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开始三不五时地带着家里的亲戚来县政府办公室找我，他大概觉得经过一年，我该有的权力也有了，该结交的人也结交了，该是给老陈家办事的时候了。
1
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年的江苏省公考。
对于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当年22岁的我毫无想法。周围的人都说女孩子当公务员好，父母也希望我能够进入体制内工作，于是我这样一个文科生，怀揣着一颗“归园田居”的心，在2013年毕业后懵懵懂懂地回到老家苏北，当了一名公务员。
那年8月31日，我正式去县政府报到。父亲开着他的敞篷三轮车，将我一路送到了县政府门前。车子被一个50多岁的保安拦下，他斜睨了我们一眼，语气不善：“瞎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父亲赶忙递上一根烟，陪着笑脸道：“我闺女今年刚考上了这里的公务员，今天来报到。”
保安的脸色总算缓和了些，重新打量我们一番，将手上的烟放入嘴中，父亲赶忙上前点火。保安眯着眼睛吐了一口烟，拍拍父亲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老兄弟，不是我说你，你第一天带女儿来单位就开这破三轮，也太不知道给她长脸了吧？”
父亲探头往院内打量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似乎也在等待报到，他们的身后清一色停着轿车，里面甚至有奥迪和宝马。父亲的脸色由红变白，低着头把三轮车倒出来，停到了院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停完车，父亲拎起我的背包往院内走，叹了一口气：“女儿成了官家人，爹却还是泥腿子！”
虽然父亲说自己是“泥腿子”，其实他也只种过几年的地。在我出生那年，我们家举家从村里搬到镇上，父亲开了一家修理铺，专门帮别人修车子。早年是修自行车，后来是摩托车，现在主要是电动车。他平时总爱跟别人炫耀，说自己是如何以一人之力，将全家从“村里人”变成“镇里人”，还培养出来两个大学生。我平时特别讨厌他喷着唾沫星子吹牛皮，但比起现在这个耷拉着脑袋的小老头，我觉得还是吹牛皮的他比较顺眼。
父亲灰暗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一进院子，他立马拿出他惯常的迎客三宝“赔笑、递烟、攀家谱”，和另外几个送行的家长寒暄起来。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人来领我们去会议室，家长们则在原地等待。一位领导简单说了一些“做好本职工作，建设家乡”的场面话，接着就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挨个点名，点到的人就跟着“带人”的领导走。
我考的是农业局，和我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农业局位于县政府办公楼的8楼，总共7间办公室，占据半层楼。我被分配在主管接待、收发文件、会议准备等工作的综合科，同去的姑娘则被分配在财务科。综合科的科长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姓张，据说之前当过两年的语文老师。科员除我之外还有一女一男，女人30岁出头，大家都叫她王姐；男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四五岁，自称叫刘猛。
认识完办公室的人，张科长带我去隔壁办公室见了局长。局长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全程绷着脸说话，我除了点头说“是”，大气也不敢出。我偷眼瞄了一下边上的张科长，他也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张科长和我都不由自主地舒了口气。看出我害怕的样子，张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局长就这样，不爱笑，对下属要求比较严，你只要认真工作就行，别的不用太担心。”得知父亲还在楼下等我，他叫我提前下班，早点跟父亲回家。
下楼的时候，我碰上了那个和我一起报到的姑娘。她背着一个小巧的包，看来也是提前下班的。她说她叫吴晴，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比我小1岁，就住在县政府隔壁的小区里，上班不过5分钟的路程。
到了楼下，父亲依旧等在原地，周围已经不见其他家长。父亲说，为庆祝孩子第一天上班，他们都接自家孩子去饭店吃饭了：“我们要不也去县城下回馆子？”
