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反复复的疫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轨迹，很多人因此几乎重新定义了对生活及生命的认知。
当胜利的焰火如灿花在夜空中绽放，我问自己：在这场和病毒的极速较量中，我做过些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记住了哪些人哪些事。
没错，我又想起了那次别有深意的重逢。
那天4月23号，是我参加志愿服务的第二天。我的工作很简单：用手机先扫描试管上的条形码，再逐个扫描待检者提供的条形码，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与装有核酸采样标本的试管依次对号入座。虽然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但我并不觉得乏味，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他们细微的表情，虽来不及揣摩，但只要瞧上一眼，再播报一遍对方的尊名，心头一闪而过的便是窃喜、惆怅、无奈。防护服、N95口罩、面罩将我遮掩得严严实实，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更看不到我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我像一个偷窥者。
这一天，我被派到万兴社区紫丰小区继续配合核酸采样人员做信息录入工作。
完成固定点的采样工作后，社区干部告诉我们说，还有七八户尚在隔离期，需要上门采样。说完，他在前面引路，我和两名采样人员义不容辞地跟着，另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一路上，我为我们五人明确而细致的分工感到诧异。来到第一家，向导隔着栅栏扯着嗓子喊着主人的名字。他们出来后，把各人的条形码的截图递到我面前，听到我报出姓名后，就张开嘴来到采样员面前。采样员有模有样地消毒后，抽出一根咽拭子，在他们的咽喉处搅几下放进试管里。我们每个人像流水线上的机器复制着同样的动作。
因为没有长队带给我的压迫感，这时我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每一个人。两名采样人员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她们的手上，不停地喷消毒液，不停地搓着手掌。另外两人和栅栏里面的人搭着话，好像在极力替此处的闲与忙找一种平衡。
大约四十分钟后，社区干部告诉我们说，还有最后一家，这家的老太太是一名退休教师，刚从省城医院回来。
伴着裤管摩擦裤管发出的沙沙声，和着裤底踏着地面发出的嗒嗒声，我的目光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位老妇人坐在轮椅上背对着我们，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妇人扶着轮椅推手也是背对着我们。听见向导的声音，妇人推着轮椅，和老妇人一起慢慢转过身来，像电影里印度女郎揭下面纱一样神秘。
我怔住了！那是两张即便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而不需要到记忆库里搜索任何资料，依然能脱口叫出名字的熟悉的脸庞。
我一生敬重的张水荣老师和张丽萍老师。
她们是母女俩。
母亲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数学老师。
她的课堂无比亲切，她叫学生名总是去掉姓只唤后面两个字。
她讲应用题喜欢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解答。
她从不跟我们讲大道理，只拿她以前的学生作例子来让现在的学生明白好好念书的重要性。我弟就说过，张老师教他时，就经常拿我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她有时也刚烈。与她年纪相仿的校长，因为酒后和她讲了一句不成规矩的玩笑话，她气得要命，隔了几天不来上课，非得校长登门赔礼才肯罢休。
如今，她已是耄耋之年，但气色很好，不像刚从病榻上扶起的人。
她女儿是我初中三年的英语老师，唯一教了我三年的初中老师。
我们那个班是她带的第一批学生。也许是她母亲的缘故，我不久就感受到了她的关注。每次叫我读书或演板，她都能恰到好处地让我沾沾自喜地回到座位上，绝不会让我难堪。
她年轻有朝气，她是全校第一个穿牛仔裤的女老师，而且是前面带拉链的那种。
她读定冠词the时，与其他老师发音不同，后来我知道她的发音更标准。
她上课时，总喜欢把一串钥匙压在打开的自由夹的左上角。
她有时也会被比她还高的男生气得哭鼻子，但是她从来不任性地丢下我们不管。
不知哪一年，听说她调去了二中。后来，又听说她去了上饶。
已经整整34年不见的张老师，短发中已夹杂了很多白丝，但还是那么爱笑。
我郑重地叫了一声，张老师！
为了表达我未曾来得及表达的敬意，我又叫了一声，张老师！
此时，我认为提高声音的分贝不足以表达我的情感，我激动地说出了我的名字。
我不能从母女俩的笑容里判断她们是否记起了我，但这一切都无所谓。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记忆都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次重逢让这个下午变得超级有仪式感，也让我这几天在城市里的游走，变得更加刻骨铭心。
从小区里出来，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我突然有点想念我的父亲母亲。
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问：姆妈，你们好吗？
母亲说：我们好得很！米和面我都囤了一些，园子里还有好多蔬菜，足够我和你爹吃一阵子，你们放心。
我又问：爹爹呢？
母亲说：你爹爹是聋子不怕雷响，诊所不能开门，他上午在社区卡点值班，下午在我们村里的卡点值班，忙得很喏！
我心里说，这老头儿就是闲不住！
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话：
那时谁要问我什么，
我唯有装着谦卑的脸，
只回答他一个字：
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