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作推测而确信
洪承畴被俘，在野史笔记中写到，清太后亲身去向绝食的洪承畴送开水，实际上却是人参汤；洪承畴喝了、死不掉。
太后窥探回来，就断定洪承畴并无必死之心，招降有望。
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窥见了洪坐在狱室中，屋顶的灰尘落在衣上，他郑重拂拭干净而后已；所以，这不是真的绝食:
“一衣之惜如此，宁不惜命乎?”
这是一个即小见大的推测，似乎很合理的；却偏偏有位老先生舒芜，在《书与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这本书里，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找出了一段描写，以说明“合理推测”未必符合事实:
青年赌徒拉法埃尔·瓦仑丹，输光了最后一枚金币，决心跳河自杀；在桥上，被迎面而过的搬运夫把衣袖弄脏了一点儿，他便不由自主地把灰尘轻轻抖掉。
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似乎也怕读者，对他这样的细节描写存有疑问，便运用渊博的知识，在小说中还提到两个类似例子——都是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描写，在实际生活中是有依据的:
英国的卡斯特列拉爵士，在割断咽喉之前，先要满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
法国的欧舍院士，在投塞纳河自杀之时，还先要找到他自己的鼻烟壶。
这些行为细节，与洪承畴那个拭尘的动作，也是相类似的；虽然洪承畴后来还是降清了，却并不能证明，原先对他的推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
人在决心连生命都不要的时候，事实上还是会保持一些生活习惯的，比如爱整洁之类；有的人还要沐浴、整衣呢，也有的人，先要喝上几瓶啤酒。
二、抗拒诱惑不容易
章太炎何许人也？
先生早年作为革命家，可谓“天地英雄气，千秋亦凛然”；鲁迅先生这样评价他: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度被捕，三次入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就是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大英雄，晚年却为杜月笙这个黑社会头子所笼络，不能不令后人想到:
即便是个仁人志士，在不同于从前的不利处境之下，有时候要想抗拒诱惑，也是不容易的。
太炎先生晚年住在苏州讲学，虽然名满中华，其实也只能算是空名垂世；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社会里，想办妥一件事，他也多会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侄儿，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次，与一个颇有身份、背景的人，发生了房屋纠纷；相持不下，请大炎先生帮忙。
杜月笙当时在上海，声势浩大、炙手可热；无奈之下，先生就想到了他，于是只能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给他亲笔写去一信。
杜见信后， 心中大喜；大流氓自有大流氓的远见；他很明白，结识章太炎这样的名流学者、“价值”如何。
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使得这场房屋纠纷，获得满意的解决；而且在问题解决以后，杜还借此由头，专程到苏州拜访了章太炎。
杜月笙临告辞时，悄悄将两千银元的一张银票，压于茶几上、一只茶杯的底下——赠银而不说破，给太炎先生留足了面子；而太炎先生当时的经济、正处于窘境，于是感激之心顿起。
大炎先生于晚年，不仅与杜月笙过从甚密，甚至还以国学大师之名望，为杜修订家谱。
经过太炎先生考证: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杜月笙在上海发迹以后，为出身的低贱，而耿耿于怀；经了太炎先生为其修订家谱，他的祖先既然上溯到帝尧，还有“其八祖皆为御史大夫”，是个名门之后，谁还可以叽叽咕咕地诋毁，他的门第出身呢？
太炎先生晚年与杜月笙交好，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就从这次修订家谱开始的。
当初，杜月笙在家祠落成之时，想要遍求当代名人，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
章士钊为他开出个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
杜月笙想到了徐福生，他的外号叫作“闹天宫福生”；太炎先生曾因苏报案而被捕人狱，与此人同狱甚久。
太炎先生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菜，很客气；可是要做一篇 “杜氏祠堂记”，却是断然拒绝。
后来，又有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是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为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也做一篇名文。
太炎先生不免好奇，问了些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以为杜这人很讲义气，又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
来人就乘机拿出几张宣纸:
“老师的文字， 应当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
章太炎不出一言，一边抽烟，一边写字，不久就已写成；章士钊后来在杜宅里，边看边赞:
