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自设一问：在四大名著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还又贵又脆的玩意分别是啥？
答：《红楼梦》中的妹妹，《西游记》中的师傅，《水浒传》中的哥哥，还有《三国演义》中的主公。
其实要我说，除了类型截然不同的红楼以外，将其余三部经典中的主角均称之为“主公”，其实也不为过。
那么“主公”又是个什么玩意？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主公之意有三，分别是臣下对君主的称呼、仆役对其主人的尊称和宾客对男主人的敬称，但常用的大多是第一种。在西游中，唐三藏与孙悟空等人名为师徒，却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毕竟理论上前者对徒弟们可以生杀予夺，而猴子能大闹天宫却奈何不了一个和尚……在水浒中，宋江之于梁山好汉更是名副其实的主公，只不过还要打着“忠义”的旗号立牌坊，所以不好弄得那么赤裸裸，才用“哥哥”打马虎眼；至于在三国里边那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阿瞒，还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的刘大耳朵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军头，都能理直气壮的被尊为主公，根本没有一点避讳的意思。
要知道汉室虽衰微不可救，但毕竟天子尚在朝。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连宋江那个土匪头子都知道给皇帝老儿留下几分面子，老曹和老刘这样的文化人为啥就敢明晃晃的以君上自谓？难道就不能换个称呼，比如说“孟德哥哥”、“玄德哥哥”啥的？
其实这事怪不得曹刘，而且也不是大汉朝药丸才兴起的潮流。事实上在东汉近200年的历史上，“主公”这个帝制下的怪胎不但一直广泛存在，连历代汉帝也不得不默认这一现实。
在近现代的政治体制中，有个被称为“二元君主制”的玩意，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都是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即便在今天如泰国、约旦、科威特等国其实也在实行这一体制。在二元君主制下，世袭的君主可以任命内阁，还能否决议会的法案，可以说权力大得很。
而在东汉其实也存在一套可以称为二元君主制的潜规则，但涵义截然不同。对于当时的士人和官吏而言，他们其实有两个并存的效忠对象，其一理所当然就是皇帝，其二则就是本文要说的“主公”了。
事实上，东汉即因“主公”而生，亦因“主公”而亡。
“主公”是怎么来的？说起来都要怪到刘秀头上。
大汉朝号称历29帝、享国407年，国祚之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中无出其右。不过这事也就是听着怪唬人的，细想想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毕竟在这400来年间冒出过一个王莽，生生的将大汉朝分成东西两段。而西汉和东汉除了皇帝都姓刘以及未改国号以外，说他们是两个王朝也不为过。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西汉皇权堪称一家独大，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在西汉也曾爆发过权臣擅权、宗室造反、外夷入侵等危及皇室权威的问题，但却无一能够动摇皇权的基础。这是为啥？皆因西汉的开山老怪刘邦基础打得好，其权威无人敢于质疑，更无人敢于侵凌。跟着他打江山的一众能臣猛将以及帮着他治江山的世家大族，要么在老刘的淫威下乖乖听话，要么就只剩下死无葬身之地这一条路可走，连汉初三杰之其二都一死一隐，剩下的谁还敢嘚瑟？
所以在刘邦晚年，才敢腆着张大脸逼迫群臣签下一纸“白马之盟”：
“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而对于东汉的建基者、光武帝刘秀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
首先，刘秀身上所谓汉室宗亲的身份，其实跟刘大耳朵那个“中山靖王之后”（话说那位中山靖王刘胜可是生了120多个儿子）一样，并不值几毛钱——作为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刘启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传到刘秀这一代已经沦为彻底的平民，不但要靠叔父收养才得以成人，还得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才能勉强果腹。
