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时代与文学良知

张炜: 现在的批评跟文学的关系非常正常，这个“正常”是对应着整个生存状态而言的。没有比这个时期的人更能够趋利避害的了。这是个商业时代，重商主义的时代，人的一切领域都受这种重商时代的影响和塑造，人对道德伦理要能够迁就，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普遍的风气。

就像当年，我们随处都讲阶级斗争，说说笑里面还有阶级斗争，现在则是无处不在的灵活性、机灵和精明，这时候不需要智慧和人格力量，相反后者会给个人生活添上诸多麻烦，让人背运，谁不害怕痛苦?谁不害怕背运?于是，那些最起码的文学的良知，炽热的激情，都随着现实利害蒸发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强有力的直话直说者，勇于说出自己的感悟和良知，那么这个声音在很多变异了的耳朵听来，或许还很粗糙尖利，甚至是沙哑可笑的一种怪声。最正常的声音被当作怪声来处理，在一片不以为然的嘲笑中被淹没——这种批评的声音不是没有，我们现在有，以后还会有，但是命运如何?

但愿这样的声音与优秀的作品相伴而行，这未必不能创造历史。关键是一个人认准了一条路就可以走下去，沉默地走下去，喧哗地走下去——如果改变方向就要有理由，有逻辑的曲线，不能是随意转向；凡表现出极其灵活的身段者，都是大可怀疑的人。

早上，看到这段文字，觉得太有针对性了。一是作者输不起，二是批评者又不能真正发声。一发声，人家就以为这个人缺乏灵活性，声音说重点，就是背时就是怪。

陈水河整理于2019.9.1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