出了县政府大门，父亲坚持不开来时的那辆电动三轮车，幸好路途很近，我们很快就到了县城中心。起初父亲想去一家看起来很高档的大饭店，但在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单后，我们看了一眼，很默契地起身离开。
“这也太坑人了，一盘青椒土豆丝要30块？我们镇上的饭馆顶多6块钱。”父亲一边走一边念叨。我沉默着没有接话，眼前突然浮现出吴晴背的那款小包——如果没记错，那包大概要5000元。
最后，我们进了一家快餐店，点了两荤两素一汤，就着米饭填饱了肚子。
吃完饭，我们原路返回县政府取车。县政府门前空荡荡的广场上，我和父亲并肩而立，任凭8月的晚风从高耸的县政府大楼穿过，灌入我们的衣袖。
那个晚上，父亲对我说：“闺女，以后老陈家就靠你给我们争气了！”
2
新入职的公务员都要进行一周的全封闭培训，我们这届被安排在市里的一家酒店进行。
出发前一天晚上，母亲正在帮我收拾行李。父亲走进来，问了母亲几句后，却没有离开。我估摸着他是有话要说，于是停下手中的事情。
果然，他沉思半晌，缓缓开口道：“丫头，我昨晚想了半宿，发现当官的没有关系还是不行。送你报到那天，我探了探你们这批公务员的家庭情况，大多数都是当官人家的小孩，我听说有一个还是副县长家的公子。你趁着培训多和他们走动走动，把关系搞好，以后有事也好找他们帮忙。”说着，他从口袋中摸出一叠红色的钞票，塞进我的背包，“请大家吃点好吃的，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能熟悉起来。你放机灵点，别闷着脑袋不吱声。”
我脑子一轰——虽然我对父亲的这套“结交之道”早已见怪不怪，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要求我也这样做。心高气傲的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样一个阿谀巴结的自己。
母亲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嗔怪父亲：“闺女还这么小，你早早把你那一套灌输给她干嘛？而且她一个小姑娘家，脸削皮薄，哪做得了这些事情？”
父亲把眼睛一瞪，斥责母亲：“妇道人家懂什么。你看咱们县城哪个有本事的不是八面玲珑？去哪办事都找得到人。咱闺女能跟这些体面人家的小孩在一起工作，当然要搞好关系。别人想巴结他们还巴结不上呢。”
母亲似乎还想反驳，但我实在不愿意见到他们为了我的事情争吵，赶忙息事宁人：“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巴结他们的，行了吗？”
父亲欲言又止，最终说了句：“什么巴结不巴结的，你和他们不都一样是公务员？”
虽然我表面答应了父亲，但培训的那一个星期，除了吴晴，我并没有和其他人有太多的接触——倒也不是刻意排斥，只是那些“官家小孩”很多打小就认识，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吴晴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一天就几乎加遍了培训班所有人的微信，不管是老师还是学员都爱和她聊天。我想起父亲交给我的“任务”，心想，大概吴晴就是他所期望的女儿的样子吧。
因为是“嫡亲”的同事，又住在同一个房间，吴晴待我比其他人要更热情些，吃饭休息总爱叫我一起。晚上回到房间，她还会从箱子里扒拉出一堆小零食，拉着我一边吃一边讲八卦。比如那个副县长家的公子，考了4次公务员才勉强考上，因为从小就挨他爹的打，所以一说话就容易结巴；还有教育局长的外甥女，刚刚和监察局主任家的儿子相过亲，两个人都在这批新进的公务员里……
我一半羡慕一半嫉妒地说：“你还真是人见人爱，才这么点工夫就和大家都混熟了。”
她叹了口气，佯装无奈地说：“哎，我爸是做生意的，从小就带着我出去历练，这种结交人的事我早就熟门熟路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也没什么不好。”
“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
“搞房地产的，我现在住的那套小区就是我家开发的。”她不甚在意地说道。
我当下决定闭嘴。
培训结束那天是周五，吴晴召集大家去县城唯一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吃饭，庆祝我们“脱离苦海”。我本来不想去，但还是被她硬拉着去了。
酒桌上，吴晴嚷嚷着大家再重新自我介绍一次。她首先开场：“我叫吴晴，农业局小会计一枚，爱弹琴爱旅游。家里是卖房子的，大家之后需要买房的话可以找我来打折。”
话音还没落，底下就有男生起哄：“最重要信息没说，是不是单身？”
吴晴落落大方地答道：“暂时单身！”
