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8日。这一天的北京城，远远近近都流动着歌声与笑声。尽管国共决战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南方的半壁河山还在硝烟弥漫。这个历经沧桑的千年古都，此时却沉浸在人民共和国紧张筹备的忙乱和兴奋中。傍晚时分，渐次而上的华灯和愈发浓重的暮色，似乎让喧嚣一日的城市恢复了几分古朴和神秘。北京饭店门口宽阔的甬道，又多布了几道岗哨，预示着今晚有高层人士将光顾这里。
确实，今晚有一个宴请在北京饭店举行。宴请做东的几位，为陆定一、周扬和晁哲甫。这三位的身份殊为可观，陆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为中宣部副部长，晁为当时华北人民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赴宴的人士中，还有几位政界和学界的显要，分别是华北人民临时政府的主席董必武（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副主席杨秀峰（建国后曾任教育部长），还有当时中共方面最倚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范文澜。在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前的一段时间里，华北人民临时政府事实上就是解放区最高级别的政府。所以说，今天出席宴会的阵容，无论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政府的行政领导层次，都几近最高级别。
而真正属于受邀客人的，有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宋云彬、傅彬然等人。当事人之一的宋云彬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晚六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请客，在北京饭店。余准时而至，则（叶）圣陶、（傅）彬然等已先到座矣。陆等请客，为商谈如何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事，故凡准备参加此机构者皆被邀，除余等外，有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诸人，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副之。”
——（编者按：宋云彬先生的日记在1998年正式出版，名为《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就这样，一个全新的工作机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这场高规格宴会的餐桌上诞生了。而这个稍微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却正是新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60多年历史的真正起源。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政治理想和执政抱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重对教育、文化和出版等思想领域的把控和影响。当全国解放大局已定，党中央也在思考如何尽快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仅要通过国家机器清除旧社会的遗留，而且需要向人民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当然是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而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载体以及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教科书因其能够迅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给下一代，受到格外的关注。因此，在党中央把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战后重建和恢复之时，改变民国时期由民间主导教科书编辑出版的局面，即成为众多“建国方略”中刻不容缓的一条。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对出版工作作出了“出版工作要集中统一”的指示。1949年2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华北局宣传部的临时出版委员会第一次谈话会上作报告说：“平津解放，出版上第一件事首先应该做到的是统一，……对出版规划来说，首先应该统一的是出版，如教科书、马列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只有先求得出版的统一，业务才能统一。”而在1949年10月，陆定一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再次讲话强调，“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刷得好些，价钱也便宜些，发行业免得浪费。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由此可见，由国家来统一办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在党内已经有着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于是，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在1949 年4月8日北京饭店的这场宴会上，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它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而成立的，隶属于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并受中宣部直接领导。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科书问题，并着手审订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副主任委员为党内学者胡绳、生物学家周建人。委员近20人，分属国文、史地和自然三组。
参与到编审委员会工作中的专家、学者，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很多人在民国时期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这些大型出版机构，从事过教科书和图书的编辑工作。如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曾是开明书店的顶梁柱；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先生，则长期在商务印书馆编写生物教科书；孙起孟、胡绳都曾是在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之一部分）工作过的知名学者。孟超长期在大学教书，也曾担任过报社主编。金灿然、叶蠖生、王子野等人则是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内学者。随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陆续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安排下，以往在上海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有过教科书编写经验的一些能手也陆续应招来到北平，加入到这个教科书编审的队伍，如教育心理学的朱智贤、语文学科的朱文叔、蒋仲仁，历史学科的丁晓先，数学学科的刘薰宇，地理学科的田世英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各学科的骨干核心。
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最初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东四二条胡同五号院。1949年11月，新中国的出版总署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出版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三部分组成。出版总署分设编审局和出版局，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副局长（后兼任局长），原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大部分人员归入编审局。1950年11月，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又联合成立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任主任。在这近两年多的不断调整中，无论是前后两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还是出版总署编审局，都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其核心人员和主要任务都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一周后的1949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教科书的编审工作。据宋云彬日记记载：“下午编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地点在六国饭店。出席者圣陶、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商议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为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及余四人，每周开会一次，余为召集人。”
