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成九一八事变，少帅和板垣谁之关键？（上）

九一八事变，属当时远东有史以来最大事变。

1931年9月18日10时许，日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炸毁南满铁路一段，指中国军队蓄意破坏。关东军随即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至晨5时，日军占领北大营。 10时，占领铁路沿线18座城镇。第三天，占领长春。第四天，占领吉林。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次年1月3日，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不到半年，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均告沦陷。

事变推进速度之快，战火席卷幅员之广，震惊中外。它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拉开了二战序幕，日本因此在中国付出了250余万人的伤亡代价（1946年中华民国国防部统计数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480余万，另有27.6万人死于日军的生化武器。

悲剧惨绝人寰，根源在于“九一八”。翻开史料，我们不禁要问，导致日本关东军“九一八”阴谋得逞的关键者，究竟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张少帅，还是一意孤行的板垣征四郎？

首先，东北军武器入库的不抵抗军令，是导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愈加为所欲为、狂妄有加的根本诱因。那么，这个军令是谁下的呢？

1991年5月28日，少帅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口述历史。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逝者安息，说张少帅是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变阴谋得逞的关键，或许太过片面。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关于九一八事变也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9年7月至12月爆发的中俄战争）日本和欧美一些报纸就此指出，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事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件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地有力的行动驱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时候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中国东北军队的不抵抗或消极抵抗“传统”，在当时已然国际出名，日本军国主义岂能不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篇幅有限，下文继续，如有不妥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