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事

工作的第N年，我被下放了。名为交流，实则拔除某些人的“眼中钉”。不曾想，以忧伤开头的那一年，却成了最值得回忆的一年。

学校在一个临河的小村庄，迂回曲折，一直到村子的尽头，灰旧的墙上是一排红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我总是最迟进校，最早离校，两轮子载着我横冲直撞，很痞气。

学校不大，老师也不多。除了体育课由校长负责，其余的都是自己的课，人人都是全能。同事中有个可爱的老头，一头斑白蜷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我戏称为“雀巢”。他家是开小饭店的，偶尔衣服上还能沾上些面粉末儿，看着更觉有趣。老头总爱和小姑娘说当年的那档子事儿。他说起年轻时因为醉酒让学生一直午睡，日落时，有家长来学校找时，他还迷糊不醒。也就当年能干这糊涂事，换成如今，不成典型才怪。老头每天蹬个破自行车，突然有一天，鸟枪换炮了，换了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共产主义提早实现了。老头一个上午捧着车子的说明书研究。下午，老头没来，他的儿子来了，说是给老头请个假。追问原因，说是午饭后出门，误把油门当刹车，没转过弯来，愣是冲破对面电焊铺子的两扇铁门才熄的火。再问人咋样，说没事，俩肋骨断了。众人唏嘘不已。没多久，老头的儿子又回来了。这回是来取说明书的，说是车子面目全非，得看着说明书才能装好那些个零件。心里痛骂自己一百遍，除了深切的同情，还是觉得好笑。休养了半个月，老头又上班了，还是蹬着那辆破自行车，还自嘲，实在不习惯新式武器，碰到下雨天，居然还能把腿给提起来。

如果说“雀巢”是出肥皂剧，老杨就是正剧了。老杨年纪更大些，因为先天的不足，个子特别矮小，总是笔挺的中山装，谦恭地称每个人为“老师”。写完粉笔字后，老杨在水龙头下一呆半天，一遍又一遍，细细地把手洗白了。听人说，老杨特别节俭，攒了点小钱都是塞在碗橱下旧雨鞋里的。他的一生只置办过一件像样的家产。那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每年只用两次，逢全镇统考时改试卷，他就骑着到镇上去。平时，他都是走着上班的。车子闲置着，怕生锈，还把它高高吊着。老杨虽然节俭，对老婆倒是很大方的，爱发脾气却不吝啬。老婆也不工作，甘心在家听他差遣。

五月，牡丹花开了。邻村有棵千年牡丹，花大如碗。我和一位妈妈辈的同事一起去看了。也是迂回曲折，只是都是狭小的田埂路。我够烂的车技居然也顺利地骑到尽头。牡丹已谢，只留下一地衰老的花瓣。我却依然快活，回来还猛吹车技：“不就一轮胎的距离吗？有啥不能过的？”许多事，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外延，生活想必会简单许多，我一直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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