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关于宋词的评述
多年前Erica刚刚进入宋词的世界时不太喜欢柳永，对周邦彦更没有任何感觉，当时喜欢的是晏殊、张先、秦观、欧阳修、苏轼、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的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词比较浅易和浓丽。那时最喜欢的是张孝祥的词，觉得他豪迈又潇洒。很久以后Erica才逐渐看清了许多词人的真面目，才发现真正的宋词高手是周邦彦和柳永。以前她以为周、柳的感情不及他们深刻，以为周、柳不像他们那样温柔或阳刚，在把周、柳的词读了多遍之后才发现其实周、柳胜过他们。诗词不是只要读懂了就能感觉到它们内在的精神的，是需要反复细读并同时想象那些意境才能真正理解的。（古典音乐也是如此。真正好的作品就是需要重复欣赏多次才能深入的。）其他词人们的词极少会那样越读越好，而是要么始终不变，要么（更经常地）越读越不如第一次。
作者并不是认同于周邦彦和柳永，其实作者对他们的很多词都有不满之处。
刚开始Erica觉得小晏不如大晏，后来慢慢地发现小晏超过了大晏。
周邦彦和柳永被归类在“婉约派”中，然而他们真的属于那一派吗？既是又不是。他们不是“剪红刻翠，一味纤柔的小家碧玉”（《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柳永有不少悲壮的词，周邦彦更是有许多宏伟的词。
“豪放词”和“婉约词”只是按照是否和爱情有关来划分的，凡是不涉及爱情的就是“豪放”，只要是和爱情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婉约”。其实这种归类法是不合适的，例如苏轼有很多所谓的“豪放词”并不豪放，没有远大的境界，有些还是懒洋洋的、恹恹无力的。苏轼有时自以为豪壮、粗放，其实却显露了小家子气。
当时的人常以轻慢戏谑的态度提到“婉约词”，称之为“儿女情长”、“妇人语”、“小词”等等，认为是小家子气的。他们认为“婉约词人”无论多么有才都不可与苏轼、辛弃疾、李白等相比，也比不上那些豪情万丈的“盛唐边塞诗”。以战争、友情、怀古、志向、怀才不遇、反映现实等为题材的诗词，在大多数中国古人心中的地位都胜过与爱情有关的诗词。中国古人对男女恋情有很深的罪恶感，这是宋代那些伪善的道学家们说词有伤风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它题材的诗词，他们就算加以批判也不会认为有伤风败俗那么严重。
中国古人还以为大丈夫不应该温柔，几乎完全否定了女性能量。这导致他们的男性能量也变得扭曲或虚幻了。他们误以为阳刚就是粗野甚至野蛮。他们以为爱情全都是缠绵悱恻的、小里小气的，不相信世上还存在悲壮的爱情。他们把爱情当做最不重要的事之一，甚至当做娱乐。至于悼亡诗词和《孔雀东南飞》之所以地位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像过去的西方人一样）下意识里有这种荒唐的观念：“死神的降临把一切都变得圣洁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当然，大多数“婉约词”是调情一般的浮艳轻佻之语。但是不应把婉约词一概而论，不应不加区分地加以渺视。
“柳词虽然受到文人的指摘，然而他们却又偷偷地继存它的风格、创作经验和表现技巧。”（谢桃坊《乐章集导读》）这一点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无论是周邦彦（他好像没有指责过柳永）还是苏轼（他的词貌似和柳永毫不相干）还是李清照（她还指责柳永呢），还是其他很多“文雅的”词人，都受到了柳永的影响。
有些文人指摘柳词，甚至把柳词贬低得一文不值，是因为他们嫉妒柳永。《乐章集》最后的“总评”里，有一条是这样：“徐度《却扫篇》：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与相国寺，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可见他自知作词水平跟柳永不能比，所以他“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者”不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
柳永有些贪图享乐，但苏轼何尝不贪图享乐？在《后赤壁赋》里，他非要有酒和鱼才能去游玩，不然就不去！他说：“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就好像一个“良夜”非要在吃喝中度过才美满，非要吃喝才能享受良夜似的。还有他的《惠崇春江晚景》说：“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明显是盼望着吃河豚。而且“蒌蒿”、“芦芽”，《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说“可能出自蒿、芦可以羹鱼的联想”。还有，苏轼的《猪肉颂》自以为蕴含着哲理，其实有些粗俗和腐败，一点也不脱俗，是把哲理低俗化了、恶滥化了。他还有《食柑》。
