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离一席

     这注定是许久以来操蛋日常中的一次出离。

      无意看到一席15日在杭州的“桥都坚固 隧道都光明”现场通告,不觉动了心,适与北京出差可先后衔接,又想蛋仔14日已结束九天假期返校,心中无挂念,遂下单、买票、存下二维码。   

       原计划13:00到20:00 七个小时的讲座提前一小时结束。庆幸早上改签了当晚返程的航班。 滴滴也顺遂,出来剧院就有。

       老蜜群里发了一段“听完了,最后一个,纪录片导演郭熙志讲下岗职工的二十年,一个时代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一个也不行,全场的掌声因我而起“。微信发送,打开车窗吹傍晚的风,眼泪肆意铺排,流了一脸。

       眼泪为谁而流?

      每个柔弱的肉体都奔走在这些钢筋水泥之间,有无数的景致倏忽而过,无心留意,草木的生长、树丫的变化、果实的坠落。

       我在别人的故事、讲述里,慢慢体验自己,慢慢去找寻那个最安静的自己。

       九个讲者,简简单单的开场,认真的分享着自己专注的领域,此处无法不简单描述下九个讲者的讲述内容。

 杨天明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不知道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要多。我们才刚刚开始揭开大脑的奥秘。大脑是一个神奇的计算机,面对复杂的环境,它常常能根据模糊的信息做出准确的抉择。比如当树林间出现一个黑影时,可能是一只危险的老虎也可能是一只无害的小鹿,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我们就需要迅速地做出选择。这种判断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十分关键,然而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有限。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在进行选择。 小到每天早餐吃什么,出门先迈哪条腿,大到人生规划、国家大事等等,都离不开大脑的抉择功能。抉择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我们为什么容易意气用事?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区域与抉择密切相关,如果它出了问题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做出抉择?大脑是如何误导我们做出选择的?是否存在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这些成果能否应用在人工智能系统中? 杨天明从事大脑的抉择和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20多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决策?为什么要研究大脑的抉择?这不仅仅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怎么做更好的决策,我们想知道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宋阿曼 写作者

 “我们都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这块磨方会不会转、会怎么转、什么时候转,会把我们转到哪里。

“ 阿曼从没想过回到矿上工作,也没想到这段经历会被自己写进小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里,她是个孩子,每天从一群“黑脸”里找父亲。煤炭产能过剩时,她是个工人,给另一群“黑脸”发矿灯。矿山太大,能装下太多人的青春和生老病死,矿山太重,压着好几辈的甜蜜与苦涩。她和伙伴都渴望离开煤矿,兜兜转转却又回到那里。漂泊、碰壁之后,矿山成了最一张船票。重新离开之后,她不知道这么多故事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如果继续留在煤矿,生活会是什么样。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教师

 可以说,今天我们餐桌上一半食物都是美洲来的。农业史学者李昕升研究的是吃吃喝喝的话题,因为攻博士学位时研究美洲作物南瓜在中国的流传,他常被称呼为南瓜博士。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旧大陆与新大陆间发生了广泛的交流,美洲作物也很快遍及中国,引发了整个农业结构的变迁。我们主要强调“哥伦布大交换”中的作物,大约有30来种。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之外,还有蔬菜如南瓜、菜豆、莱豆、笋瓜、西葫芦、木薯、辣椒、西红柿、佛手瓜、蕉芋;油料作物如花生、向日葵,嗜好作物如烟草、可可;工业原料作物如陆地棉;药用作物如西洋参;果类作物如番荔枝、番石榴、番木瓜、菠萝、油梨、腰果、蛋黄果、人心果等。“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哪顿饭没有美洲作物参与?”

