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想要退隐山林，淡出江湖，做潜藏不出的打算，就需要认真进行筹划，逐步加以实施。
凡才气大的人，都不会甘心于寂寞，就像孔雀开屏，总喜欢夸耀自己的美丽和色彩。这是好事，但也在无形中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01 急流勇退是高招
当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带领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之后，他们便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郭昆焘如此评论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
这里有着众人对成功者的羡慕忌妒恨，也有他们自身存在的原因。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针对他来的。
曾国荃为人非常之“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之后，与诸将的矛盾就愈加深刻。他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的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
曾国荃还有一点就是比较“贪”。连兄长曾国藩都说他“老饕名遍天下”，如果不改掉这个毛病，早晚会生出事端。
所以曾国藩多次苦心婆心地劝告他：“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最终，曾国荃还是听进了哥哥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这也算是功成身退了。
02 子孙自有子孙福
曾国荃喜欢置办良田美宅，他在家乡修建了豪宅，丝毫不加以避讳。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多次写信对此事进行了劝诫。
曾国藩说：“过多地置办良田美宅，会招惹他人指责，弟要三思，不可自以为是。我的地位虽然很高，弟的位置也不低；我的名气虽然大，弟的名气也不小，但是想靠修祖坟得以永葆富贵，谋求田地房屋留给子孙，难道不是错误的想法吗？”
在曾国藩看来，子孙自有子孙福，作为父母不能总想着为子孙积累财富，为子孙谋求幸福。幸福还是要靠子孙后代自己去谋取。只有自己亲自去争取，去创造，那样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也是最长久的。
如果子孙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就可能会产生骄奢淫逸的想法，没有了进取心，没有了上进心，他们就会一事无成。
所以，曾国藩希望曾家能养成贫寒之风，每个人都艰苦朴素，勤奋劳作，这样整个家族才会长盛不衰。
03 仁民爱物美名扬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曾国藩多次在信中说到：他暗暗观察这些官员管理之道、人心的动向，以及各省的督抚、将帅的所作所为，天下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道理。他唯一的点子，就是以一个“勤”字报答皇上，以“爱民”二字报答父母。
他深知自己才能见识都平常，绝难立功，但守一个“勤”字，终日劳苦，以减少时常日夜操心的忧虑。这虽然有些过于自谦，但他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一个“勤”字。
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这一点颇有人人平等的味道。在封建社会的军队里，能有这样的思想是十分难得的。
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行军本来是骚扰百姓的事情，但曾国藩始终心存爱民之心，不让祖先积累的德行，从自己手中消耗殆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正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