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与清代京城唐卡的历史与风格
雍和宫，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康熙帝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所居住的府第，所以又称为“雍亲王府”。雍正帝即位后，按照传统，他当王子时居住的王府，也称潜邸，应当改为行宫。雍正三年(1725年)，雍亲王府又得名“雍和宫”。雍正帝在位13年，于1735年去世，他的灵柩曾在此停放。乾隆帝即位后，将雍正帝的画像、遗物放到雍和宫内陈设纪念，寄托哀思之情。加之乾隆帝就出生在雍和宫，他对这里感情很深，为此，将雍和宫内外改造一新，变成了黄瓦红墙，与皇宫殿宇规制相同。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想要像元代忽必烈一样在北京皇都内建喇嘛学院，下令将雍和宫改造成为喇嘛庙。这里可能是清代级别最高的藏传佛教寺庙，乾隆帝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雍和宫事务。在雍和宫修建过程中，西藏和蒙古各界无不闻之欢欣鼓舞，纷纷上书致礼表示祝贺，并对皇帝光大佛法表达感激之情。雍和宫工程竣工开光之时，乾隆帝亲自参加，他的上师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主持法会，整个法会活动日夜不止，共进行了3天。据说，就是在这次法会中，乾隆帝在章嘉国师面前领受了藏密灌顶，也是在这次法会中，乾隆帝作为文殊菩萨化身御容的第一幅唐卡绘画完成，直到今天仍挂在雍和宫内。
按照清朝理藩院的规定，雍和宫共收学员喇嘛
500名，全部来自于当时内外蒙古各部，按每个旗的比例选择内外蒙古各部贵族子弟中的青年才俊。清宫主要提供寺庙的基本开支和香火银，而他们的生活费由各个部落自己负责。按照规定，各部落每年要派人到北京来朝觐，届时先到理藩院报到，顺便交上学员学费。试想一下，500名学员意味着整个蒙古族的精英，维系着整个蒙古族的亲情，吸引他们的目光和关注。一年之间，蒙古族各部来京的队伍熙熙攘攘，去雍和宫拜佛和探望子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蒙古族进贡给朝廷的物品无非是土特产，由蒙古高原千里迢迢运送过来；给皇帝的礼品则以佛像、唐卡、佛塔、法器等为主，经常在北京购买。还有长期锡雍和宫、作为驻京喇嘛或者雍和宫主持的大活佛有10余位之多，他们多来自于甘青川地区，如阿嘉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日常供奉、迎来送往以及法事频繁都会带来对唐卡佛像的大量需求。当时北京绘画唐卡的中心就分布在雍和宫一带是自然而然的事。
当时雍和宫一带有长期做生意的外来人，也有短期在此停留的过客与使团，或进觐之前在此采购礼品，或离京之前在此采购必需品，其中也包括法器。甚至还有来北京与借道北京去五台山朝圣的蒙藏僧人。这一切都促成了这一地区佛教法物制作的繁荣。
可以肯定，当时以北京为中心，散布着几处重要的蒙藏交通点和佛教圣地，如五台山(今山西省五台县)、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多伦诺尔(今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热河避暑山庄(今河北省承德市)、呼和浩特(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乌兰巴托(今蒙古国首都)、拉萨(今西藏自治区首府)、东北三省以及布里亚特蒙古(今俄罗斯境内)等，交流佛教文化和佛教法物是其中重要内容。北京作为文化和工艺活动中心，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当时在北京市区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手工作坊和商铺。到清代晚期，由于财力匮乏，内务府已经无力维持造办处，有时一些订单还要委托这些作坊来做。
根据1915-1922年日本游客的旅行记录1和近年来相关研究人员对于雍和宫匠人及其后人传人的调查访问，可知当时有7家专绘铸佛像的店铺，包括永丰号、聚兴厚、广聚成、义和永、义合斋、恒丰号、泰兴号。它们都分布在雍和宫大街，其中永丰号、聚兴厚、义和永、义和斋均绘制唐卡。他们与雍和宫关系密切，有的甚至专门被雍和宫雇佣服务，为经堂绘制壁画。上述作坊中，永丰号历史最悠久，据说该店位于雍和宫东面的东板子门附近，开设于明末清初，先后由张姓、范姓、刘氏经营。其中刘氏第四代刘晋卿是房山县人(今北京市郊)，为画佛像的高手，名闻一时。他还雇有画师约三四十人，作画销售，或者接受订货。永丰号属于大店，中小店规模从20人至五六人不等。画师的工资也按着水平高低有所不同，其中优秀的也会受聘为雍和宫和京城内其他藏传佛教寺庙服务，修补或新绘壁画、订制唐卡等。