 李杰 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

 “每个孩子都很特别。“

成都麓湖·A4美术馆有一个展馆专为儿童开放。在这个儿童馆里,儿童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2014年,A4教育中心开始创办第一届iSTART儿童艺术节,李杰希望能让儿童参与艺术创作,不再做艺术的旁观者。 “汶川地震过后,美术馆所在的城市出现变化。人们的生活态度改变了,所有人都开始关心他者。”2008年,美术馆馆长和团队进入灾区,试图通过艺术对灾区儿童进行灾后心理疗愈。回到城市后,李杰发现需要艺术的不只是灾区儿童,真正的根源在城市。“我们的城市看似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实质上是一种边缘化,让孩子变成了商品,去消费孩子。” 为了让孩子理解植物的生长,建筑师、植物学家和园林设计师把美术馆设计成可以生长的空间,里面所有的植物都会生长。孩子们可以定期去浇水,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他们和艺术家共同做了“童年疗养院”,在不同主题的场馆内与儿童探讨“童年”;儿童可以在展馆里自由讨论,自由地发挥创意。“我们不需要通过结果或技能的变化来检验孩子的能力。” 在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中,孩子们逐渐充当起了领导者、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角色。他们创作动画片、建立“国家”、拍摄纪录片……“当这些孩子不再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展厅,而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郭敏 交通工程师

“我们的交通设计为什么会背离它的初衷,一步一步成为了老百姓的绊脚石呢?”

一个人的一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我们在城市的马路上行走,乘坐各式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规则,希望道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然而在我们行走其间的街道、转乘的地铁站、公交站、火车站、飞机场,在我们按照路牌的指示找路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为什么行人过马路时明明是绿灯,却常被转弯的车辆阻挡?为什么有些城市的街道宽阔气派,行人却无法享受便利?为什么地铁站的转乘总是那么漫长?为什么一些道路成为事故多发区?怎样的道路设计才是合理安全的?除了设计原则和交通规则之外,设计者应该如何为使用者画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科技除了帮助我们改善路况之外,又会增添哪些新的苦恼? 在从事交通工程工作的25年时间里,工程师郭敏长期观察和实践城市道路设计,尤其致力于透过表象找到妨碍交通安全的本质原因。他希望在设计者、执行者、使用者多方合作互动的交通领域,让常识被了解,需求被听见。

这五个人是上半场的讲者。

茶歇竟然是肉包子。

 一席“人文 科技 白日梦”,卖家秀匹配的茶歇应该是咖啡、甜点,买家秀是肉包子。

下半场的第一个讲者,是大家特别瞩目的,因为身份特殊。

药师寺宽邦 僧侣 歌手

“只是作为和尚的我,恰好喜欢上音乐罢了。“

 药师寺宽邦是个和尚,作为长子继承了拥有近四百年历史的家族寺庙,是日本海禅寺第16代副住持。他也是一名歌手,在中国出名的作品莫过于那首《般若心经》。他将佛法融入现代音乐,全力传达僧侣对生命的感悟。 从小在寺庙中长大,药师寺宽邦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但是他迟迟“找不到修行的意义”。大学期间,他和朋友组了名为Kissaquo的乐队,意思是“喝茶去”。签公司,做巡演,他不想过那种被安排好了的人生,音乐成了出口。 后来他意识到,音乐和佛法事实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有让人“追忆”的力量,都是一种散播、一种抵达、一种连接。现在他想用音乐的方式,拉近大众和佛法的距离,将佛教精神传达出去。“如果一个僧侣有一天没办法进行传达了,那他的一生也就结束了吧。”

张克纯 摄影师

“我的摄影是想记录下变化的后果,再看一看渺小的个体在面对不安时,如何寻找自身的归宿。”

十年前,张克纯背一台大画幅相机、骑一辆折叠自行车,开始拍摄黄河。他每日往返于城市与黄河岸边,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疏离地凝视黄河两岸的人与风景:向沙漠抽水的人、站在广告牌上的人、粉刷河中房子的人、煤场里的佛像、冷却塔下的白鹿……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黄河不再是被崇高化的符号,而是和周遭相关联的鲜活风景,以及个体生存瞬间的见证者。这组名为《北流活活》的摄影作品最终夺得法国阿尔勒发现奖。 在此基础上,张克纯又创作了《山水之间》。在这个系列中,他将自己与被摄者做了“置换”,在每张照片中,都有他自己站在大背景中的渺小身影。平静的画面,看不清面孔的人,却始终流淌着一丝不安,犹如平静水面底下的暗流,像是一声诘问,又似自我安慰。 张克纯从来不是热切的参与者,而始终选择站在远处,保持恰好的距离。记录的同时,他不止一次怀疑:现代艺术如此多样,却为什么总是在表达痛苦?他要完成的,无非是直面烈日一般的焦灼不安,把暗影留在身后。