还有，在古诗文网上看到他有不少关于荔枝的诗，比如《食荔枝二首》，其二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南村诸杨北村卢（谓杨梅、卢橘也）……特与荔子为先驱。……霜雪自困楂梨粗。……先生洗盏酌桂醑……似闻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为口……”苏轼还注释说：“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其中“我生”那句，不可否认苏轼把吃当做人生的目的之一。虽然那可能是夸张的牢骚话，但至少表明苏轼认为那样也是合理的。那首诗，看似浪漫，其实通篇都有一种庸俗。他企图把物质享受浪漫化，企图把物质享受粉饰成高贵风雅的。他还说：“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赠昙秀》）竟然就因为没有荔枝吃就惆怅，已有“笋蕨”了还不满足。还有：“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和陶归园田居》）《和陶归园田居》其一，苏轼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斗酒与只鸡……”他在《纵笔三首》里也说“只鸡斗酒定膰吾。”他老是在食物中寻求慰藉，这是不够高级的。读者可能还知道一些这类的例子。
苏、辛在词坛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传统思想意识总是贬低和鄙视爱情，认为必须“胸怀大志”才是崇高伟大的。因此苏轼的雄心壮志和辛弃疾的爱国主义都受到高度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写词十分随意，当做消遣，敷衍了事，没有写出百读不厌的好词，他们的词读了几遍之后就不堪再读了。而当时的人们一见他们的词就觉得：“啊！竟然不再是‘儿女情长’的词，而是抒发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的，真了不起！冲破了缠绵悱恻的离愁别绪，如此豪迈奔放，真了不起！”这也有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一种不良风气，就是把爱情当做游戏，在词中堆砌感伤的“绮语柔情”，在纸醉金迷的宴会上传唱。冯延巳、温庭筠、韦庄和一些花间词人都这样，这种词十分令人厌烦！
所以，当人们看到苏、辛的词之后，立刻不顾文字水平究竟如何而大加赞赏了。但是他们的“豪放”不是真正的豪放。同样是“豪放派”的爱国词人，有一个比他们优秀，就是南宋的张孝祥。他真的是比较豪爽和潇洒的。还有某些“盛唐边塞诗”也是真正比较豪壮的。
刚才讲到“花间绮语”。周邦彦和柳永与那些柔靡的词人不同。柳永也有不少“靡靡之音”，但周邦彦几乎没有。他的“恋情词”不是“小家碧玉”的，而是“忠爱缠绵”、重情重义的，很少会出现其他词人那样的对爱情的不严肃态度。
晏殊、秦观、欧阳修、苏轼等的词的意象比较容易想象、容易进入，所以他们的词迅速地吸引了读者。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反复地去读，就会发现那些意象薄弱、浅狭、仓促。就像有些作曲家以比较有诱惑力的曲调来迅速地吸引听众，其实那些乐曲的深度十分有限。
刚开始Erica觉得周邦彦有点刻板，觉得他的感情似乎不像晏殊、秦观、欧阳修、苏轼那样深刻和丰富。后来才发现恰恰相反，他的感情比他们的都要深邃和丰富得多。
秦观：“……砌成此恨无重数。”（《踏莎行》）换成周邦彦，不会简单地说一个“无重数”，他会以各种描绘方式把“恨”的程度与格调渗透在其中，尽致地表达出凄恻的情绪。
秦观：“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虞美人》），“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鹊桥仙》），“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也是那种乍看引人注目，其实深度有限的词句。换成周邦彦，他能通过更丰富得多的景物描写来“熔景入情”（周济《宋四家词选》），从他的词中能非常透彻地领略到他的“情”。他很少说“情”字，也很少故意说他的情有多么强烈，而是自然能被感受到。相比而言秦观就是急匆匆的、太简单的、有些虚浮的了。还有，秦观说“彬江幸自绕彬江，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这样一句像说话一样随意的、毫无艺术价值也毫无文字水平的词句，竟被一些研究者大花心思去揣测那到底有什么寓意。《踏莎行》以此句结束是败笔，仿佛缺乏悲情似的。还有“衡阳犹有雁传书，彬阳和雁无”（《阮郎归》），这句的原型必定是晏几道的《阮郎归》（旧香残粉似当初）里的同一个位置的那句“梦魂纵有也成虚，哪堪和梦无”。秦观模仿晏几道那句，却不但没超过，文字还拙劣一些。而且秦观以这句结尾，在感觉上并不怀有凄婉的情感，反而在表达上非常无力，尤其因为他的《阮郎归》整首词除了第一句以外几乎没有意象，所以结束得很难堪，显得缺乏情感。晏殊、欧阳修、秦观的词的意象总是很仓促，而且都是“断片”，表现力很不足，凌乱残破，成了转瞬即逝的幻影。就像一幅画，画面上有很多地方是黯淡的灰色或白色。读者只能观赏画，如果想走进去就会撞在墙上。周邦彦的词偶尔也会这样，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幅画，而是不仅可以走进去而且可以在其中遨游的世界。苏轼、晏殊、欧阳修、秦观的词则是，倘若想要深入体会他们的意境，不久就会被他们“赶出来”。
