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洋妇”记
周松芳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2期)
晚近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长期受洋人欺侮，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得以娶一洋妇，是否可以“出一口恶气”，可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事实上反而不那么简单。梳理国人娶洋妇的史例，可谓别有意蕴在。
娶洋妇不易
最早立志也得以娶成洋妇的，恐怕是大名鼎鼎的容闳了。1845年他在澳门的玛礼学校肄业时，曾写下一文，题为《意想之纽约》：“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 由容闳之志，可见当时想娶个洋妇实在不易。但国人喜欢看结果和表面，似乎留学就可以娶洋妇，所以当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派员留学，三年届满回国，国内就热传这班留学人员，学没好好上，倒是娶了洋妇“以娱情”，此传言还堂而皇之地上了著名的《申报》——当然该报后来又刊发了更正的消息。
容闳（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早期海外华人娶洋妇固然不易，但在英国有所例外。因为中英贸易渊源甚早，由于一口通商的关系，广东人很早就践土英伦。据学者考证，早在1769年8月，广州就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英国，受到热烈欢迎。稍后，又有一位译名“王彤”（Whang Tong)的人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再晚一点的1816年，冯亚生、冯亚学两个广东商人因其伯父任广东海关税收官，出于好奇搭船赴英伦，后赴德国登台表演二胡，并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汉语。
到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42年割占香港岛后，粤人与英人的往来更为密切了，最主要的当然是受雇于英人商船上的水手与杂役。这些水手与杂役，有一部分滞留于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再内迁至伦敦等地，成为早期英国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除水手外，由于被西洋人以坚船利炮为象征的先进科学技术所震惊，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提出：“出洋一年，胜读西书四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因此求学留洋者也越来越多。在朝廷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前，不少广东人因地利之便及认识之先，早就私人留学英国了。
这些早期的广东水手或留学生，留下来总要解决生理乃至家庭问题。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来自新会、开平、台山等地的金山客(指淘金的人)，即便人不在家乡，父母照样帮其娶妻，让新娘抱个大公鸡拜堂——无论如何，他们是想着要回来的。这些留在英国的广东人，下焉者求诸风月场，上焉者觅一英妇，竟也有得偿所愿者。1868年，曾任光绪皇帝外语老师的张德彝随使欧美，在英国听说有广东人王阿秀在此开张茶铺，盈利丰厚，已纳“番女”为妻，六年内生了两子一女。次年又见到一例：一位英国妇人，年约三十上下，其夫名为田阿喜，隶籍浙江钱塘，以抛刀接刀为戏，在欧洲各国卖艺，两人结婚已有九年，育有子女。
1894年，一位澳洲女子和她的中国丈夫及三个孩子
至于不娶或娶不到洋妇，窥视或者嫖宿之，也是一种选择，虽然等而下之。此种“嗜好”，虽达官贵人亦不能免。1925年初，翁之熹(翁同龢之侄曾孙）随同传奇将军徐树铮出使欧洲，便曾人妓馆观裸舞；“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认为巴黎是浪漫之地，有满大街的人可找，下下等人才需要去逛妓院，但他 1928—1933年再度旅居巴黎时，还是亲自去考察了巴黎最著名的妓院“玻璃宫”。
早期移民，用广东话讲“揾食艰难，揾女也艰难”。但随着中国派出30万华工赴欧参加一战，情形则大为改观了。因为这些华工，多有滞留不归者，有娶妻的需求，而战后法国等地，女多男少，加之相处日久，种族隔或歧视会相对减弱，这时娶洋妇的事例，就相对多而且相对真实与美好。
工作中的华工
