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卷八·三二】
山阴邵太守大业，字厚庵，治苏有惠政，以忤大府罢官。有《口号》一联云：“江山见惯新诗少，世味尝深感慨多。”又：“老来儿女费周旋”七字，亦颇是人情。
邵大业，（1710年—1771年），顺天大兴人，字在中，号厚庵，别号思馀。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间历黄陂知县、开封府同知、苏州知府，一度被劾去官。后又至河南，为开封知府，以河工事故降官，至江南为六安知州，官终徐州知府。所至有治绩，而屡遭贬谪。能琴，工诗文。有《谦受堂集》。
【闲言碎语】
真正动情的诗文，无不来自自己心灵的感悟，无不打上自身经历的烙印。邵大业《口号》一联“江山见惯新诗少，世味尝深感慨多。”虽是脱口而出，而其中甘苦滋味，何止是一言难尽。
邵大业进士及第后，乾隆元年初授黄陂知县。刚刚上任，百姓来打官司的极多。邵大业处理诉讼的速度极快，而且极有技巧。一天，有兄弟俩为继承遗产事发生纠纷。兄弟二人头发花白，相貌很相像。过堂时，邵大业让他们俩对着镜子看，然后问道：“你俩容貌像不像？”回答说：“像。”这时，邵大业从官椅上下来，走到兄弟俩面前拉起了家常话：“我的弟弟最近去世了。我的福气不如你们啊，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你们兄弟俩那样，头发都白了还能够相互保护了。”兄弟二人听了这话，既感动又羞愧，遂和好罢讼而去。
乾隆十六年，乾隆首次南巡。皇上乘坐的御舟左右各有纤夫拉纤前行，名虾须纤。时任苏州知府的邵大业对随从大臣说：“为开道而增加纤夫一定会增添百姓的负担，这不符合皇上南巡要宣示皇恩浩荡的本意。” 于是改回了单纤。乾隆南巡的这段时间，正赶上连雨天，邵大业治下的吴江县为乾隆准备的临时休息用的帐幕行宫没有建好，总督向皇上劾奏邵大业观望拖延。等到乾隆到达吴江时，行宫等各种保障设施都已经建设完备。然而，邵大业却因为此事被降职。
不久，邵大业任开封知府。任上，阻止了上官拟对黄河岸边土地增赋之事。后却因为黄河溢水而降职至安徽六安州知州。在六安，又因为辖区发生盗案被降级。后来，回到江苏，代理江宁府知府。乾隆二十八年，任徐州知府。
邵大业三次降职降级，严格说来，都不是因为其本人的直接过错。但是，朝廷的处理决定就是这样的，你又能说什么呢？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官宦生涯后来会断送在一起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或许是子虚乌有的割辫案件上。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乾隆闻听浙江一带传言，在建桥座时，用人的发辫和妇女的衣襟垫在下面，能够起到“厌胜”（“厌胜”为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的作用，因而出现了偷割发辫与偷割妇女衣襟的事件。
由于在清代政治之中，发辫的处置从来都不是私人事务，而是涉及到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在八旗军兵的血腥屠杀之下，汉人“剪发留辨”成为臣服满清的标志。剪辨一事的出现，是否带有某种政治反抗的隐喻，使得清廷高度紧张，乾隆皇帝对此极端重视。六月十二日，传谕各地督抚，“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拿，重治其罪。”四天后，山东巡抚奏报，抓获两名割辨罪犯。供称系受浙江僧人指使而为。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奏报，辖区发生两起割辨案件，罪犯在逃。七月六日，山东又抓获五人。八日，湖北发生割辨案件。至七月中下旬，江苏、河南、京师，热河等地均发生割辨案件。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江苏巡抚彰宝奏报，境内发生有关案件，其中，徐州府治下沛县一起，山东城武县人姜姓，将民人杨振之母范氏近身一碰，即致昏迷；徐州府治下邳州一起，铜山县人王道九，藏匿苘麻地中，将民人耿大奉之妻朱氏衣襟割下。
乾隆接到如此多的奏报，却没有抓获首犯，极为恼怒。谕称：“现在被剪者既未尽息，岂有偷割贼踪全无下落之理。”“刘统勋等仍应督饬官兵番役人等，多方密追，期于必获，以尽根株。”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颁谕旨，痛斥江苏巡抚彰宝办理查拿割辫案中玩忽职守。指出“又如沛县所获山东城武人姜姓，碰迷范氏，箱内藏有剪子、药包，及木人、器具，被乡民聚殴交保，该保犯乘间自戕，死无活口可讯。”“当此严拿匪犯之际，该抚尚为此不理之言，可见其胸中全不以此为事，惟欲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岂朕委任封疆之意。”
八月下旬，山西、湖南一带也出现了割辨案件。案件越来越多，主犯却一直没有抓获。乾隆感觉十分棘手。经过全面分析，乾隆发现了案件发生规律，由南向北，由北转西。遂严令陕甘总督控制入陕通道，严防死守。陕甘二省终未发生此类案件。尽管乾隆一再严厉督促，但传说中的江南僧人主犯一直未能抓获。乾隆再次分析案件，发现此类案件的发案在单一时间只出现在某一地区，并未在多地同时发案。乾隆判断，犯罪团伙人数不多，组织单一，尚未在全国形成组织体系，不必再兴师动众进行全国缉拿。于九月二十一日颁发谕旨，“将此事停止查拿。”但是，乾隆还是怪罪江浙两省官员“不知及时查办，早绝根株，以致蔓延各省。”并以此为由，将两江总督高晋、前江苏巡抚明德、现任江苏巡抚彰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永德等交部严加议处；前浙江布政使、现任山西巡抚苏尔德降为按察使衔，差往新疆办事。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中下层官员，处分的就更多了。徐州府下辖的沛县、铜山出现类似案件，且案犯姜某在保释期间自杀身亡，导致案件线索中断。知府邵大业革职，谪戍军台效力。数年卒于谪所。
震动全国的割辨案就此结案。邵大业的仕途也就此结束。邵大业有勤政为民的心，也有处事干练的能，还有享誉民间的绩，但最后还是坐罪于乾隆认定的企图动摇清朝统治的割辨案件。这再次证明，在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统治基础、政治安全，凡事只要与此相关，甚至是捕风捉影的传言，必定是全力剿杀，绝无遗留。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对于本朝官员缺少政治敏感、办事不力的，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实施高压政策的清朝统治者，其内心恰是最虚弱的。号称康乾盛世的乾隆被一条割辨传言就弄得胆战心惊，到辛亥革命时，几声枪响就导致王朝覆灭，这也就不意外了，因为它没有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