不过在当时“非刘氏不得为王”的观念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哪怕在新莽末年如绿林、赤眉、下江、新市、长林等各方势力英雄辈出，但谁都不能服众。于是大家推来选去，觉得还是找个姓刘的当老大比较靠谱，所以刘玄这个无名之辈才能在一夜间骤然成了更始帝。刘秀的才能自然胜过刘玄百倍，可是他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汉的开国之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占了姓刘的便宜。
人家老泼皮刘邦靠白手起家占得天下，自然让人不服都不行，怎么逞威风、耍赖皮别人都得受着。而刘秀尽管也属于几百年才能出一位的那种明君雄主，但在许多人眼中毕竟还是靠着祖宗余荫才爬上了帝位，天然的底气不足，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妥协让步。
其次，尽管现在的网络经常将刘秀吹嘘成“天选之子”，但实际上他非但难比老祖宗刘邦，甚至比刘大耳朵还倒霉。
大耳朵扯旗插杆子以后，虽然汉室早就不得人心，姓刘的也没那么值钱了，但在亲戚中确实没人能跟他比。话说在当时如刘焉、刘表等老一代的宗室要么老朽要么无德，年青一代的刘琮、刘璋更是庸碌之辈，要想“匡扶汉室”除了大耳朵几乎不作第二人想。因此大汉朝的最后一批忠臣孝子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追随在大耳朵的鞍前马后忠心任事。
而刘秀呢？且不论人家刘玄已经先人一步抢占了大义的名号，在他脑袋上还蹲着个亲哥刘縯呢。就连刘小弟走上革命道路都是拜刘大哥所赐，排资论辈也轮不到他啊？
你要说刘秀有外挂护体，又是天选之子又是大魔导师啥的所以才一朝奋起、群英追随那就更扯了——话说刘玄为啥莫名其妙的成了皇帝？除了姓刘以外还不是因为这就是个二货，好控制、好操弄而已：
“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读通鉴论·卷六·后汉更始》清·王夫之）
所以其实没有任何资本的刘秀只能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又是跟李通“握手言欢”，又是把耿弇捧为“北道主人”，甚至假装原配+真爱阴丽华不存在、重婚娶了能给他带来十万精兵作为嫁妆的郭圣通（当然后来又废了新欢重娶旧爱）。经过一大堆堪称礼贤下士到了卑躬屈膝程度的操作，刘秀才腰杆渐粗、说话够硬，这才有了开外挂横扫天下的资本。
最后，等刘秀当上了皇帝，面对满朝对其有拥立从龙之功的功臣宿将，他又能怎么办呢？
刘秀也想皇权独大，可能够做出前脚还礼贤下士后脚就翻脸不认人的，只有他祖宗刘邦那样的老泼皮或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铁血猛男。在这一点上，刘秀的脸皮还嫌薄了点、手腕还嫌软了点。尽管他也采取了收取兵权、抑制豪强、推崇儒术、重用文吏等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但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对功臣集团下死手。相反他为了“维稳”，还不得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分封360多位功臣为侯，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和金帛田宅作为补偿。
刘秀活着时，凭借他巨大的威望还能压制住功臣及士族集团，保证皇权的地位压倒一切。可等刘秀死了以后，他的子孙却没有这个本事。尤其是到了汉章帝刘炟之后，东汉剩下的11个皇帝中即位时年龄最大的居然只有15岁（汉桓帝刘志）——一个两个的倒也算了，成群结队冒出来的娃娃皇帝，凭什么让那些早已经对皇权缺乏敬畏的大人物们继续无条件的敬服？
于是因为刘秀的妥协和历代汉帝的不给力，使得东汉的皇权早就没了西汉时的权威。皇权一旦失位，其让出的权力空间必然由其他势力争相抢占。于是终东汉一朝，皇帝经常沦为寺庙里的泥胎木塑一般，看似被人高高供起，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偌大个汉都洛阳，早已沦为宗室、外戚、公族甚至是阉宦以及军头竞逐的权力场。
同时，由于东汉察举制的官员选拔机制以及“以郡为国”的政治传统，各地方长官不但是相关州郡（国）的行政长官，也被视为当地人的“主君”，更是把持着本地各大势力晋身中枢的选拔通道，无论名实都是当地人理所当然的效忠对象，自然也就是“主公”了。
否则在汉末大乱之初，为啥各路诸侯大都挂着个太守或是刺史、州牧的头衔？
而这帮家伙，才是在东汉朝野真正掌握权力的人物，也成为了除了名义上的皇帝以外，人们争相追随效忠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公”。
在东汉，什么人才能天然的当上主公？
在东汉一朝天生就能混上个“主公”名头的，主要包括以下几股势力。
首先就是功臣集团。
话说想当年豁出性命和家财助刘秀打天下的那帮家伙，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活雷锋，所以等到刘秀登上了皇位以后自然要有所回报。于是这些人无论此前的身世如何，如今几乎人人封侯，成了皇权之下帝国中最显赫的人物，而他们的宗族自然也成了顶级豪门。