黄高乐 独立游戏开发人

“希望能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生活在由异性恋主导的社会中,异性恋的童话故事、动画片、影音作品充斥在主流媒体中。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的同性游戏,大多将同性恋者视为戏谑的对象。青少年难以找到严肃的题材去了解他们并正视这个身份。 基于这些现实,黄高乐和团队制作了一款游戏,在这款游戏中,玩家以凌浩(谐音“零号”)为第一视角去体验一个性少数者的一生。 黄高乐在游戏里加入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真实遇到的情景:少年时期的自我认同、成年后向家人出柜、面对家人的质疑该如何作答、出柜后选择骗婚还是直婚……游戏里的理念和观点几乎全都来自社会学著作。在社会学的理论依据之下,他找到一种可以被公开表述和传播的方式,通过游戏的形式将他们的生存困境表达出来。 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对迷茫中的青少年有一些指导意义。

郭熙志 纪录片导演

 “不如回到生命,回到岁月、生活和人。”

1998年,在郭熙志的家乡安徽铜陵,轮船公司实行股份制改制,几个下岗工人偷偷把渡船砸了,那是渡口通航140年以来第一次停渡。那一年,郭熙志将镜头对准家门口的邻居,以三户家庭为主体拍摄了纪录片《渡口》。《渡口》被学者视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郭熙志发觉,原本熟悉的故乡正在变得陌生,工厂改装成卡拉OK,合作社变成私人酒店,小姐开始站街了。故乡似乎在焕发一种活力了,又似乎每个人都变得焦躁了,想浑身使劲儿却没有地方宣泄。之后二十年,他从未停止对三个家庭的拍摄和记录,因为他想知道:故乡还能陌生到什么程度?社会将会有怎样的转型? 拍摄邻居的时间越长,郭熙志就越被卷入他们的日常——冬天晒的棉被,巷子里的狗,孩童的打闹,锅里煎着的蛋饼。二十年的持续在场,下岗潮、承包制、家庭关系的起落沉浮,一千多个小时的素材,被剪辑成了《渡口编年》三部曲。在他看来,这既是对转型时期人生和人心的记录,也是像棵树一样自个长出来的平民故事,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史诗。

 纪录片导演其貌不扬,普通话也不标准,吐字也不清楚,但内容最打动我。

黄高乐最显著的身份是gay。

 张克纯的摄影作品有种安静的力量,张克纯本人,也有这种安静的力量。

 日本僧侣的日语我听不懂,他结合了现代音乐的《心经》我总觉得是一句总也唱不到头、憋着一口气的歌词。

 郭敏是交通工程师,却一直在吐槽各种不科学的标识和设置,一直致力于更人性的解决交通问题。

李杰对儿童、对生命的喜爱与敬畏让我惊叹。

宋阿曼精准表达对生命与人性的思考。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说者有心,听者无意。 感兴趣的,就会用心、用意、用情,不感兴趣的,就会打盹。比如非洲植物,比如人类的思考。

 有友问特意跑到外地去听,究竟图个啥。 不图啥,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自己的领域做什么。

这不是旅游,这是精神的游荡。

赘述惊魂的早班航班。 7:30北京飞杭州,到达首都机场T3六点半,登机牌从左看到右,盯上了座位号37J,奔向登机口C37.坐定、看完一段视频,已到登机时间,瞪大眼睛再看登机牌,发现登机口是C01,座位号是37J,从C37狂奔到C36,发现有200米,200*36=7200米,狂奔狂奔狂奔,幸而C25开始分支,不用我狂奔7200米,大概算来应该不到1000米。狂奔到C01已虚脱,大汗淋漓,果然广播里只有我一人未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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