在永丰号珍藏着一部唐卡绘画的工具书，其中尊神的形象、法器、首数、眼数、颜色、衣服的颜色、装饰璎珞等，面面俱到，无微不至。藏密尊神虽然很多，但主要分为显宗、密宗和源流三种：显宗是可以公开展示的，寺庙内所挂多是这种形象；密宗像需要秘密创作，除画师本人外，其他人不得观看；源流包括佛传记、本生故事、度密教八十四大成就者、西藏活佛的历代转世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另外，还包括佛像装藏和上金开光等仪轨。
据年逾九旬的唐卡画师郭世昌老人的观察，画唐卡时，先查找到书中的图像，计算尺寸比例，然后起稿。这时期已经改用洋布了，不再是藏式的粗布。绘画的颜料主要有汉地的藤黄、石绿、铅粉、赭石、黄丹、银硃、大赤金、胭脂、广胶，还有西藏的藏青、德国的大绿等，都是粉末，以水和胶调和。
唐卡绘画按照大小、长短、善像、恶像(愤怒像、明王像)、单尊和多尊等不同情况分类收费。一般来说，恶像比善像贵，尺幅越大越贵，最贵的12元，最便宜的3元。也有画小画片的，也就是扎嘎里，价格比较便宜，每张大小不过三四角，每尊价格由五六角至一元多钱。外国游客好猎奇，喜欢以高价收购欢喜佛。蒙藏买主以信仰为主，主要买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和罗汉的侍者哈香；蒙古人还特别喜欢无量寿佛，以小型的扎嘎里最为实用，通常将其放在怀里，作为护身符之用，或者将其装裱悬挂，供奉在蒙古包内，方便移动。
每个店铺内，画师一天到晚不停地画，竟然没有一张剩余，全部卖出，足见需求之盛。这些画主要销往内外蒙古、东北三省、青海、西藏和北京当地。很多游客到此也有购买作为纪念品的。据统计，一年的销售额总计在一万二三千元左右，可以想见，其绘画总量有多大。仅永丰号就占三四千元，其余六家每年基本一两千元不等。
当时各店也收藏和销售古旧唐卡，这些唐卡多由西藏和蒙古所携来，平时在店内展示，遇有阔绰之人即行销售。
各店铺里的画师多来自于北京郊区，虽然采用了西藏唐卡的样本，甚至还有粉本，也继承了传统的矿植物颜料的使用方法，但是汉风，或者说是汉地民俗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烈。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雍和宫唐卡的特色。
现在一般将雍和宫及其周围店铺所制唐卡均称为雍和宫唐卡，但雍和宫本寺的唐卡与雍和宫周围店铺的唐卡有所不同。雍和宫本寺的唐卡，既包括宫中赏赐的唐卡，也包括民间店铺绘画的唐卡，二者风格有明显差异，而且连主题、装裱、开光等均完全不同，很容易识别。且有皇家和民间艺术之别。德国德累斯顿民族学博物馆所藏若干幅唐卡，据收藏记录记载，均于20世纪初来自于雍和宫，从风格和水平看均为店铺之作2。而雍和宫现存的作品，如乾隆帝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御容当是宫廷画师的作品，还有六世班禅的墨刻像上署“乾隆庚子钦定”，与故宫博物院现存宫廷唐卡如出一辙，还有十八罗汉、四大天王等作品均可以在故宫藏品中找到相应的例子，证明它们出自皇家无疑。对比一下很有可能出自雍和宫周围店铺的作品，两者风格差异是非常明显的3。现在意义上的雍和宫唐卡只指雍和宫附近作坊的作品，而不包含宫廷赏赐的唐卡。
雍和宫周边的唐卡绘制历史不会太早，如果不是围绕着雍和宫这座皇家寺庙，这些店铺不太可能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所以从现存雍和宫的唐卡来看，不会早过清中期，尤以清晚期为多。
雍和宫唐卡主要特色是从天空到地面多层色彩的晕染和丰富多样的山水树木来渲染唐卡的背景，带有强烈的装饰功能，以此烘托佛国世界的庄严。另外，色彩明亮鲜艳，用金勾勒和平涂较多，尤其喜欢用橙黄色和明绿色。绿色分两种，也与西藏的传统绿色不同，一种是稍淡的绿色，一种是极为鲜亮的绿色。这可能与使用西方进口的颜料有关。此外，佛座上的莲瓣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莲瓣肥大，勾金，线条率性自然，极富个性，辅以色彩晕染，形成独特的雍和宫唐卡莲瓣式样；另一种莲瓣是相对写实的，以开敷舒展的莲瓣围绕着中间的台座，台座四面绘黄色花蕊和绿色莲蕾，杂色相涂，既有活力，又富装饰效果。这种样式的莲瓣最早出现在尼泊尔，后为蒙古地区佛像所广泛使用，雍和宫唐卡的这种莲瓣样式可能是受到来自于蒙古地区的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通过雍和宫唐卡，可以较为深入地了解18世纪以来北京城唐卡绘画的特点及其艺术风格的变迁。它们既严格遵循藏传佛教的绘画仪轨，又深受汉地绘画风格的影响，甚至受到来自于宫廷唐卡的影响；既表现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流行的尊神题材，又关注到雍和宫、章嘉国师等时下的题材；其唐卡既围绕着雍和宫等京城寺庙和游客服务，也面向京畿周边的市场。参与唐卡绘画的大部分画师都是汉地的，却围绕着藏传佛教寺庙为中心提供唐卡服务。因此，如果我们将雍和宫一带唐卡仅视为“雍和宫唐卡”那是非常狭隘的观点，它们应当称为“京城唐卡”或“北京唐卡”，是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汉藏风格结合的唐卡艺术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