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开车时听了CBC（加拿大广播公司）一个访谈节目。
节目的第一嘉宾A女士讲了自己的故事。A女士有一个小弟弟，生得比较晚，深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却不幸身染重病，才20几岁就病逝了。一家人决定将他的器官捐献，挽救一条生命。一家人希望受捐者会主动联系，让他们感受亲人继续“活”在世间的欣慰。然而，11年过去了，受捐人从来没有出现，哪怕是转送一张“谢谢”的纸条都没有。A女士表示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受捐人会如此不知感恩。
作为普通听众，我很容易地就站在了A女士一边。她的家庭面临了巨大的不幸，却把不幸默默吞下，贡献出弟弟的器官，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成全另一个家庭的幸福。而她所要的，只是一句谢谢而已，丝毫也不过份。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受捐人竟吝啬一句谢谢，一个人要自私到什么程度，会忽视这样的善意？
接下来，节目主持人请出第二嘉宾。B女士20年检查出心脏病将不久人事，除非得到合适的心脏做移植手术。当时，B女士的两个女儿还在幼年，眼看将上演一幕家庭悲剧。但B女士很幸运，得到了一个心脏，配型成功、手术成功，20年过去了，她仍然健康地活着，看到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每一天感恩生活的赐予。而她，从来没有跟捐献者的家庭联系过。
B女士说，她就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受捐者”，大部分的受捐者都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她之所以同意来这个节目，就是想为所有“不知感恩的受捐者”陈情。
B女士说：对心脏受捐者来说，有一个念头永远都绕不过去：我活了，就代表另一个人已经死。虽然对方并非因我而死，但这种心理上的“愧疚”感却难以摆脱，难以释怀，这是让她面对捐献者家庭的最大心理障碍。
B女士手术成功后，仍然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很长时间，毕竟心脏移植不是小手术，就算手术成功，也不代表人能活下来。为了术后存活下来，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当她终于基本康复，离受捐时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而这段时间，让她更难去面对捐献者家庭。
相信所有人都有这个经历，当事情刚刚发生时，无论是感谢还是道歉还是解释都相对容易，而一旦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说，越往后拖，越难开口。
在B女士谈述的过程中，A女士一直很沉默，偶尔小声嗯一下，显然B女士所提到了这两点也是她没有料到的的角度，她以为只是举手之劳，背后却有如此沉重的心理和生理的负担。
B女士对A女士说：请你千万不要认为受捐者是不知感恩的人。在20年里，我每一天都在感恩。我尽全力享受生活，绝不虚度光阴，以此表达我对生命的尊重。我相信，接受了你弟弟器官的人，只要手术后他活了下来，一定也和我一样心存感激。但我的确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捐献者家庭。所以，我选择不与捐献者家庭联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家庭，他们是抱着挽救一条生命的信念捐献的，他们知道这样的决定对受捐者意谓着什么，所以他们应该并不需要受捐者表达心中的感激。
这时，A女士轻轻地问：那么，如果你不说出来，你认为捐献者的家庭能感受到你的感激么？
B女士楞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A女士继续问：那么，20年过去了，你觉得应不应该让他们确切地知道你的感激呢？
B女士有些犹豫也有些勉强地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到医院去问问是否还能联系到捐献者的家庭吧。
这是个很闷的节目，话题过于敏感，三方：A女士、B女士及女主持人，谨慎而克制，在A女士和B女士回忆往事时，都似乎一时哽咽，但都控制住了情绪。连最后A女士的几个反问，语气也是缓慢温和的，并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作为场外听众，我最大的感触是来加拿大后一再听到的那句Don't Judge。评判别人太容易了，不用长脑子就可以评判他人是非。如果没有B女士的自我申辩，我一定会永远怀着“那些人太自私”的评判。而B女士的出现，让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节目之后B女士可能仍然不会去联系捐献她心脏的那个家庭，但我已经能体谅她。如果我是她，也许我既不会联系捐献者家庭，也不会出现在这档节目里。毕竟，承人生死之恩不好言谢，当众辩解自己“不知感恩”的行为也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