辛弃疾的那些堆砌典故的词，把典故塞满了整首词，结果词就几乎没有境界了，境界消失了，只有扁扁地盘绕在纸上的字句了。苏轼的词，不是粗豪而是粗劣，他的描写很粗浅，不能使读者进入美好的意境和情感。
苏、辛的词中的写景，往往犹如一幅灰暗、死板的图画，而不像真实的景物。境界狭小，尽管他们有时写的是大的境界，但是总有狭窄的感觉。他们绘情时也大大咧咧的，比较笨拙，像大老粗一样。他们不仅粗野，还有些俗气。他们的词所制造的意象薄弱、浅狭。那种制造意象的方式类似投机取巧，并不真正宏伟。苏轼的那些意象，第一次读到时觉得似乎清美，之后就越读越差。细致的情感是诗人应当具有的，而不是只是“婉约派”应当具有的。
木心说辛弃疾“其实‘官倒’很厉害，贪污也多。”看到这句话之后再去读辛的词，就觉得辛有些虚伪了。特别是这句：“对郑子真岩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诵北山移。”（《浣溪沙》）
辛弃疾把典故用得太多，也有点令人反感。而且他用时只是提到一下，几乎没有融入感情，结果就缺少意境了。
由于苏、辛的“豪放词”大受推崇，使他们的地位很高，所以他们的“婉约词”也顺带着受到推崇了。
苏轼的那些婉约词，和柳永的比起来就显得低劣、俗气，有时甚至作态。要是和周邦彦相比，就好像把一座小土包子和一座高山相比一样了。这一点也不夸张。
苏轼的婉约词的代表作《贺新郎》里有一句：“手弄生绢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这句有点像卖弄风情，故意摆弄一只“似玉”的手来引人注意，或是借着把玩扇子来欣赏自己的手，这样的写法是不成功的，不如周邦彦的某些词（例如《月中行》）中不刻意写美貌而自然能使读者感觉到词中的女子是美貌的。
秦观：“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水龙吟》）苏轼批评说：“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其实秦观那句的弊病在于只是玩弄语辞，没有营造任何境界，也没能为抒发的感情起到衬托作用。秦观的那首《水龙吟》还有这些句子：“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这两句属于宋词中那些最平庸的词句。
柳永的那本《乐章集》里大约缺少了他的二十首词。
柳永的词集里有很多水平不高的词，其中一些确实是“淫词艳曲”，很轻薄，还有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平庸失败之作，还有一些矜才使气的作品。《醉蓬莱》和《望远行•冬雪》不仅抄袭前人的诗句，而且毫无价值，这种词在宋朝比比皆是，柳永已经不算严重了，因他没有很多这种词。他还有几首歌功颂德的词，虽然写得比较晦涩，然而内容十分空洞，只是在谀颂君王而已，充满了掉书袋和虚伪的成分。
他的词中最优秀的确实是那些“羁旅行役词”。它们中有的格调高雅、意境非凡、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就像谭献《复堂词话》说的：“耆卿正锋，以当杜诗。……忠厚悱恻，不愧大家。”则令人遗憾地透露出他对“绮陌红楼”、“暮宴朝欢”的沉泯。还有的介于这两者之间。
好的例如《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竹马子》（登孤垒荒凉）、《倾杯》（水乡天气）、《迷神引》（一叶扁舟轻帆卷）、《倾杯乐》（木落霜洲）、《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只）、《安公子》（远岸收残雨）、《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诉衷情》（一声画角日西曛）、《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等。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引驾行》（虹收残雨）、《戚氏》（晚秋天）、《塞孤》（一声鸡）等，这些令人遗憾地夹杂轻浮的句子。那些渲染沉迷逸乐的“羁旅行役词”没什么意义，在此不列举了。还有些随意写的词也很无趣，例如《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
柳永的性格是矛盾的，他的词集也是奇怪的混合物，其中有天才之作，也有庸俗之作。
柳词音律和谐，有音乐的风韵，就像周邦彦的词一样（他们都精通音律），宋代的其他词人在这方面都比不上他们两位。不是仅仅音律和谐而已，而且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曲调”贯穿整首词。后来Erica发现有学者也这么认为，在《乐章集》附录的评论中，有一条是李佳《左庵词话》：“词家昉于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为解音律……姜白石、吴梦窗诸人，尚为未解音律……”而且他并不是偏爱周柳，他认为姜夔、吴文英诸人胜过周柳，所以他说的关于解音律的话不可能是偏心话。尽管姜夔与吴文英也被称为精晓音律。