比如开国元勋、在“云台二十六将”中位列第四、爵封好畤侯的耿弇家族就真正做到了“与国同休”：
“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当然，姓耿的再牛也牛不过姓邓的——高居“云台二十六将”之首的邓禹，其家族非常明智的转型为外戚，不但先后将邓绥和邓猛女捧上后位，大将军邓骘更是曾经权倾朝野，比他爷爷邓禹还牛（相对于其他东汉的大将军，邓骘的名声极好）。而且相较于其他“与国同休”的功臣家族，老邓家在东汉亡国后依旧屹立不倒，比如爵封阳武亭侯的蜀汉名将邓芝，在曹魏官居侍中的邓飏等等。
除了邓氏与耿氏，在东汉一朝的功臣集团中声名最显赫的还有梁统家族（16人封侯，3皇后，6贵人，梁商、梁冀两任大将军）、窦融家族（2皇后，窦宪、窦武两任大将军）、马援家族以及皇后阴丽华家族，合称东汉六大世族。
不过碍于东西两汉的政治传统，功臣集团往往热衷于转型为外戚以攫取更大的权力。不过这也导致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外戚虽然极受汉帝的信任、权力也极大，但很容易成为各方权贵势力集火打击的目标。所以专为外戚所设的两汉历任大将军中，不得好死的占了大多数，往往也导致家族受到牵连，灭门绝户都不罕见。其次，先有王莽、后有梁冀，这两者几乎将外戚的名声拽进了臭水沟。以至于在很多人眼中外戚就算比阉宦强点也强不到哪儿去，要么祸国殃民，要么庸碌无为，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鸟。
所以除了那些被眼前的权势富贵迷花了眼的短视之徒外，大多数有识之士其实是不愿意投效功臣或者说外戚集团的。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士族门阀，即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
都说士族门阀萌芽于东汉、发展于魏晋、鼎盛于东晋南北朝，事实上从两汉到隋唐“门第”一直是历代王朝任官用人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据，也造成了少数士族始终垄断着重要官职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极致，就是汉末时期频繁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所谓“四世三公”的顶级豪门，比如汝南袁氏（从袁安、袁敞、袁汤到袁逢、袁隗这四代都担任过三公的职务）、弘农杨氏。除此之外，像“两世三公”、“三世三公”这样的豪门家族在汉末更是比比皆是。
而这种出过不止一个“三公”的士族，又被称为“公族”，是东汉士族中最顶级的存在。生在这样家族的子弟，天生自带主公光环，啥都不用干就受万人敬仰，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有人“纳头便拜”。就比如那位袁绍袁本初，宅在家里都能号称天下楷模，尚未出仕就能成为党人领袖。等到天下大乱、关东诸侯联兵讨董时，袁绍更是不用亲自到场就被遥推为盟主，大有一番“本初不出，奈苍生何”的架势：
“是时，豪杰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话说后来开创了三国大业的曹刘孙此时还在惨遭社会的毒打，而“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一》）的袁绍却仅因为投胎投得好就俨然有了天下霸主的模样，真是让人莫名感慨，也不得不服公族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比公族低一档的，则是所谓的“经学世家”，或者叫名士也行。
这里的经学特指《六经》（当然按照官定西汉是《五经》，东汉是《七经》），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没有之一。所以在当时，如果没学过经是甭想当官的，哪怕出身公族也不行（当然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而且要不是将经念得滚瓜烂熟、出类拔萃也当不成大官。
所以在当时只要是想当官（当然还要有家世匹配，能当得上）的，都得老老实实的去念书（经）。只有把书念好了，才能当官、当大官。
于是在东汉一朝学霸辈出，各种能挂上“经学大师”名头的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不过最出众的只有3位，即（东）汉初的桓荣、汉中的杨震以及汉末的郑玄。
桓荣60多岁才受到光武帝刘秀的赏识而出仕，很快就凭借渊博的学识让后者感慨“得生几晚”，并赞其为“此真儒生也”，遂成一代经学宗师。更重要的是，龙亢桓氏受其影响“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皆引自《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终汉一朝出了一个三公、三个九卿，更不用提在东晋时还有个更出名的桓温。
