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的末世皇帝，大多是荒淫残暴的昏君，而16岁即位的明末皇帝崇祯，也就是朱由检，却不好色，不奢侈，勤政不怠，励精图治，颇貌似明君。后世之人大多对他的评价也是颇多溢美之词，甚至有人说他“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把他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位。但从《明史》等史籍所记载的史实看，末世之君崇祯真是一位明君吗？
01 无自知之明，至死不知自己有错，死了还是个“糊涂鬼”。
16岁的崇祯是受遗命当上皇帝的，温室里长大，继位又是顺风顺水，即位不到一年又铲除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一党，在一片颂扬声中，年轻人有点飘飘然原本也是正常的，可悲的是，竟让他从此自视太高，看不清自己了，误以为自己真是明君，所做的一切都是明君所为，不会有错，甚至到死都认为自己没错，错在众臣，以致上吊自杀前仍要留遗言悲叹：“诸臣误朕”。由此可见，一个至死都不知自己有错，且不忘推卸亡国责任的人，真会是一位明君吗？也许不过是一个无自知之明的自大的“糊涂鬼”罢了。
02 无识人之明，换“宰相”如走马换灯，17年换50相。
古代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但朱元璋改制后明代已不设宰相一职，因而内阁的首辅被视同宰相。在崇祯时代，首辅一职更换之频、之多，史所罕见，简直如走马换灯，几乎年年换，有时一年几换，最离谱的是，李自成已兵临城下，城破在即，也就是在崇祯上吊自杀前夕，还换了一任首辅。据有关资料，崇祯在位十七年，共任用了五十位首辅，后人称之为“崇祯五十相”。
据《明史》记载，崇祯的第一届内阁成员是：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据说这一届内阁的排名是抽签决定的。
如此儿戏的乱用人，哪怕是天下太平，哪怕再正常的时局和事务，恐怕也会被搅成一锅粥，更何况此时的明朝，已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大厦将倾。而导致加剧这乱象的重要原因，无疑与崇祯的无识人之明，走马换人如过江之鲫有极大关系。
03 无用人之明，导致身边无可用之人，最后重用太监自食恶果。
出身布衣，读书不多，一统江山的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这一番话，其实道出了为君之道的关键：知人善用。而精通儒学、温室里成长的崇祯，不但缺乏刘邦之类的用人之明，反而乱来瞎搞，自毁长城，突出表现在如下两点：
其一，自毁人杰。
这人杰是指忠臣之人杰与奸臣之人杰。自古明君皆重视忠臣与奸臣的御用与平衡之道，用好了皆是治国利器。
在明末，曾镇守边关让外敌不敢轻犯的袁崇焕自然是忠臣之人杰，然而在兵荒马乱、时局艰微、一将难求的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却将屡立战功的袁崇焕抓捕入狱，最后在狱中杀害了。
被崇祯即位后第一个拿来开刀的魏忠贤，独掌朝纲多年，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作恶多端，大奸臣、大坏人一个，的确该杀。不过崇祯即位不久，根基未稳，且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之中，杀魏忠贤其实是操之过急了。因魏忠贤堪称是奸臣中的人杰，在他执掌朝政期间，对内针对富人收税，恢复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等税种，却没有给农民增加负担，税收充足，国家有钱；对外是加大军队建设投入，为军队配置火铳、战车、地雷、炸弹等装备，连在当时堪称高尖端的红衣大炮都有。在对后金的战争中，曾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多次重创皇太极，让其从此龟缩不出，不敢轻犯。可以说，魏忠贤主政期间，后金未能再进犯一步，国内政治也基本稳定。因而连袁崇焕也这样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知道魏忠贤价值的天启皇帝临终前曾嘱咐崇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当京城将沦陷、一片混乱之际，太监曹化淳感叹：“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听到这话的崇祯可能才心生悔意，悔不该当初，于是在自杀前下令将魏忠贤遗骸厚葬于香山碧云寺。
其二，乱用无能之辈。
