校,两轮子载着我横冲直撞,很痞气。

学校不大,老师也不多。除了体育课由校长负责,其余的都是自己的课,人人都是全能。同事中有个可爱的老头,一头斑白蜷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我戏称为“雀巢”。他家是开小饭店的,偶尔衣服上还能沾上些面粉末儿,看着更觉有趣。老头总爱和小姑娘说当年的那档子事儿。他说起年轻时因为醉酒让学生一直午睡,日落时,有家长来学校找时,他还迷糊不醒。也就当年能干这糊涂事,换成如今,不成典型才怪。老头每天蹬个破自行车,突然有一天,鸟枪换炮了,换了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共产主义提早实现了。老头一个上午捧着车子的说明书研究。下午,老头没来,他的儿子来了,说是给老头请个假。追问原因,说是午饭后出门,误把油门当刹车,没转过弯来,愣是冲破对面电焊铺子的两扇铁门才熄的火。再问人咋样,说没事,俩肋骨断了。众人唏嘘不已。没多久,老头的儿子又回来了。这回是来取说明书的,说是车子面目全非,得看着说明书才能装好那些个零件。心里痛骂自己一百遍,除了深切的同情,还是觉得好笑。休养了半个月,老头又上班了,还是蹬着那辆破自行车,还自嘲,实在不习惯新式武器,碰到下雨天,居然还能把腿给提起来。

如果说“雀巢”是出肥皂剧,老杨就是正剧了。老杨年纪更大些,因为先天的不足,个子特别矮小,总是笔挺的中山装,谦恭地称每个人为“老师”。写完粉笔字后,老杨在水龙头下一呆半天,一遍又一遍,细细地把手洗白了。听人说,老杨特别节俭,攒了点小钱都是塞在碗橱下旧雨鞋里的。他的一生只置办过一件像样的家产。那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每年只用两次,逢全镇统考时改试卷,他就骑着到镇上去。平时,他都是走着上班的。车子闲置着,怕生锈,还把它高高吊着。老杨虽然节俭,对老婆倒是很大方的,爱发脾气却不吝啬。老婆也不工作,甘心在家听他差遣。

五月,牡丹花开了。邻村有棵千年牡丹,花大如碗。我和一位妈妈辈的同事一起去看了。也是迂回曲折,只是都是狭小的田埂路。我够烂的车技居然也顺利地骑到尽头。牡丹已谢,只留下一地衰老的花瓣。我却依然快活,回来还猛吹车技:“不就一轮胎的距离吗?有啥不能过的?”许多事,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外延,生活想必会简单许多,我一直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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