喝彩声和掌声响起，我看得出，在座的几个男生已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有了吴晴的介绍模板，接下来的人依葫芦画瓢。有人介绍自己父母是教书的，其实父亲是校长；还有人介绍自己父母是公务员，其实一个是主任，一个是乡长；当然也有一些介绍自己家是做生意或是父母在企业上班的，但因为没听吴晴讲过他们的八卦，所以我也猜不透虚实。
轮到我时，我说自己家是做汽车生意的。吴晴在边上眨着眼睛问：“那你每天是不是都可以换着车上班？”
3
正式上班的日子平静而枯燥。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坐最早的公交车往县城赶，1个小时后，我会在县政府的前一个站下车，再徒步上班——自从说了“家里做汽车生意”的谎话，我就很怕被别人知道我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的。有时候吴晴问起，我就只能推说自己有“开车恐惧症”，只能由家里人接送。
我在综合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王姐分发材料，准备大小会议；刘猛负责跟着局长出席会议，或是出差；张科长则主笔各种汇报材料和发言稿。相比刘猛和张科长，我和王姐的工作算得上轻松空闲，这算是体制单位对女同志的特殊关照，但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女性公务员终其一生也只能当个科员。
不过据我观察，周围把公务员当成自己事业的女性少之又少。王姐就是县城里一个典型的女公务员范本。她大学毕业后进了单位，25岁结婚，老公是隔壁办公室朱科长的儿子，在水利局工作。现在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上下学都由王姐接送。有时候幼儿园有活动，王姐只需要和张科长说一声，就可以一整天不用来上班。如果碰到女儿生病，王姐还可以请到一个星期的假而不必担心扣工资。
“公务员没有扣工资这个说法，干多干少钱都一样。”王姐解释。
虽然知道公务员的工资不高，但是拿到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时，我还是有些吃惊。王姐说，公务员第一年拿的是试用期工资，第二年会翻倍的。我算了下，即使翻倍也才3600元，想到班级群里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工资已经七八千了，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吴晴倒是对工资这件事情满不在乎，嚷嚷着要请客，拉着一群人去了一家刚开的音乐酒吧，一晚上就把工资给花完了。
父亲虽然嘴里说着“工资少就少点”，但不免还是嘀咕：“辛辛苦苦读完大学，考上铁饭碗，最后就值这点钱？”
公务员的生活平淡无奇地过到第二年，我终于转正，拿到了3600元的月工资。每天重复的上下班路线，看腻了路边四季的田野，我开始感到一种憋屈的无力感。
虽然当初是冲着“体面”和“安稳”选择的职业，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尤其是在身边有吴晴这样“先天条件”优越的同龄人，我只有努力才能有追赶的机会。
憋着一股气，我开始每天早早来到单位，打扫卫生，提前烧好热水，把大家的茶杯都倒满。复印材料、布置会议室的事情也都抢着干。
有一次局长提前上班，看到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拖地，上来和我打招呼，顺嘴聊了几句。他问我来单位一年了，具体负责哪些事情。我说就是跟在王姐后面打打杂。
他皱着眉头说：“年轻人光干这些怎么行？我记得你是新闻系毕业的吧，到时候我跟张科长说说，让他带着你写材料。”
我心中一阵暗喜——在机关单位中，“笔杆子”都很受领导的器重。张科长就是靠着一手写材料的工夫得到了局长的赏识，虽然名义上只是个科长，但实际权力已经仅次于局长了。
当天下午，张科长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把我叫到会议室，神色莫辨地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怎么，小陈，觉得现在干的事情大材小用了？”
我赶忙摆手说：“没有没有，是局长主动提起让我跟您学写材料的。”
他盯着我的脸不说话，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结果他突然笑了起来：“你紧张什么，年轻人想上进是好事。作为你的领导，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明天开始你就做我的第一个女徒弟吧。”