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中优秀的那些不是柔靡的“脂粉之作”。与它们相比，苏轼的词、诗、文都相形见绌了，无论是从文字的质量还是感情之深来看都是这样。即使是苏轼的《赤壁赋》也一样。
《前赤壁赋》的思想不过是从感叹人生苦短到及时行乐，《后赤壁赋》则有一种倨傲：“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炫耀自己的勇敢，特别是“踞虎豹，登虬龙”（这当然是虚词，就像陆游的“前年脍鲸东海上”一样）和“二客不能从焉”（说自己比他们更善于攀爬）。苏轼的“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水调歌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也是比较自大的，尤其是最后一个。第一个是炫耀他被众星捧月般地追随以及他的“英勇”，中间那个是嘲笑宋玉的《风赋》“未解庄生天籁”，苏轼以了解庄子的思想自诩，在前、后赤壁赋里卖弄。《后赤壁赋》最后讲到“鹤”的事，也不真有超脱高洁的意境，而是类似耍弄禅机。景物描写，虽然不凡，但就只是不凡而已，境界并不辽阔，并无坦荡襟怀，也无仙气，而是凝重、粗笨。所以，苏轼其实没有比柳永更脱俗。至于苏轼那些说理的文章，其实讲的只是普通的道理。
在《乐章集》的附录中的历代评论里有一个是周辉《清波杂志》：“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还有《乐章集》前言中引用《清平山堂话本》：“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丝调竹，无所不通。”所以柳永是多才多艺的，不是仅仅会写词。可惜他的文章和诗都流落佚失了。他的词反映的仅是他的某个方面，不知道他别的作品如何。
有好多宋词都有所谓的“轶事”，那些事大多是好事者的捏造，例如周邦彦和李师师的谣传，还有《美得令人心醉的宋词》中说的苏轼《卜算子》的轶事，还有秦观的《踏莎行》的有关“本事”。这种捏造会损毁词的艺术效果。
宋词里面最好的那些超过唐诗，然而唐诗中的佳作数量多于宋词，唐朝的才子比宋朝的多得多。唐朝杰出的诗人有（按年代顺序）：
李颀、王昌龄、李白、岑参、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温庭筠（Erica之前说了他的坏话，其实还是欣赏他的才华的，而且他的诗胜过他的词）、李商隐、李频、崔涂，等等。
还有笔者很欣赏的李贺，刚才忘了把他的名字写进去是因为《唐诗宋词三百首》竟不选他的诗。
宋朝杰出的词人有（按才华顺序）：
周邦彦、柳永、晏几道、张孝祥，没有了。
真的没了吗？晏殊和欧阳修写词太随意，他们把这当做排遣解闷的“雕虫小技”，如果他们更认真的话，也许能成为杰出的词人。范仲淹、苏轼、辛弃疾也是。张先呢，小有才华，可以勉强进入上面那行名字。要是把秦观也列入，就更勉强了，因为他的词还比不上前面提到的唐朝才子当中最普通的诗呢！除此之外就真没有了。
上面一段看起来很狂傲，其实作者一点也不骄傲。
秦观有些词遗憾地“虎头蛇尾”，例如《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雾失楼台）等。
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郴江幸自绕郴江，为谁留下潇湘去”（秦观），“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姜夔），“人间别久不成悲”（姜夔），“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这样的名句，除了最后一句是化用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之外，虽然是有“新意”的，但是这些句子的艺术价值不高。仅仅是有一个新意，是不足以写出佳句来的。它们十分草率，像说话一样随意，境界也不是真的意味深长。读了那些句子，并不能真正进入作者的情境，只有一种貌似强烈、深长，实则浮夸、薄弱的境界。
忘了说了，这种句子还有纳兰性德的“夜深千帐灯”。王国维觉得他这句和他的“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都“差近”古代那些“千古壮观”的诗句（《人间词话•卷上•五十一》），其实这两句是经不起斟酌的，不是上乘的句子。王国维还说所有词中只有纳兰性德的“塞上之作”有“千古壮观”的境界。干嘛一定要找什么“塞上之作”，周、柳的一些妙句也有“千古壮观”的境界，可与那些“盛唐边塞诗”媲美，甚至超越了它们。纳兰性德的词很粗劣。那两句，境界看起来不小，其实一点也不豪壮，一点也不宏伟，只让读者看到一大堆帐篷，只让读者感到昏沉无力，像进入了一个迷眩、压抑、躁郁的醉梦。