这些华工不再“揾食艰难”，而是吃得好、穿得好(有制服），形象大为改观。当时的《远东时报》便有报道：“（华工每人)日领一法郎二五，在中国每月领十五元。”工人的住处被划分成数处，每处可容纳千人，工人们生活安适，倒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意之处。定例每日给米两斤，鱼肉咸菜各四盎司，热水随量。餐后一小时，又给以茶半盎斯。工人们既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又能随时令赴沙地操练，每日起床及睡眠均有规律，“故当出发之前，无不肥满强健”。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当时的法国，华工们则是“吉士怀春，有女诱之”。史学家蒋廷黼就说，1917年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勒克列索劳军(主要是鼓舞后方华工的工作积极性)。一天晚上，他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说要与蒋单独谈谈，于是蒋便把她带到办公室。女孩问道，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的工人结婚，蒋廷黼告诉她：“我不认识那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又问她是否考虑过中国的生活习惯与法国多有不同的问题。法国女孩说已考虑过了，并言：“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骂我。我认识杨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蒋廷黼回忆录》）有意思的是，在来法国前，蒋廷黼自己也正与一美国女友交往。某天，蒋的女友凯瑟琳和她母亲到餐厅来，蒋本想避而不见，但另一端盘子的学生有意捉弄他，只好被迫硬着头皮去招待这两位女客。凯瑟琳的母亲给了他五元小费，让蒋相当尴尬。
对于华工与法女的结合，如果蒋廷黼还只是持旁观者与中立者的态度，那党国大佬李石曾，可算是起劲的撮合者。1918年底，与李石曾同船赴法留学的著名政治人物李璜(后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就说，李石曾尤其留心华工与法女所生的私生子。到法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托专人收养中法混血儿。1920年，李石曾觅得专人专款，设立了一托儿所，专收在法华工与法女所生婴儿，其中大半皆为私生子。
在中法混血二代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恐数谢东发博士了。谢东发的父亲是山东人(原籍江苏)，母亲为法国人，他本人娶的妻子亦为法国人。谢的举止神情一派正宗的“法国范儿”，他精通英文、德文，办有报纸，社交面颇广。1925年，徐树铮出使欧洲时，还专门约见了他，并请他帮忙翻译及演说等事宜。谢东发由此成为代表中国的著名外交官，如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劳局理事会等。谢东发之所以杰出，除了“混血”的优势，当然还在于他的父亲并非普通的水手或者华工，而是大有来头：“西土文学家谢东发博士之尊人谢大铭君原籍江宁，其随曾纪泽远航来法……此盖侨法华人之老前辈。
张竞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当然，最能乘其浪漫的，非“性学博士”张竞生莫属。他当时与宋子文等作为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也有这个资本。张竞生交往的第一位法国女友，是有爱人的：“一日她向我说有先前的爱人因战伤到南方去医治，她奉母命不得不到他所在的地方去照顾。”旋即在游泳池里又遇到了一位当卫生员的已婚法国女子，还跑到日出岛过了一段时期的同居生活。可惜此女子两三个月后不告而别，令他好几个月魂不附体。1916年，张竞生转往南部的里昂大学后，或许南法人更浪漫，他得到了更多交友的机会。在里昂，他还与一个法女有了私生子，但不久夭折，也就断了他携洋妇归国的可能性。
兼具开放与保守的广东人