虽然张科长笑得和蔼可亲，但是我还是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戒备。果然，他嘴上说着要教我写材料，但实际上只让我做一些零散的资料搜集工作。比如在网上搜集各位领导人最近的讲话，打电话到各个乡镇催促他们上交各种汇报材料。
有一次，为了汇总各乡镇的农业补助材料，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了两个星期，才把所有材料收齐。可是刘猛私下告诉我，我拿来的这些材料根本就用不上：“你不知道张科长吃的就是写材料的这碗饭吗？你这么做，不是摆明了要抢他饭碗？张科长是大专毕业，他一直都忌惮我们这些本科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你猛哥我，从前也是中文系响当当的才子，你以为我愿意就跟在局长后面拎包？就张科长写文章那几下子，我分分钟把他秒杀——但是能怎么办？人家资历比你老，职位比你高，人际关系比你广。人家要想整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老妹啊，哥劝你别太较真。你看人家吴晴，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单位，做做表格算算数，不操心不管事，落得清闲还讨人喜欢。”
刘猛的这席话让我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局长的“跟屁虫”，没啥本事也没啥想法，没想到他只是把所有的才华都隐藏了起来。
4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完全验证了刘猛对我的警告。
那次局长临时需要一份汇报材料，张科长偏偏有事请假在家，无奈之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没想到我连夜加班赶出来的材料竟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局长很高兴，在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还开玩笑地对张科长说：“小张啊，你这个农业局笔杆子的地位恐怕要保不住了哦！”
张科长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下，笑着说：“我哪里比得过这些年轻人啊，小陈的才华那是有目共睹的，我以后一定好好培养，让她早日接班。”
前排的刘猛忧虑地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后，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
没多久，张科长就以“培养写材料需要政治思维”的名义，将分发报纸的任务派给了我。这原本是隔壁办公室临时工严姐的活，但是严姐老是把报纸的顺序弄错，让局长很是不满。
“这种有文化的活，还得交给有文化的人干。”张科长拍板定了下来。
那之后，我每天上午所有的时间都要花费在分发报纸上。邮递员把成捆没有整理的报纸送来后，我把它们搬到桌子上排开，归类，再按照前后顺序整理成份，叠得整整齐齐后送到各科室主任、科长的桌上。而局长的那一份我需要格外用心——局长不喜欢报纸有一丝的褶皱或不齐，自从被骂过一次后，我都是用尺子压在报纸上，量着刻度折，生怕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以前我从不知道居然会有这么多种类的报纸，从日报到周报再到选刊，明目繁多，即使花上一周的时间也未必能够看完一天的报纸。
张科长依旧让我做收集材料的事情，而我却再没机会写过材料——接下来的半年里，张科长一天假都没请过。我积蓄的工作热情也被一天天地被消磨殆尽，身体一天比一天疲乏，有时候盯着桌子上的盆栽都能看上半天。
有一次，我正在会议室整理报纸，阳光从窗棱中穿透进来，我仿佛看到了40年后的自己：戴着袖套，用爬满皱纹的双手一张一张地叠着仿佛永远也叠不完的报纸。我突然感到了害怕。
吴晴经常在我叠报纸的时候找我闲聊。那时她正在副县长的儿子和水利局局长的儿子中间举棋不定。王姐一直撺掇她选水利局局长的儿子，不过吴晴的父亲却更中意副县长的儿子，理由也很简单：“选老公当然是选官大一级的呀。”
5
就在我憋屈的时候，父亲开始三不五时地带着家里的亲戚来办公室找我。他大概觉得经过一年，我该有的权力也有了，该结交的人也结交了，该是给老陈家办事的时候了。
第一次，他带着表叔找我谈贫困补助的事。表叔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生活的不容易，还说起小时候他经常带我抓鱼的旧事。