周词的题材比柳词的要广泛。读完了《乐章集》再读《周邦彦词》一下子进入了一个辽旷的世界。
周邦彦的词作，灵秀、澄明、凄美，犹如被落日和云霞映成金色的原野。有些雄浑而悲壮，大气而苍凉，例如《扫地花》（晓阴翳日），《燕归梁》（帘底新霜一夜浓）、《一落索》（杜宇思归声苦）、《满庭芳》（山崦笼春）、《月下笛》（小雨收尘）等。有的很温馨，例如《醉桃源》（菖蒲叶老水平沙）、《浣溪沙》（日射欹红蜡蒂香）、《隔蒲莲》（新篁摇动翠葆）等。有的奇秀，例如《蓦山溪》（江天雪意）、《满路花》（帘烘泪雨干）等。有的很凄美，例如《塞翁吟》（暗叶啼风雨）、《虞美人》（玉觞才掩朱弦悄）、《木兰花》（郊原雨过金英秀）、《早梅芳》（花竹深）、《忆旧游》（记愁横浅黛）等。这些也蕴含着一种不外露的、内在的悲壮。
《雨霖铃》不是柳永最上乘之作，《八声甘州》也不是，这两首词却被普遍认为是柳永的代表作。
韦庄有许多词比较轻薄，只有少数是有比较深长的意境的。温庭筠的词中境界深长者更少，例如《更漏子》（柳丝长）。温庭筠的词华而不实，言之无物。
韦庄偶尔会有点不凡，例如《更漏子》（钟鼓寒）、《谒金门》（空相忆）、《诉衷情》（烛烬香残帘半卷）等。
晏几道也是如此，杰作例如《少年游》（西楼别后）、《少年游》（雕梁燕去）、《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丑奴儿》（夜来酒醒清无梦）、《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等，秀峭、清隽，胜过温、韦的词。但是小晏经常不自觉地作态，是精神空虚、心灵干涸造成了感情枯竭。
唐朝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境界，但这首诗（《咸阳城西楼晚眺》）的其他句子都很普通。“蒹葭杨柳似汀州”这一句不好。什么“似汀州”，牵强附会、无事生非、信口开河，肯定只是为了押韵才搞出个“汀州”来的。大概他想不出别的话来，又要凑成一首七律诗，就为了写诗而勉强想出些言辞来。那一句没有任何意义。Erica几年前也曾经为写诗而写诗，写过一些平淡无奇的诗，后来才不为写诗而写诗了。
有种说法（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怎么也找不到原话了）是，在苏轼之前的宋词都转不出儿女情长的圈子。这是错的。柳永的词并不都是写恋爱的。例如他有《巫山一段云》组词，共五首，是游仙词。他还有《双声子》（晚天萧索），是以怀古为主题的。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则是描写杭州的。
以前Erica对柳永有看法，后来读了他那些“羁旅行役词”，就改变了看法。他有着较为美丽的心灵。他是一个怪才。
郑文焯《批校乐章集》：“能见柳之骨，始能通周之神。”就是说只有领略到了柳词的风骨，才能理解周词的神韵。Erica认为这句话很对，她就是先逐渐喜欢了柳永的词，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喜欢了周邦彦的词的。
即兴作诗、即席赋诗、随口吟诗，不可能写出真正百读不厌的好诗，而总是草率的，多半是东摭西拾、缺乏原创性的，或者价值不大。就算很有自己的特点也还是不够的。即使是最博学、最有才的诗人也不可能那么轻松随意地写出真正有水平、有价值、能够精准而细致地表达各种感情与意境的杰作来，而是必须“用心血写成的”（尼采）。
秦观之“烟水茫茫”、“金谷俊游”、“斜阳暮”、“名缰利锁”等，皆出自柳词。
李清照之所以著名，很可能只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能写出那么多词来是很罕见的而已，被当作“奇观”，而且“物以稀为贵”。就像舒曼之妻克拉拉在那时是罕见的女钢琴家而被人们视为“奇怪的生物”（她自己说的），当时她比舒曼还要著名得多，很多人知道她而不知道舒曼。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看一个美女钢琴家演奏。
“舒曼最后的作品，有些克拉拉认为没有价值便销毁了。”（Deborah Hayden《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那可是她“挚爱的丈夫”的遗作，留着又何妨呢，也许后人会发现它们仍有价值的，她太自作主张了，舒曼的在天之灵可能很生气。她虽然是一位优秀的演奏家，虽然在名义上学过作曲，但是在《罗伯特·舒曼》中可以看到她对音乐既不真懂又自以为是：“罗伯特，你听我说，你就不能作些华丽的、好懂的曲子吗？写点无标题的，既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何况她自己只作过一些简单而平凡的乐曲。她也认为她“根本没有作曲的才能”（这是在《舒曼》里看到的）。可能她沾了舒曼和勃拉姆斯的光，而且她是那时相当罕见的女作曲家，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她获得了特殊的重视，否则她的名字是不会被列在音乐大师们的名字当中的，顶多被列在塔尔贝格、考克布雷纳、比洛这些著名演奏家当中。
李清照的词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俗气，不是因为使用俚语，而是一种内在的庸俗。还有一种不干净的气场，也是内在的。文字水平也决不能算很高。