经过一战的“洗礼”，欧洲的华人娶起洋妇来，就相对容易些了，尤其是在非主流的小国或英法等国的乡间。在比利时，华人似乎更受洋妇欢迎，著名新闻家邹韬奋1934年访问比利时的见闻，堪称“最佳例证”。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年轻的青田小贩一同住在一个比利时人的家里，恰巧那家房东有三个女儿，年纪也正好与这三位青田小贩相当。这三位青田小贩见房东比较困难，也经常帮点小忙，接济他们的家用。日长月久，来来往往，房东的三个女儿便与青田小贩产生了感情，而且都发生了关系，其中一个女儿年龄还在16岁以下。此事被她们的父亲发觉后，那位父亲怒不可遏，上法院控告了那三个青田小贩。在别人的土地上犯事，小贩们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开庭审判的那天，观审的人很多，中国使馆也派人去旁听。幸好房东太太站在青田小贩一边。她当着众人，面对法官，口若悬河地讲了一篇大道理。她历数丈夫在外面“轧姘头”，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她们母女生活于不顾的种种“罪状”，极力赞扬三个青田小贩如何如何地好。法官问那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也都说母亲的话不错，并且表示愿意嫁给这三个青田小贩。结果那三个青田小贩祸中得福，喜出望外，各拥着娇妻，“凯旋而归”。（《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25期）
中国人吃苦耐劳，虽然在国内有大男子主义，但在洋妇面前，不仅不见了踪影，还变成“小男子主义”，甚至“男仆主义”了。有人在经济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苏格兰观察到：中国人想交外国女友，或娶她们为妻，那她们真是感谢上帝，因为嫁了中国人，被带回去总可以有仆人可用，嫁了本国的人，就得像奴隶似的一天操劳到晚。并不是说每家如此，因为苏格兰人家中有佣人的很多，就是因为中国人所讨的外国女人都是下等，有时自己是人家的佣人，嫁了中国人反而有人用。如果是个有钱的华人，那更会有苏格兰洋妇倒追。
这些娶苏格兰女子的华侨或留学生，多半是广东人。成立于1583年的爱丁堡大学，是全球顶尖名校，也是与广东人渊源最深的英国大学。在英的中国留学生，除了伦敦，就以爱丁堡的数量为最了。
1934年，邹韬奋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在利物浦的华人，大多娶了英国女子，在曼彻斯特也有20多个华侨，全部从事洗衣业，也几乎全有了英籍的妻子。当然他们差不多全是“妻管严”，这不单是寄人篱下的原因，还在于冒险到英国谋生的华侨，教育程度原本就低，有许多中西文字都不识，而英国妻子至少受过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辖，“惧内者”居多，因为写信记账以及许多事都要仰仗她们。但卑贱及缺乏文化，并不妨碍他们的小孩出落得聪明、健美。
在首都伦敦，娶洋妇的难度自然更大一些，只有约1/3的广东华侨娶了英妇。这还得益于战争的“恩赐”：华侨有机会和英国女子一起工作，因有接触机会，她们觉得平日听上去可怕的中国人倒也不怎样坏，因感情日洽而嫁给中国人的不少。因此中英混血儿们，在当时的伦敦有两百个上下，不但相貌好(尤其是女子)，而且非常聪明。可这些合法婚生的孩子，也常常遭受歧视。如毕业找工作时，雇主每每以“中英合种”的缘故加以歧视，拒绝录用。不仅孩子，他们的英国母亲也同样遭受歧视，气无可出时，她们便说：“我不做英国人，我既嫁给中国人，便是中国人了！”（《萍踪寄语·英国的华侨》，三联书店1987年版）可见，即使娶了洋妇，也不能“沾妻带夫”。
据时人莫耀的统计，当时中英混血儿在全英国约有两千余，大多艳丽聪颖，“凡英国各区学校学生，成绩最优者必属之”。莫耀担心他们纯粹接受英国教育，数典忘祖，因此便与伦敦的国民党组织商议创立两间学校，加强这些混血儿的中华文化教育，并在回国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呼吁高层重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显示了党国精英中，自元老李石曾之后，具有此种情怀者代不乏人。当然，推动之功，粤人与有力焉，因为国民党伦敦支部的700多名党员，90%都是粤籍工人。
当然也有能娶而不娶洋妇者，尤以广东人为典型——广东人真是兼具开放与保守两个极端，于斯可见。有记载称，伦敦唐人街曾有一家药铺，掌柜姓黄，系广东人，12岁就跟他叔叔到了英国。先替人洗衣服，后来做杂货店店员、最后当了药铺东家，曾在伦敦大学法科进修。一战时，他上书美总统威尔逊，力争山东问题，请求主持公道。这位黄先生年满三十却仍未娶妻，终日以不识汉字为耻，早晚读《英华字典》，在汉字旁标注英音。适逢四十岁才出国的贵州黄齐生先生，遂“互换课程”。广东黄生心中郁郁不乐，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贵州黄生劝他娶英国女子，他终以“死了不能归葬祖茔，养子不是完全中国人”来回绝宗兄的提议。贵州黄生是“五四”后出国的，思想新潮，极力解说人种“杂交”的优点，而广东黄生终不为所动。后来广东黄生因必须专心攻学以取得学位，不得不另请一位英国女店员相助。谁知女店员爱上了男东家，男东家也教女店员打字，但到最后他收了铺子，辞了女店员，回国娶妻，供奉双亲。那位女店员临行时对贵州黄生说：“他是一个铁人。”(盛成《欧游杂感之二：烟雾的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