“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友转交给章太炎夫人。
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其后，他又每月派人，准定给太炎先生送上茶水钱。
三、彼此理解之难能
瞿秋白几次被指斥为叛徒，然而他又“叛”在何处？
他出卖过同志吗？他做过出卖革命的事吗？
由于他的身份显赫，陈立夫曾经派遣王杰夫等策反专家，从南京赶来劝诱他叛变，逼他交出组织机密，但瞿秋白不为所动；就凭着他在囚中所写的一篇隐晦消沉、类似自白的《多余的话》，就可以定他叛徒之罪吗？
即便是受到不少非议的这篇文，内中也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只是从强烈的“自我谴责”里，透露出他对于内部斗争厌倦的情绪。
他冷静地思索了自己的性情、半生遭遇，自认为并非领袖之材，仅只是能搞文学之具；于是他说，如果能够活着出狱，愿意埋头于文学研究及译述，以此度过残生。
这些话，也都是实话实说的。
二十年代，当他投身于社会运动以后，便用“犬耕”的笔名，来说明他是不适合于活跃在政治领域的；后来，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在回顾之时，他也就坦率地说，这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里，他这样写道:
“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只有同为文人、也如同他那样具有诗人的敏感与直觉，才能够比较明白瞿秋白这人的真实性情。
当《多余的话》流传出来之初，有很多人怀疑过它的真伪，因为从该文中，看不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然而，作家丁玲在1980年发表的《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一文中，却是这样说的：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呵！我一下就联想到他写给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这种矛盾的心情。”
郭沫若也写道:
“我最初是在《逸经》上看到的。原稿没有见。那毫无疑问是真的。我看，《多余的话》不会假，不会有大的篡改……”
少年之时，瞿秋白在绘画、治印、音乐方面，就颇有艺术造诣；他文质彬彬，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
有记载说，他时而会在月夜里吹起洞箫；婉转凄楚的音调，总是会使得友人们，产生一种惆怅而又奇妙的感觉。
仅就瞿秋白的天性而言，他更适合于在文学领域里挥洒；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他的性情很软弱，从他翻译的一个文句里，似乎也可以看出；高尔基《海燕》的最后一句，他是这么翻译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
试与戈宝权的译文，作一个比较：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个骨子里本就性情软弱的文人，因为种种缘由，却做了领袖人物，这就注定了他的革命生涯，只能是一个悲剧；因为，“软心肠”的人，如非经受一番脱胎换骨，是不适宜于从事那种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
南怀瑾先生说过，很多革命前辈，都是学佛的；瞿秋白也是这样说:
“无常的世界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
从他在福建长汀的监狱里、写给狱医陈炎冰的一首词里，也可以看到瞿秋白受佛学影响之深；《浣溪纱•赠呈炎冰先生雅正》：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做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他在即将走向刑场之时，还作了一首集句诗；令人读后，心情也是很复杂、很感慨的。
据《申报》搜罗遗书以后的报道：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日读唐人书，忽见‘夕阳明灭乱流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俜伶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欲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引用唐人韦应物的诗句、“夕阳明灭乱山中”，将阴沉的感情与鬼火的明灭相映照；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了，于此之时，必有无尽的感慨，但他再说什么，也都是“多余的话”了——他无奈而说“正我逍遥处”，其实也只是、即将与鬼为邻的凄然独语了。
至于“心持半偈万缘空”，可用《多余的话》的结尾语，来作一个注释：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这首集句诗中所描述的，落叶的沙沙声，与寒泉的幽咽声，交织一起，显得是那样的凄凉，也给人以深沉的孤独之感；然而，落叶声、寒泉声，其延绵无尽之态，他作为一个即将离世之人，还是多么想听下去啊！
历史上许多的仁人志士，他们在生前很孤独，而在死后，也仍难以得到中肯的理解和评价；然而，当“眼底烟云过尽时”，他们其实还是很留恋这个美丽的世界，以及很热爱仍在劳苦地生活着的人群。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比较客观地理解、瞿秋白烈士这一篇《多余的话》呢？
(2019.7.27，写毕于宁波、翠柏西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