有人说柳永“俗气”，但他们说的“俗气”是指柳永用了一些市井俗语，还因为过去的社会对爱情的蔑视，所以他们说他“俗气”。李清照也附和说柳永“俗气”，其实她自己更俗气，黄庭坚和秦观也更俗气。
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等为何名不符实，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作品不仅文字浅显，而且情境是比较凡俗、浮夸、易于理解的，人们倾向于喜欢那类的作品。（实际上莫扎特、贝多芬等的作品，有不少也是比较通俗的。那些乐曲，在第一遍或第二遍听时觉得奇妙，但不是百听不厌的，而是越听越差、迅速衰败的。那些乐曲中有些也含有比较深长的部分，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流于浮浅的。海顿的更是。）人们喜欢的不一定是最通俗的，但也不是最高雅的。
艺术家不应该迎合大众的品位，那样不是做了好事，而是有害的。那会戕害艺术，还会让众人停滞不前。群众需要被带领而不是被迁就。
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原因之一是中国古人把爱情当做消遣娱乐，所以瞧不起“婉约派”。苏轼被称为“以诗为词”，也是这个原因。其实在宋朝第一个“以诗为词”、第一个写词像写诗一样认真的是柳永。
柳永对宋词的影响、对词史的贡献，比人们以为的要大得多。实际上宋代的大部分词人（包括李清照、苏轼、姜夔等）都模仿过柳永的词句或受到柳永的影响。
不能因为看到柳永的几首平凡的词就全盘否定他。
许多词人是间接地受到柳永的影响的，他们效法的是苏轼、周邦彦等等。其实“豪放派”词人们也得益于柳词。柳永是宋初的一位先驱，在使宋词走向成熟上，他作出了重要贡献。
柳永“走上民间文艺创作的道路”（谢桃坊《乐章集导读》），在许多次中使用市井俗语，不代表他就不够有学问。他写过很多“雅词”，比苏轼、辛弃疾、晏殊、李清照等的词的文字更高级。
李清照指责柳永词中的俚语，然而李清照自己的词却用了过多的白话文。不仅如此，她的词中有些貌似高深的地方也缺乏深度，不过是东摭西拾过来拼凑而成的“高谈阔论”而已。其实她从来没有精炼之句。
与周邦彦相比，她不算是博览群书。
柳永的那些杰作和他的那些平凡之作，完全不像是来自同一个人之笔。怎么会这样呢？
晏几道的词比晏殊、欧阳修、贺铸、秦观等的词好一些，可是与柳永相比，晏几道就黯然失色了。
晏殊的十四首《渔家傲》都是咏荷花的，然而不仅草率，而且比较僵化，简直快要把荷花、荷叶变成假的了。
白居易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因为他和关盼盼的事。白居易写了一首诗暗示她应该为她的亡夫殉情，她看后照办了。孟郊有一首诗叫《烈女操》，其中的第二句“贞女贵殉夫，舍生亦如此”，《唐诗宋词三百首》里说意思是“寡妇守节不嫁”，Erica认为不是，因为诗中的“烈女”、“鸳鸯会双死”、“殉夫”、“舍生”，都是殉情的意思。说明当时的人认为妻子应该为丈夫殉葬。柏杨《中国人史纲》说，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妻子死后丈夫可以再娶，丈夫死后妻子不能再嫁，就算因此而穷死也不能，说“饿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对男的从来没有“贞节”、“失节”之说。曾经有一个叫荀奉倩的人为他妻子殉情了，别人纷纷讥笑他。
很多宋代词人为了写词、为了得到称许、为了成名，就把词写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风花雪月。他们模仿那些卓越的诗词，写出了虚伪的诗词。“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表白爱情时的谎言……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对于很多庸俗歌曲的见解，竟然如此适用于很多宋代诗词。
秦观的词有时有些作态，有一些“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罗曼·罗兰语）。当词人们的感情枯竭时，他们硬要写出词来，无意识地仿照过去的诗词已有的情境，制造了一些感情。
苏轼的《念奴娇》（凭高眺远）才思枯涸。其中“玉宇琼楼”和“江山如画”都是他已经在别的词里写过的。后来还剽窃李白诗句，与之相比，周邦彦词中的抄袭现象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没有读过周邦彦的词，那么可能会以为苏轼那首词净洁华美，但是与周邦彦的词相比，苏轼那首词显得拙劣、重浊、平俗，几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之处，文字水平也不高。
如果没有读过北宋的词，去读李清照和姜夔的词就会以为是天才之笔。但是读过北宋的词以后，就会发现李、姜的词不仅缺乏原创性，而且缺乏境界和水平。