编审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艰难而紧迫的。此刻，距离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不到半年时间，党和政府对新解放区的中小学教育提出“维持现状, 立即开学”的要求，急需新教材。在1949年秋季开学之前，编审委员会需要从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使用过的课本中选择一部分，再从国统区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出版的课本中选择一部分，根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着手审定和修订，形成一套新的临时教材，以取代国民党时期的老教材。
据1949年4月22日的叶圣陶日记记载，“金灿然以华北人民政府之聘书分致同人，余之一份为第一号，可记也。遂开国文组工作会议，决定以一个月之时间改定华北区之高小语文课本，以满下学期应用。”这项任务非常紧迫。叶圣陶和同仁们要对原华北解放区的老教材紧急“改订”，在一个月之内使之“面貌一新”，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套高小语文教科书，以供新学期使用。此刻已经到4月底了，后期排版、印刷、装订和物流配送还需要留出必要的时间，剩给编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所以，这种“改订”可谓既光荣而又艰巨。看叶圣陶的日记，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其中了。4月26日：“看高小国语，预备改动调换。”次日，“上午改高小国语课文，未竟一篇”。次日：“上午改课文三篇。”次日，“上午，余改课文三篇”……。光是一册的“改订”就前后用了十天，参与改订还有宋云彬和孟超，最后由叶圣陶定稿。全部高小语文教材一共是四册，一个月干完确实是非常紧张。其他史地、自然等不同学科编写组的工作状态也大体如此，挑灯夜战、昼夜连轴都是家常便饭
1949年10月1日，紧张筹备了近一年的开国大典正式举行。这对于忙碌中的叶圣陶和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件大事。叶圣陶更是作为观礼嘉宾受邀在天安门广场亲身体验了“开国大典”。这天一清早，叶圣陶就赶去东四二条的编审委员会，主持了第一次升旗礼，带领大家唱国歌，之后全体人员合影纪念这一庄严的时刻。或许是被开国大典火热的情绪所感染，叶圣陶也一改稳重、温和的“儒家夫子”形象，在编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喊出战斗口号：“解放军打到那里，教科书就要送到哪里”，鼓舞同仁们努力工作，编出新中国的第一批教科书，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1949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全国大部分新解放区的孩子们，都拿到了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的这套新教科书。学科门类大致有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算术课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算术课本》、《历史课本》、《地理课本》、《自然课本》、《政治课本》，初级中学《国文》、《算术》、《中国近代史》、《外国历史》、《世界地理》, 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由于人手短缺、时间紧迫，还有一些学科教科书没能够编出来，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各地基本上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老版本。尽管这套临时过渡教材在体系上还不够完善，但基本上保证了建国伊始大部分解放区教科书和教育秩序的平稳过渡，较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套临时教科书对新政权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规整发挥了积极作用。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曾审阅过这套教科书的《初小国语课本》（1-8册），他写信给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对课本的“革命性”给予充分肯定：“小学国语我和今吾同志曾一浏览，认为有某些字句和少数课文虽有些不合处，并不关重要。至于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
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的这套临时教科书，出版单位为新华书店，印制和发行供应则主要由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共同承担。这就是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另一组成来源——“华联”和“上联”。
为了较好解决1949年秋季解放区中小学教学用书的供应问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和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北联合出版社（简称“华联”）和上海联合出版出版社（简称“上联”）。1949年7月1日，“华联”率先在北京成立，位于北京西单白庙胡同五号，由史育才、薛畅迪分任董事长和经理。该社是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为公方，联合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广益书局等15 家(后增至23 家)私营书店, 以公私合营方式组建。7 月21 日, “上联”随之成立。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 公推新华书店等15 家代表为董事, 组成董事会, 并推新华书店代表王益担任董事长, 由三联书店代表万国均担任经理，吉少甫任副经理。上海联合出版社的股东书店开始时是62 家, 有国营的新华书店, 有公私合营的三联书店, 也有过去就经营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大型私营书店和一些中小型私营书店。
在任务的分配上，华联和上联主要是印制、供应1949年秋季北平、天津、上海等这些新解放区的中小学教科书。而华北、华东那些老解放区则是由新华书店供应。具体来说， 华联主要是供应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和附近几十个县份, 以及察哈尔雁北、绥蒙等少数地区。中学课本则供应全华北区的5 个省份,同时也附带帮助解决西北和东北地区部分课本不足或短缺问题。截至1949年8月底, 华联共印中小学教科书近200万 册。而上联截至9 月中旬, 已经赶印出800 万本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解决了华东、华中新解放区的教科书供应。之后，两家出版社还保证了1950年春季和秋季教材的供应。这两个出版社当时只能负责华北和华东两地区，对于别的地区用书，只能供给纸型，由新华书店组织同业印造，办法很不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印刷生产力不足，要求两家出版社帮助代印代发，如1950年第四季度，汉口、重庆、广州就派人到上海要求上联社代印了一批教科书。
上联和华联两家出版社，是根据中央“集中统一”和“公私兼顾”方针组成的临时机构，这种形式既保证了国家对教科书出版的控制(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公股约占1/4),，又利用了私营出版社的资金和经验，使教科书供应工作在这样一个大变革中基本实现平稳过渡，是解放初期运用私营出版力量为新中国出版服务的一个典范。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上联和华联随之撤销，其大部分出版人员划入人教社，发行力量则分别并入上海和北京的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