崇祯在用人上的最大失着，就是启用东林党人和从新重用太监。
东林党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一直被魏忠贤打压，魏忠贤死后因被崇祯启用和重视才再次得势。据《东林党人榜》载，东林党共有309人。这一群表面清高，只会空谈的文人，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治理国家、挽救国家于危亡的的能力。他们代表的是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借魏忠贤被清除之机，取消了原由魏忠贤恢复的工商税、海税等税种，降低了由地主豪强掌控的盐茶矿等诸多税率，导致朝廷税收不足，只好增加农民税负，造成大量农民破产，饥民、流民遍野，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据《明史·本纪·第二十三庄烈帝一》记载：“ 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 ”；“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连陷宜阳、永宁，杀万安王采崿，陷偃师，势大炽。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 令人嘲讽的是，被崇祯重用的东林一党，其党魁钱谦益最后却带头投降了大清，毫无气节可言。
无识人、用人之明且又疑心病重的崇祯，其实刚即位四年就已觉身边无可用之人，于是从新重用太监，让太监监督“陕西茶马“，“登岛兵粮、海禁”等军政重务，当群臣劝谏时，他却感叹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然而，在崇祯感叹无人可用之时，却同意曾选拔培养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统军收复失地四百余里、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的孙承宗辞职回乡。而被崇祯重用的太监，当李自成兵逼京城时，却献城投降了。
对东林党人，因被其清高外表所惑而误用，也就算了；但明知太监不堪大用还委以重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由此可知，崇祯在用人上其实是胡乱瞎搞，一点不靠谱。
04 无决事之明，因小失大，自取灭亡。
崇祯的不靠谱，不但体现在用人上，还体现在他的决断行事上。
崇祯即位的第二年春，“蓟州兵变”，“流贼犯三水”，内乱开始加剧，而在这“多事之秋”的紧要关头，素有节俭美德的崇祯，为了多省点小钱，竟将专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驿站”裁掉了。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崇祯这一举措无疑是自绝了及时了解下情和军情的主要渠道，作为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若不能及时掌握准确的信息，将如何决断和行事？难道凭感觉乱来吗？还别说，从《明史》记载的某些史实看，崇祯真是这么干的——
崇祯二年，因清军入关进犯，京城戒严，崇祯下诏天下军队勤王，耿如杞率五千人马赴援，先到京城，按照惯例，军队确定驻防地点后才给士兵发饷。但耿如杞刚到京城，第一天就接到兵部令去驻守通州，第二天又被调往昌平，第三天再被调到良乡，因驻地频换，士兵三天未得发饷，竟噪动起来出去抢劫。“圣明”的崇祯帝听后大怒，不问青红皂白，把耿如杞及其总兵官张鸿功抓了起来，廷臣们没一个敢劝谏相救。两年后，耿如杞和张鸿功被斩于西市。
如果说，崇祯裁撤“驿站”只是因小失大，那么，杀忠心可嘉、千里迢迢率兵来“勤王”的耿如杞，就是自取灭亡了。因来救你，却反被你杀，以后谁还敢来救你？当然，兵哗变管不住，作为领导者的耿如杞是有错的，但根源在于兵部的胡乱调动和不发饷，大错在兵部，耿如杞之错应不至死。个中是非，廷臣们其实都心知肚明，却因害怕祸及自身不敢谏言相救而已。一个是非不分，让群臣不敢谏言的君王，又怎么可能是明君呢？
结论：明朝经过万历的荒政、天启的不理政，气数已耗尽，覆灭只是迟早之事。作为末世之君，崇祯其实与历朝的末世之君一样，所扮演的都只是加速王朝灭亡的角色。不过崇祯略有不同，所表现出的不是那种荒淫残暴的昏君形象，而是一种勤政节俭、貌似明君的形象。其实纵观崇祯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更像是一只方寸大乱、毫无头绪、茫然无措、到处乱撞的无头苍蝇，把自己的王朝撞得千疮百孔、轰然崩塌，最后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