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举人性的几个弱点(读书札记)

一、好作推测而确信

洪承畴被俘,在野史笔记中写到,清太后亲身去向绝食的洪承畴送开水,实际上却是人参汤;洪承畴喝了、死不掉。

太后窥探回来,就断定洪承畴并无必死之心,招降有望。

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窥见了洪坐在狱室中,屋顶的灰尘落在衣上,他郑重拂拭干净而后已;所以,这不是真的绝食:

“一衣之惜如此,宁不惜命乎?”

这是一个即小见大的推测,似乎很合理的;却偏偏有位老先生舒芜,在《书与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这本书里,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找出了一段描写,以说明“合理推测”未必符合事实:

青年赌徒拉法埃尔·瓦仑丹,输光了最后一枚金币,决心跳河自杀;在桥上,被迎面而过的搬运夫把衣袖弄脏了一点儿,他便不由自主地把灰尘轻轻抖掉。

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似乎也怕读者,对他这样的细节描写存有疑问,便运用渊博的知识,在小说中还提到两个类似例子——都是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描写,在实际生活中是有依据的:

英国的卡斯特列拉爵士,在割断咽喉之前,先要满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

法国的欧舍院士,在投塞纳河自杀之时,还先要找到他自己的鼻烟壶。

这些行为细节,与洪承畴那个拭尘的动作,也是相类似的;虽然洪承畴后来还是降清了,却并不能证明,原先对他的推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

人在决心连生命都不要的时候,事实上还是会保持一些生活习惯的,比如爱整洁之类;有的人还要沐浴、整衣呢,也有的人,先要喝上几瓶啤酒。

二、抗拒诱惑不容易

章太炎何许人也?

先生早年作为革命家,可谓“天地英雄气,千秋亦凛然”;鲁迅先生这样评价他: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度被捕,三次入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就是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大英雄,晚年却为杜月笙这个黑社会头子所笼络,不能不令后人想到:

即便是个仁人志士,在不同于从前的不利处境之下,有时候要想抗拒诱惑,也是不容易的。

太炎先生晚年住在苏州讲学,虽然名满中华,其实也只能算是空名垂世;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社会里,想办妥一件事,他也多会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侄儿,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次,与一个颇有身份、背景的人,发生了房屋纠纷;相持不下,请大炎先生帮忙。

杜月笙当时在上海,声势浩大、炙手可热;无奈之下,先生就想到了他,于是只能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给他亲笔写去一信。

杜见信后, 心中大喜;大流氓自有大流氓的远见;他很明白,结识章太炎这样的名流学者、“价值”如何。

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使得这场房屋纠纷,获得满意的解决;而且在问题解决以后,杜还借此由头,专程到苏州拜访了章太炎。

杜月笙临告辞时,悄悄将两千银元的一张银票,压于茶几上、一只茶杯的底下——赠银而不说破,给太炎先生留足了面子;而太炎先生当时的经济、正处于窘境,于是感激之心顿起。

大炎先生于晚年,不仅与杜月笙过从甚密,甚至还以国学大师之名望,为杜修订家谱。

经过太炎先生考证: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杜月笙在上海发迹以后,为出身的低贱,而耿耿于怀;经了太炎先生为其修订家谱,他的祖先既然上溯到帝尧,还有“其八祖皆为御史大夫”,是个名门之后,谁还可以叽叽咕咕地诋毁,他的门第出身呢?

太炎先生晚年与杜月笙交好,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就从这次修订家谱开始的。

当初,杜月笙在家祠落成之时,想要遍求当代名人,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

章士钊为他开出个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

杜月笙想到了徐福生,他的外号叫作“闹天宫福生”;太炎先生曾因苏报案而被捕人狱,与此人同狱甚久。

太炎先生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菜,很客气;可是要做一篇 “杜氏祠堂记”,却是断然拒绝。

后来,又有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是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为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也做一篇名文。

太炎先生不免好奇,问了些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以为杜这人很讲义气,又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

来人就乘机拿出几张宣纸:

“老师的文字, 应当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

章太炎不出一言,一边抽烟,一边写字,不久就已写成;章士钊后来在杜宅里,边看边赞:

“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友转交给章太炎夫人。

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其后,他又每月派人,准定给太炎先生送上茶水钱。

三、彼此理解之难能

瞿秋白几次被指斥为叛徒,然而他又“叛”在何处?