郑玄号称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撕逼了近400年的今古文之争经他之手实现了“小一统”，并开创了“郑学”。可惜老郑生不逢时、赶上了汉末乱世，虽然守节不仕（老郑家也因此寂寂无名），可临死前却被袁绍抓去从军以壮声势，堪称倒霉到了极点。
与郑玄相反，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在学问上的水平无须质疑，人品官品也堪称典范，更重要的人家还能搞出个“家学渊源”——老杨生前当过太尉，中子杨秉、孙辈杨赐、重孙杨彪也都当过太尉，世称“四世太尉”，成为了东汉一朝唯一堪比汝南袁氏的四世三公家族。
可见经学世家是有机会打破阶层的天花板而晋身公族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人，读破万卷书也只能捞到一个清贵但没啥实权的官位，给公族当个陪衬的绿叶或制造舆论的狗腿。不过相对于比他们还次一级的边郡“二千石”，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石”本是个古代的计量单位，可以用来计量容量，也可以计量重量。若是前者一石等于十斗、百升，后者则是一石等于百二十斤，又因为在两汉给官员发的俸禄通常都是实物，比如说小米（即粟米），所以通常又以“某某石”为代指官职。比如说二千石，在东汉就是太守或国相这一级官职的代称：
“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颜师古注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在东汉，石与斛同，而1斤约等于220克左右，二千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万斤出头，实发不到8万斤。）
说起两汉的官秩，从百石到万石皆有。不过所谓万石，通常仅三公与顶级重号将军独有，跟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而六百石以下又多中枢或地方的佐吏，可以自行征辟而无须不由中枢任命，理论上也不归中枢管理。所以在两汉，所谓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三种，即六百石、千石和二千石。
而一个标准世家子弟的仕途应该是这样的——加冠（20岁）后接受当地郡县长官征辟当个吏员（门第不够就别等人家征辟，赶紧想辙找门路混进去），等在家乡父（zhǎng）老（guān）面前展（hùn）现（gè）德（liǎn）行（shú）以后，再被举荐给中央正式出仕。这样的当官途径才被视为“正途”、“清流”，很被看重，才有可能晋升至高位。
在东汉的察举制下，举荐人才最主要的两个途径分别是举孝廉和举茂才。不过两者是有区别的——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孝廉举的是官场新丁，而茂才举的多为现任官吏；举上孝廉一般得先到洛阳当个打杂的郎官（在两汉当郎官，相当于在干部学校进修），而举上茂才可以直接当上秩千石的县令。
要是因此就瞧不上孝廉那就大错特错了。话说按照当时的规定，郡国人口不满10万的三年才能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的两年举一人，满20万的岁举一人、40万举二人，那些人口达到120万以上的超级大郡国，一年也只有六个名额——跟现在的国考相比，这个比率足够让人崩溃了吧？
不仅如此，相比孝廉可由郡国太守（国相）一言而决，茂才就复杂多了。中枢地方的各种大佬都能横插一脚，往往成了政治交易和各种废物“二代”大发神威的角力场：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李贤注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四》）
而能决定这寥寥无几的孝廉名额花落谁家的，唯有官秩二千石的太守，所以二千石素为汉吏所重，故有“仕至二千石，富贵有足乐”的说法。
这些二千石的郡国长吏小日子过得这么美、这么满足，为啥还说他们的地位比经学世家还有天壤之别呢？原因很简单还很重复——依然是因为家世。
对于那些公族和经学世家而言，二千石的太守只是个过渡，他们早晚要以此为阶梯进入中枢享受贵官高爵的。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家世没那么高、在经学上没那么高的造诣或是缺乏“家学渊源”，尤其是以军功入仕的边郡世家子弟而言，二千石的太守基本就是他们在官场上牢不可破的天花板了。即便是走了大运晋身中枢，也不会有什么好职位，更会受到歧视和打压，何不继续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呢？
所以等到汉末天下大乱、阶层的天花板被打破以后，终于不再被动的“富贵有足乐”的二千石们简直是蹦跶得比谁都欢——在曹刘孙大体廓清天下之前，割据一方被称作“主公”的大小诸侯们，大多还扛着（或扛过）一个二千石的头衔。
