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叫人活不？你个儿看看，房子里还有啥好东西么，额？”
“席日踏成啥了，好好的新席一哈糟蹋完了，咱的过火难过成啥了。额？”
母亲给伯伯端过饭去后，一会儿就声音很大的训斥起来。母亲怎么突然训斥起来一个“疯子”？我立刻心里咯噔一下，伯伯疯癫起来会不会打母亲；母亲还没有停止，也听不到伯伯任何动静。反倒是我自己煎熬的难受，想去“看热闹”又害怕被发现，自己憋了好久，实在忍不住好奇；就脱了鞋（虽然小时候穿的是软底的布鞋，走路根本不会有声音）紧紧贴着墙，偷偷地一步一步蹭到伯伯房间门口。自己明显感觉到脸、耳都特别烫，心里突突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鼓起勇气探出头看了看。原来伯伯把妈妈前天给他穿的一声衣服，全部撕的成了布条撒的满地都是，刚换没多久的新席子也撕的只剩一小片。伯伯自己就这样光着身子躺在土炕上。
这是我对伯伯记忆比较深刻的几件事之一。我的记忆中伯伯一直疯疯癫癫，不是自言自语的骂人就是撕衣服、撕席子。80年代农村家里用的席子都是芦苇编的那种，非常结实。有的人家一张席子可以用几年，然而伯伯的席子一般几个月就撕烂了，徒手撕烂！你要是见过或者知道那种席子，就会明白我说的徒手撕烂它的分量和勇气。
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伯伯会成这样，每次都只是撕东西？母亲一声叹息，欲语泪先流。母亲说伯伯当年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到北京一个大学。然而，沉浸在喜悦和期盼中的家人等了好几个月没见通知书下来。当时也没觉得有啥问题，就接着等。当然，农村人除了等，也没有第二个办法！眼看好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伯伯还没有等到通知书。老师建议说要去查查看了，伯伯和父亲两个人就去了县城。
两人辗转几次终于找到能查询的地方，好话说了一箩筐；人家终于肯查了，结果查完表情就变了。“你得是贺**？准考证给我看看”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陕西话问道。伯伯听后立刻交上去，只见那人直接拿着去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好一会儿，听到里面有人说：
“叫他们自嘎找市里，省里查去，我们管不了了”。
“你听到了，回去吧”
“为什么，那额为啥没有通知单？”
“不知道，到市里问嘎”
“那额们寻谁？”
就这样花了几天功夫得到的回答就是自己去市里或者省里查。伯伯和爸爸两个十几岁没出过县城的小伙子一连串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后，他们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而且县里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县城回来后，两个人家也没回第一时间去了学校找伯伯的老师；一五一十地详述了他俩的遭遇。老师听后思考片刻，告诉他两在自己房间等等，说完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师和校长一起进来了。校长看着伯伯说：
“你的事徐老师告诉我了，这样你先回去，我明天去县里帮你问问”。
第三天没等伯伯去学校问，老师就来家里了。告诉伯伯不要去查了，校长同意免费复习一年。伯伯和爸爸听了这话蒙了好一会儿，直勾勾看着老师，不知道说什么话。
老师说：“咱不去寻了。咱没那个本事，校长偷偷问咧，你的名字已经上了那个大学了，到底是叫谁上了，从哪哒上的？县里也寻不着，校长问了几个认得的，nia说可能省里或者市里有人直接把你的名字，给顶替跑了”。
“校长知道你娃不错、是个好苗子，同意让你再复习一年，学费不要。你包难过，我相信你复习一年考个好大学没马达”老师继续说到。
话没说完，奶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
知道了最终原因。伯伯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他几天没怎么出屋，期间老师，校长，邻居都过来劝说去复读，不要呕气，不要去查了。伯伯只是听着，不说去，也不说不去。爸爸知道伯伯咽不下这口气，就拉着伯伯去了市里查个究竟，讨个说法。结果可想而知 ，有礼是不怕，但不是能走遍天下的。连相关的窗口人都找不到，别说查了，讨说法更是天方夜谭。门卫室里的大爷叹息的说他在这里十几年了，这种事不是一个两个；没见过谁能告成功的。别浪费钱了，回家去吧。
两人就这样回来了，在爸爸的劝说下，伯伯还是去复读了。但是，这事一直也没能放下，无法像之前那样全身心投入学习，学校好几次考试都考的很差。后来学校也不愿意让他继续参加高考占用名额。伯伯自己也觉得没希望了，也就不去了。 然而回到家里，农活基本不会；每次去地里不会干活，都被邻居们开玩笑“大学生”下基层。次数多了伯伯心里越来越压抑，终于有次爆发了，把一个邻居打的住了好几天医院，家里找人说情、赔钱终于了事。钱都是借的亲戚朋友，免不了又被亲戚朋友一顿数落。那天晚上伯伯突然大喊大叫，又哭又笑。把自己所有的书全部手撕牙咬的撕成碎片，跑出家门。几天后找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成人样了，满脸满身都是泥。从此往后再也不出门，一不高兴就撕东西，又撕又骂。这样的频率越来越高，屋里的东西能撕的都撕了，一辈子就呆再屋里撕动西，自言自语的骂人。虽然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想他自己心里一定有个他憎恶的对象。一个让他一辈子无法释怀的对象。
我所知道的身边真实案例不下5起，其中疯或啥有2个之多。诚然这个样本不足以说明什么，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特意去网上搜了搜“80年代被顶替”结果还真不少。被顶替的人基本都是农村孩子，顶替的人基本都是有权有势的主。那些被顶替了的农村娃的命运无不从这一刻彻底改变了；心气高的或疯或傻，认命服输的当一辈子农民，尤其是农村的女孩子更是难得有复读的机会！基本断绝了求学之路！
写这篇文章没有想抱怨什么，只是感慨文明是在一些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反省得来的。同时我们面对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思考的更多：
1，我们不否认或疯或傻有个人自身心里素质的原因。但是给与他们创伤的是那时代的制度缺陷：考生的信息太容易被窃取，身份被盗用的成本太低也就是说即使你发现自己身份被盗用你也没有有效的申诉通道。
2，社会经济形式不够，大多数人只有通过读书这个通道来改变人生轨迹。一单通过了就像鲤鱼跳龙门似的身价百倍。一单被拒之门外一辈子就是社会底层。在这个强大的诱惑力与第一点的双重作用出现伯伯这类事情就变得极其平常。
3，我们说说观念，资源是有限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更甚。教育资源尤其偏向城镇，农村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资源都匮乏。很多人不上学或者上不起学，这让我们的维权意识非常淡薄，甚至没有。大多数人都连去追查的勇气都没有，一旦知道就告诉自己这是命。像伯伯和爸爸去折腾几次去查的实数少数。
4，我要说的选择性歧视，诚如上面所说的资源匮乏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预示着必定有一部分人会被放弃拥有资源。问题来了，怎么选择？你选择分配给谁，必定会伤害另外一部分人。被放弃的人不仅要问凭什么我被放弃？是什么思维基础、意识、潜意识支持你做的选择？
意识这扇门被敲开后相关闭起来很难。但什么时候能敲开，被谁敲开就未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