李清照的“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剪梅》）的意思不是原创的，而是晏几道的：“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花不语，水空流。”（《鹧鸪天》）还有李清照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句意也并非原创，而是来自柳永的“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卜算子慢》）和“算伊别来无绪……但泪眼沉迷，看朱成碧。惹闲愁堆积。”（《倾杯乐》）
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有三处是借鉴周邦彦的。她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其实来自周邦彦的“孤灯翳翳昏如雾。枕上依稀闻笑语。”（《木兰花令》）意思是差不多的。而且和周的那两句比起来，她那句就丝毫没有水平了。还有“春意知几许”本来是周的“春事能几许”（《扫地花》），而且意境变差了。还有“风鬟霜鬓”本来是周的“风鬟雾鬓”（《减字木兰花》）。在周邦彦的词集里，《木兰花令》和《减字木兰花》正好是挨在一起的，所以李清照在写《永遇乐》时很可能翻了一下周的词集，否则不会这么巧的。
李清照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用“染”和“烟”来形容柳树，决不是她独创的意思，之前的词人们已经这么说过了。把梅花和笛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典故，在李清照之前有人把这个典故用得比她好，例如高适的“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张先的“声入霜林，簌簌惊梅落”（《醉落魄》）。李清照用四个字胡乱提及一下，既轻浮又是在敷衍了事，这样滥用典故还不如不用。这种沿用前人句意又把境界变糟了的、像敷衍了事一样填充在词里的句子，就是文化衰退的标志，是典型的南宋婉约词句。李清照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既缺乏独创性又缺乏水平。
李清照的词，从来没有深刻的，有的貌似深刻或貌似神秘的句子也是假货，不过是镜花水月、七宝楼台而已。连秦观的词都胜过她的词。
从李清照的词或文中，不知为什么字里行间经常透出一种傲慢自负，一种浊气，故作高雅、佯装天真。
宋词中有一类词叫“闺情词”，这类词，大多数词人（不管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都写过。从唐五代的“花间词人”就开始大量写这类词了，这是词的传统题材之一。然而人很少有词人能真正写出“设身处地”的“闺情词”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写着玩，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富贵闲愁、夸夸其谈、装腔作势、脂腻粉渍。真正感情真挚的很少。
“好天良夜”、“凤帏鸳衾”等词，柳永用得太多了。有时他改成“好天好景”、“凤衾鸳枕”，还有好几种改法，反正是很类似的，看得厌腻了。
《周邦彦词》(谢永芳 注评)引用了一段荒谬的评论：“树周邦彦为楷模的沈义父，在其《乐府指迷》中曾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咏书，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玉箸双垂，便是泪了……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方见妙处。’”
上面那段话，完全是对周邦彦的词断章取义！！沈很可能只是粗略地看过周词，就妄下结论！其实周美成说“桃花几度吹红雨”，“东风竟日吹露桃”，“柳阴直”，“岸柳如新沐”，“犹有东门泪”，“都缘珠泪零”，“风鬟雾鬓”，“枕冷簟凉深院”，“蕲州簟展双纹浪”，不是都“说破”了吗？！而且周美成不是用那些替代字来卖弄文字、故弄玄虚、故意要让人看不懂的，而是为了让文辞不单调，增加美感和多样性。何况他其实很少用替代字。周邦彦的词绝不是靠这种小本领取胜的！他“炼句下语”也不是靠这个的。
很多宋词“引用”唐诗之句，造成词的内容空虚。例如晏几道，把他的某些词中挪用前人诗句的地方去掉后，就只剩下枯枝败叶、残枝断梗了。这种词几乎完全依赖“引用”来的诗句，否则就站不住脚。许多宋词都是用唐诗的句子当支柱，拿掉支柱就会颓圮的。这样多么失败！
周邦彦的《西河》（佳丽地）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和《乌衣巷》，化用得很勉强，是周美成少见的败笔。最后一句很生硬，像是为了凑字数把词填完才随意加上去的。他很少这样乱写，他的词素来是“富艳精工”的。
《唐诗宋词三百首》（邱文伟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竟然专挑周邦彦的词中最差的！例如《瑞龙吟》（章台路）、《风流子》（新绿小池塘）、《绮寮怨》、《六丑•落花》等等，看了那些会以为周邦彦就像一块岩石！！！在他的词集里随便挑一首词也很可能比那些好得多！！！