哦对了，除了上述的皇亲国戚和士族豪门，还能招揽门生属吏向自己效忠的，就剩下东汉特产阉党了。当然了，在汉末最有名的一个阉党出身的“主公”就是大家的老熟人曹操。话说把老曹归入阉党之列这码事可不是我干的，发明权归属于家世高贵无比的袁绍——这货指使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将前者称为“赘阉遗丑”其实也不算是信口胡诌，毕竟曹阿瞒的老爹曹嵩可是个如假包换的阉党，而且还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想抵赖都不行的那种。
到汉室衰微以后，能混上个“主公”头衔的家伙就更多了。
前文啰嗦了大半天，说的都是达官贵人，那么要是家世不行，就当不上“主公”了呗？
答案是肯定的，起码在董卓那货把大汉朝彻底整乱套之前基本没有任何可能。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词，叫“豪右闾左”。啥意思呢，就是在秦汉时以25户为一闾，而在当时又尊右卑左，所以就让有钱的土豪住在右边，就成了“豪右”；而没钱的穷鬼只好住在左边，就成了“闾左”。
而豪右闾左，则在事实上构成了东汉规模庞大而且几乎毫无当官可能的的平民阶层。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豪右要么是占有了大量土地、人口和钱财的富豪，要么是在两汉400多年都可以无法无天、横行无忌的游侠，咋就成了不能做官的平民？
答案是东汉人的想法有点奇怪。在他们看来，士人可以家财万贯也可以一贫如洗，但无论如何都是高贵清白的，所以才能做官；而豪右哪怕钱多得可以把大汉朝都买下来，也是肮脏龌龊的，所以不能做官。而更奇葩的是，同样的钱放在士人手中就能使鬼推磨，可以买官（在汉末连三公都可以买）、可以赎罪、可以用来换假期（汉官苦逼的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平常还得关在官寺中过集体生活，每5天才放回家一趟“休沐”）；而豪右哪怕拿出钜亿家资弄不好都换不来一个区区六百石。
为啥买不来？难道东汉的官员都是视钱财如粪土的清官廉吏？别扯了！凡是当官的有几个不喜欢钱的？只不过他们有更好的办法从豪右那里搞钱而已。
终东汉一朝，甭管是士人、阉宦还是外戚掌权，或者皇帝偶尔雄起了，对待豪右都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往死里整。比如汉明帝刘庄就曾专门下诏，为收拾豪右提供政策支持：
“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所以只要大汉朝缺钱了，比如遭灾了、打仗了啥的，或者想搞点政绩了，再或者干脆就是皇帝和各级大臣们手头紧了（东汉皇帝普遍性的贪财），第一选择就是抄几户“大家”、砍几颗豪右的脑袋，就啥啥都妥了。
豪右为啥这么倒霉？首先就是没个有能耐的祖宗，也就是家世不行或者干脆没有。所以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大汉朝注定就当不了官，哪怕读书读成郑玄那样的学霸也没用（基本也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士人出身的官员会推荐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豪右有钱有人有地，这就意味着力量，而且还是颠覆世道的力量、令士人最恐惧的力量。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了这帮土豪的力量——在“云台二十六将”里边就挤满了一大堆货真价实的豪右，不知道砍掉了多少士人的脑袋，又抢跑了多少士人的权柄。而汉末大乱之后，豪右再度崛起，董卓、马腾、张绣、吕布、公孙度、张杨等统统都成了风云一时的“主公”。当然更著名的还是刘备和孙坚这两位蜀汉和东吴的奠基者，严格讲其实也都算豪右出身。
秩序是士人的法宝，所以太平岁月是士人的天下；而秩序又是罩在豪右身上的枷锁，所以秩序沦丧的乱世才会成为豪右的乐园——大家都是读过史的，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士人能让豪右当官、不往死里整他们才是见了鬼。
而除了一头一尾的两大乱世，“闾左”当官这码事简直是连梦都不敢做这样的，我翻了半天资料也无法确认有一个出身闾左的家伙在东汉当过官（就一个卢植还存疑）。事实上，在那些达官贵人眼中“闾左”甚至都不能算是人，而被称之为“氓”（音为méng），比如群氓、氓黎、氓庶等。
豪右视闾左如猪狗，随意兼并欺压；士人视豪右为仇雠，往死里整不说还不给其留下半丝往上爬的的机会；而士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边郡的、门第低的士人二千石到顶，很少有机会参与朝政；经学世家有机会参与朝政，但大多数人的命运也不过是给公族当门下走狗而已——这就是东汉社会阶层不可动摇的现实。
当然不可动摇也是相对的。等到乱世一来，“主公”这个以往仅被少数人垄断的头衔也变得贱如野草遍地都是，没看强盗出身的闾左褚燕（张燕）不但当上了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还当了好一阵子“主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