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五点半早起，恢复站桩半小时，后写报告，稍有进展，但缺在无恒，后面没有抓紧时间。需要再接再厉。
关于曾国藩的领导力
曾国藩的领导力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02
精髓——“重”、“耐”、“浑”、“明”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曾国藩语录
“重”：居重才能驭轻
穿越历史的时空，晚清名臣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形象？
“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这是亲历者对曾国藩的画像。一名湘军的大帅，一位领导者，为何要这般厚重？稳重？
曾国藩的众多领导力特质中，首先是“重”字，道出了一个组织对领导者最基本、最关键的要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重，就是领导者不要浮躁冒失；重，就是领导者不要“视事太易”；重，就是领导者要一言九鼎。
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过于强调重，难免会走向保守；但是快速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浮躁的时代，机会主义的时代。当整个组织都处于浮躁状态的时候，领导者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决定组织命运的长远和根本的因素。
“居重才能驭轻”，弃绝浮躁，坚守自己的道德、事业追求。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
——曾国藩语录
“耐”：做官第一要义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作为汉人知识分子已经位极人臣。然而，在他多年带领湘军征战的过程中，与上司、同僚、下属又有过多少冲突、不解？“耐劳忍气”四个字，正是对他“打脱牙、和血吞”的最好诠释。
曾国藩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宫老师评点说：情绪化的反应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领导者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就是耐的功夫不断提升的过程。“耐”这个字，是值得用一生去修炼的一个基本功夫。
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既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察见渊中鱼者不祥。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
——曾国藩语录
“浑”：藏锋的智慧
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曾说，“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
所谓“浑”，藏着曾国藩对人间世事的一份通透。宫玉振老师把曾国藩的领导力称之为“中国式领导力”，因为他领导智慧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如，中国人爱玉，“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曾国藩致陈源兖）”；如中国人的书法，藏锋的笔法却更有力道。
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和事。浑就是大度，就是格局，就是包容。曾国藩说：“格局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领导者要有海纳百川的大度。有天下的格局，才能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业。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如何去把握人心、人性。管理的核心就是人性。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语录
“明”：做大事，先要借大势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想做大事，见识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要想做大事，一定要借大势，借大势才能成大事。
你要想借个势，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势从哪来、到哪去，靠什么呢？——识！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解大势趋向以后，顺势而为，借势而上，发挥你的才能，把事做成。
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正是在写日记的过程中，他时时在反省自己每天的思想和作为。
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的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准确，这就是精明。
我们给领导者的“好评”，往往用的词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军人物，给你的组织能够提供的最大价值究竟是什么？看清大势，看清大局，把资源果断投进去。因为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领导者一定要高明。
但是光有高明还不行，我们这个世界上眼高手低的人太多，还要精明，精准计算。
高明是一种战略的眼光，精明是在战术和执行层面精确，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领导者如何才能“明”？
方法论是：通过复盘，不断总结、学习。
因为复盘，曾国藩每次打完仗，都要点一炷香，静坐，反思；因为复盘，毛泽东在黄克诚眼里做到了“不贰过”；因为复盘，柳传志在每次大的市场行动后，都与团队一起审视得失成败。
“领导者要跟别人学，跟理论学，但最重要的还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团队成员统一打法，统一价值观”，再次借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艺术，指出了“明”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