《美得令人心醉的宋词》（顾非熊选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也选得不好，选了他的《少年游》（并刀如水），很一般！还选了《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也很一般，根本不像周邦彦的作品，和《瑞龙吟》等词一样平凡。
在读他的词集之前，以为他的词是平淡无奇、刻板僵化、缺乏活力的，读了词集之后才改变了看法。
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有相当的水平。他不故作神秘，不故弄玄虚，却自然有其神秘而秀美之处。
况周颐《蕙风词话》说“小晏神仙中人”，实际上小晏（晏几道）的词的格调不很高，不及唐朝才子们。而且他的词，大多数都是意境单调、内容贫乏的。
有很多诗人都缺少创新，主要是在沿袭前人的语句或意思。人们没有发现是因为不像他们那样读过那么多诗，就以为他们那些语句或意思是原创的。那种诗，在南宋特别多，在之后的朝代就更普遍了。
与周邦彦相比，秦观、欧阳修、贺铸等人的词都显得不够自然，感情有些浮华，像一层薄薄的浅水。他们有时故意显得悲哀极了，然而那些悲哀却不够深刻，像一层浅水，一下子就触底了。那种词不是百读不厌的，而是越读越感到其中的情境和意象变得愈发空洞枯竭。
与周、柳相比，苏轼有些粗俗。他误解了豪放，他以为豪放是粗陋的。他有时还故作豪迈，更显得空虚了。苏轼故作洒脱、自命清高。
王国维对周邦彦的这句批评可能不正确：“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人间词话·补遗·二十三》）
这是因为，“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约翰·克利斯朵夫》）
众人习惯了带有虚伪的艺术，浸润在其中，习以为常，认为它们再自然不过了。当他们真的遇到纯朴的艺术作品时，他们反而感到不自然。这也是为什么《启功口述历史》会说“我之所以不喜欢周邦彦的词，是因为他在表情时总是吞吞吐吐，把没味道的东西嚼来嚼去。”
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人尽管非常痛恨矫揉造作，他们自己却仍然有些做作，还自以为再纯真不过了。
“同叔、永叔”（即晏殊和欧阳修）与周邦彦相比才是真正有些作态，虽然他们不是有意的。而且，从词的创作的各方面来看，他们与周邦彦相比都只能算是小家。
周邦彦尽管有些缺点，可是已经很特殊了。他偶尔有点做作，可是已经比别的诗人们自然多了，他的词总体而言是质朴的。他的词情意深切，这方面也非苏轼、秦观、晏殊、欧阳修等可比。
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的“轶事”，《宋词鉴赏辞典》说王国维已证实那不是真的，《周邦彦词》则说罗忼烈已证实那纯属捏造。而且在宋朝，关于很多词人与词都有流言蜚语。另外，那首《少年游》虽然著名，但却是周邦彦最差的词之一。
很多诗人都写出华而不实的诗来，有些堆砌辞藻，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炫耀学问，搬弄典故，或是随意乱写，敷衍了事。
柳永：“黯凝伫。……几许繁红嫩绿？……寂寞韶光度。可堪向晚，村落声声杜宇。”（《西平乐》）还有：“归来轻寒森森。背银釭、孤馆乍眠……”（《宣清》）秦观的名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显然和柳永那两句有关。
柳永：“远岸收残雨。……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安公子》）秦观还有：“那堪……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八六子》）这和前面提到的柳永的《西平乐》和《安公子》有关。秦观这虽然不算抄袭，但是缺乏原创性。
秦观的七夕词《鹊桥仙》说“银汉迢迢暗度”，很可能他看过柳永的《二郎神·七夕》，因为柳永那首词里说“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周邦彦广泛地阅读过前人的许多诗文，匪夷所思地多，包括著名的与不有名的。假若只读很少几位作者的，就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也不可能超过那几位作者。
宋朝的曲子和现在所谓的“中国古曲”大相径庭，现在所谓的“中国古曲”都是元朝明朝清朝的恶俗的曲子，是当中国文化每况日下时那些冒牌艺术家们搞出的鬼东西。宋朝的音乐是很古雅的。郑文焯《批校乐章集》说“南渡后，乐部放失，故曲坠逸，大半虚谱无辞”，也就是在北宋灭亡后那些曲调已经大半失传了。到今天只剩下南宋姜夔的十七首曲子了。周邦彦作过一些乐曲，但是好像没有传世。在之后的朝代，还有人重新作曲把一些宋词配上，结成曲集名为《碎金词谱》、《魏氏乐谱》、《曲谱大成》、《九宫大成》等，可是那些曲调很平凡。只是从姜夔的《扬州慢》等曲子里，还可以感觉到一些雅致的古韵。现在有些西方人喜欢那些所谓的“中国古曲”，却不知道那些都不正宗。他们看到京剧的唱词，可能以为很美，却不知道那些唱词只是唐诗宋词的拙劣仿制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