他出卖过同志吗?他做过出卖革命的事吗?

由于他的身份显赫,陈立夫曾经派遣王杰夫等策反专家,从南京赶来劝诱他叛变,逼他交出组织机密,但瞿秋白不为所动;就凭着他在囚中所写的一篇隐晦消沉、类似自白的《多余的话》,就可以定他叛徒之罪吗?

即便是受到不少非议的这篇文,内中也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只是从强烈的“自我谴责”里,透露出他对于内部斗争厌倦的情绪。

他冷静地思索了自己的性情、半生遭遇,自认为并非领袖之材,仅只是能搞文学之具;于是他说,如果能够活着出狱,愿意埋头于文学研究及译述,以此度过残生。

这些话,也都是实话实说的。

二十年代,当他投身于社会运动以后,便用“犬耕”的笔名,来说明他是不适合于活跃在政治领域的;后来,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在回顾之时,他也就坦率地说,这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里,他这样写道:

“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只有同为文人、也如同他那样具有诗人的敏感与直觉,才能够比较明白瞿秋白这人的真实性情。

当《多余的话》流传出来之初,有很多人怀疑过它的真伪,因为从该文中,看不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然而,作家丁玲在1980年发表的《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一文中,却是这样说的: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呵!我一下就联想到他写给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这种矛盾的心情。”

郭沫若也写道:

“我最初是在《逸经》上看到的。原稿没有见。那毫无疑问是真的。我看,《多余的话》不会假,不会有大的篡改……”

少年之时,瞿秋白在绘画、治印、音乐方面,就颇有艺术造诣;他文质彬彬,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

有记载说,他时而会在月夜里吹起洞箫;婉转凄楚的音调,总是会使得友人们,产生一种惆怅而又奇妙的感觉。

仅就瞿秋白的天性而言,他更适合于在文学领域里挥洒;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他的性情很软弱,从他翻译的一个文句里,似乎也可以看出;高尔基《海燕》的最后一句,他是这么翻译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

试与戈宝权的译文,作一个比较: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个骨子里本就性情软弱的文人,因为种种缘由,却做了领袖人物,这就注定了他的革命生涯,只能是一个悲剧;因为,“软心肠”的人,如非经受一番脱胎换骨,是不适宜于从事那种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

南怀瑾先生说过,很多革命前辈,都是学佛的;瞿秋白也是这样说:

“无常的世界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

从他在福建长汀的监狱里、写给狱医陈炎冰的一首词里,也可以看到瞿秋白受佛学影响之深;《浣溪纱•赠呈炎冰先生雅正》: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做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他在即将走向刑场之时,还作了一首集句诗;令人读后,心情也是很复杂、很感慨的。

据《申报》搜罗遗书以后的报道: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日读唐人书,忽见‘夕阳明灭乱流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俜伶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欲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引用唐人韦应物的诗句、“夕阳明灭乱山中”,将阴沉的感情与鬼火的明灭相映照;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了,于此之时,必有无尽的感慨,但他再说什么,也都是“多余的话”了——他无奈而说“正我逍遥处”,其实也只是、即将与鬼为邻的凄然独语了。

至于“心持半偈万缘空”,可用《多余的话》的结尾语,来作一个注释: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这首集句诗中所描述的,落叶的沙沙声,与寒泉的幽咽声,交织一起,显得是那样的凄凉,也给人以深沉的孤独之感;然而,落叶声、寒泉声,其延绵无尽之态,他作为一个即将离世之人,还是多么想听下去啊!

历史上许多的仁人志士,他们在生前很孤独,而在死后,也仍难以得到中肯的理解和评价;然而,当“眼底烟云过尽时”,他们其实还是很留恋这个美丽的世界,以及很热爱仍在劳苦地生活着的人群。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比较客观地理解、瞿秋白烈士这一篇《多余的话》呢?

(2019.7.27,写毕于宁波、翠柏西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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