我找刘猛帮忙，刘猛却说这事只有张科长做得了主。我本想作罢，但想起表叔的眼泪，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张科长说了这件事。大概是我最近的消沉表现让张科长很满意，他很快就打电话，让乡里多加了一个名额。挂了电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干笑了两声，说：“不错啊，小陈，这么快就知道帮家里办事了。”
如果说之前在张科长面前，我还保留着那么一丝“不低头”的自尊，那么这次主动的低头求人，让我彻底泄了气。
回到家我第一次对父亲发了火。我近乎咆哮道：“你以为我是谁？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就是个端茶倒水送报纸的小人物，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以后你别再带乱七八糟的亲戚去找我办事了！”
父亲重重拍了下桌子，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不甘示弱地对我吼：“你这白眼狼，进了官家门就六亲不认了？让你当官不就是图自家有人好办事吗，再说今天这事不是办成了吗？”
我突然就泄了气：对啊，父亲的用心我不是早就很清楚吗？家里亲戚对我地嘘寒问暖，不就是想要我以后帮他们撑腰吗？这条路不就是当初我自己选的吗？
我徒然生出一种悲凉，仿佛人生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怪圈——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
因为帮表叔办成了事，我的“本事”在亲戚圈中被传得神乎其神。父亲又领着亲戚来找过我几次，但都被我挡了回去。有一次我不在，父亲恰好碰上了吴晴。吴晴一听他说是我爸，当场拿出手机，打给了她的追求者之一，几句话就把事情办成了。
这件事情让父亲突然醒悟到，单靠一个普通公务员女儿是远远不够的，去结交一个“当官”的亲家才能让老陈家在县城真正地“出头”。但凭他的人脉，很难去找这样的“门路”，于是，他做出了一件让我特别难堪的事情。
农业局为了方便大家联系，人手一份“联系手册”，上面有所有同事的电话与住址。父亲从我的包中发现了这个名册后，居然循着地址给各科科长、主任和局长家各送了两箱当季的葡萄，名义上是为了感谢领导们对我初来乍到的关爱，但是话里话外都透着“希望领导能给介绍个好夫婿”的想法。
父亲的这个举动让我沦为局里的一个笑话，大家时不时地就拿出来跟我打趣：“小陈啊，对象找着了吗？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就连别的单位都知道农业局有一个“着急嫁人”的姑娘，每天的上班对我来说真正成了一种煎熬。
不过回家不也一样？每天到家，面对父亲“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你自己就没问问”、“你怎么没去各单位看看”的三连问，我从起初的愤怒变成了最终的麻木。我情愿在马路上四处溜达，也不愿意跨进不远处亮着灯的家门。
收了葡萄的领导们，还真给我介绍了两回对象。
第一回是王主任，介绍的是他老同事的儿子，在乡镇工作。那个男孩高高瘦瘦，看起来忠厚老实。但父亲一听人家只是个乡镇公务员，见过一次面后就替我回绝了他。第二回是局长亲自出面，介绍的是社保局副局长家的侄子，在税务局工作。父亲很高兴，极力想撮合这桩姻缘，但是像我这种既不漂亮又不活泼的女孩子，自然很难入这种公子哥的法眼。得知“没被看上”后，父亲蹲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却反倒松了口气。
“你天天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穿得土里土气，还不会和男孩子讲话，怪不得人家看不上你。你看人家吴晴，穿得多时髦，嘴巴也甜，身后追她的男孩子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打扮，卫衣加牛仔裤，全身加起来不过100块钱。我想起吴晴每天一换的靓丽外衫，那句“人家爸是卖房子的，你就是个修车的”的话冲到嘴边，还是给生生地咽了回去。
吴晴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劝我：“我爸和你爸一样，总是催，我不照样活得开开心心。不就找对象嘛，我给你介绍。”
此时，她已经正式选了副县长家的公子当了男朋友。晚上吃饭，她果然带了个男生过来。席间那个男生问我：“听吴晴说，你家是做汽车生意的？是品牌代理还是4S连锁专卖？”
听了这话，我的脸上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羞耻从脚趾顺延到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从我当了公务员，我总觉得父亲变得势力爱攀比，但我又何尝不是一样？我想起读高中那会儿，父亲进县城修车常常会一身油渍地去学校看我，而我会自豪地和同学介绍：“我爸是修车师傅。”现在，那个女孩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也许公务员本来就不适合穷人家的孩子，也不适合穷人家的父母。
6
那天晚上，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辞职。在想好后路后，我瞒着父母跟领导提了离职。
我的辞职轰动了整个农业局。局长说，这些年县里也有一些年轻的公务员辞职，不过都是男孩，我是近两年来辞职的唯一女生。
辞职手续办得很快，张科长找我进行例行谈话，做最后的挽留。见我去意已决，他叹着口气说：“我猜到你迟早有一天要走的——穷人家的孩子想干好公务员，不容易。”
看来他早就看出了我的家境，只是一直没有点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会提出请我吃饭。
两杯酒下肚，他谈起自己当初从讲台离开后的悔恨，也谈到了这些年机关工作的苦闷。他说他知道我们这些大学生都不服他，嫌他学历低、文笔差，但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一辈子最要紧的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坑。
他举着酒杯，大声道：“小陈，你这个女娃子有胆量，哥佩服你。大胆地去闯，千万别像哥一样，在这个小地方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他在单位里一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力求滴水不漏。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放肆地讲话和大笑。
那几天吴晴见到我时也有点尴尬，就在她介绍我相亲的那晚，我和她坦白了自己的真实家境。她以为我是自尊心受伤，才会一时冲动选择了辞职。
我安慰她说，辞职完全是我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她不解地问我：“女孩子当个公务员有什么不好，安稳清闲，还能赚点零花钱。”
我想对她说，当公务员或许对于她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一份能够改变我和我家庭的工作，一份只要我努力就能够得到回报的工作。
办完手续的最后一天，我从县政府大楼里出来，驻足在广场上仰望着这座高耸威严的大楼，我在这里工作快两年，却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它，就像是第一次真正地认识自己。
我不知道以后想起这一天我会不会后悔，但是此刻，因为走下了台阶，我才看清了整栋大楼以及大楼背后的广阔蓝天。
后记
辞去公务员后，我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初到时，出租房里空荡得只有一张床，我裹着从房东那借来的一条床单捱过了第一晚。找工作的心酸自不必说，两年的公务员经验在企业看来还不如应届生。在炎热的6月，我几乎跑遍了所有接受我面试的公司，最终拿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我常常加班到凌晨，回去后独自对着出租屋里空荡荡的白墙孤单得想哭。
父亲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和我讲过一句话。母亲说，我刚辞职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喝闷酒，白天也不爱出门，甚至还会刻意躲着朋友亲戚。
“不过，他最近开始跟我打听你的情况了，问你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上次你表叔在他面前说你好好的公务员不干，非跑出去打工，肯定是脑子有病，你爸还和他吵了半天，差点没打起来。”半年后，我妈在一次电话中如此说道。
我又想起公务员报到的那天晚上，父亲站在县政府大楼前让我“为老陈家争气”的情景。对于父亲而言，我一直留在那栋大楼里就是一种争气；但对我而言，自从走出那栋大楼，我才第一次有了去争取的底气。
也许若干年后，我依然成不了老陈家的骄傲。但是我一定会成为自己的骄傲，一个赤脚奔跑的穷人家孩子的骄傲。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 | May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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