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师妹曾经对文昭抱怨过：博士生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和网上流传的“996”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老板”每个月才给发1800元的补助，“JM的面膜都还要10块钱一张呢！”
前 言
2019年春节刚过，演员翟天临因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不知何为“知网”，导致其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受到广泛质疑。“博士”一词也迅速成为网络热搜。
据统计，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5万多人，而各科研机构在读博士生总数超过35万人。但对于这个主题，网民的关注点更多则只是集中在“高学历明星”上，至于全国绝大多数博士本身的生存状态如何，却鲜有人问津。
文中的4位博士生，都是我身边的同窗。这些年，我们共同接受着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碾压。他们对学术事业不乏诚挚的热情，但在学业之外，却有更多困扰，不断地吞噬着他们的信念。
我想，这大概就是博士研究生们的过去和现在——我希望，这不再是他们的未来。
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校园里一栋靠近三环路的宿舍楼6层，突然传来一阵捶胸顿足的哭声。5楼几个提着热水瓶出来打水的学生走上几级楼梯，仰头往上看，只见四五个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一条平角内裤的中年男人在楼梯口站着，其中两个抽着烟，松紧带把肚子上的赘肉勒成了两段莲藕。探头的学生自觉没趣，便从楼梯上走下去了。
学校宿舍楼里1到5层住着本科生和硕士生，最顶层留给了全校的男女博士，据说是为了鼓励博士生们锻炼身体。博士生们年龄参差不齐，与楼下的学弟学妹相比，很多人倒更像是老师、或出没于宿舍楼的工作人员和维修工。
晚上10点，通常是博士生们出来“放风”的时间，看了半个晚上的资料，注意力已达到极限，需要稍微放松一下、抽根烟养养精神，以迎接11点到凌晨2点的学习时光。
一个抽烟的胖子说，那位嚎啕大哭的兄台，是因为学位论文提交到校外进行匿名评审时，3份反馈报告中有1份判定的是“不及格”。按照规定，他可以提出申诉，但不保证可以复核通过，如果不顺利，则需要延期半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毕业——此人之前已经收到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offer。晚上出去喝了点酒，情绪难以自制，回到宿舍便哭开了。
走廊上的大家听完长吁短叹，有的深表同情，说这么好的就业机会放弃了很可惜；也有的抱怨说评审机制变严格了，“今年赶上翟天临的事儿，肯定查得严格，要抓典型的。”
走廊里橘黄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冲得很淡，所有人都有些悲观地讨论着各自的状况以及共同的未来。这些话题曾被无数次地说起过，但大家依旧聊得津津有味——谁也不想回到电脑旁边，继续面对显示器屏幕，以及电脑前头成堆的文献。
小春，29岁，应届博士
5月份小春回了趟家，感觉家里的一天要比在学校漫长多了。
那天，他抱着本《规训与惩罚》在院子里看，弟弟5岁的女儿不时跑来打断他。小侄女抱着小春的头，要给他薅白头发，因为这也是她和奶奶经常做的事。小春顺从地低下头，摊开手心，小侄女不住兴奋地大叫：“又找到一根！”
阳光下一根根白发像鱼刺一样，在小春的手心里平躺着，小春发了条朋友圈：“折戟沉沙”。
在小春人生过去的29年里，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不是父母和朋友，而是“学校”。从3岁那年进入幼儿园，他在校园里已度过了26年。每次回去见到亲戚和邻居，打招呼时，他总要在“为什么还没有上班”这个问题上多费几句口舌。村里没人读过这么高的学位，村民们说起这个博士生，有羡慕夸赞的，“相当于咱们的副县长级别了”；有困惑反对的，比如小春的四伯——他有一次毫不客气地问：“念书念到30岁，60岁退休，国家培养你们图什么？”
小春觉得很尴尬，又反驳无力。
对于校园外的生活，小春时常怀着一种说不上来的羡慕。当年他的大学本科的同学，大多已经工作了六七年，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了。他参加过几次同学聚会，在企业上班的大谈办公室文化，做公务员的说起官场和晋升的困难，小春觉得自己接不上话，和谁都没有共同语言。有同学发现他在沉默，便用充满体恤的目光望着他，说他还没上班，赶紧多享受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吧。
但小春从未觉得自己是在“享受生活”。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读研二那年，他拿到一笔2万元的国家奖学金，高兴地打电话给爸妈，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花家里的钱。
从那时起，他的生活质量便直线下降。
读博期间，小春每月从学校领取国家下拨的1250元的补助，这只够他在食堂里的生活费，其他方面的花销只能靠兼职去赚。他曾经申请过校级的科研项目，按要求他需要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作为结项成果，经费只有3000元，还要靠购书、买电子产品的发票才能到财务处领出来，相比在北京的日常开销，简直是杯水车薪。
无奈，小春只好重操旧业，做家教、写软文、接笔译，每天都走在为生计奔波的路上，有段时间甚至觉得，听讲座和看论文成了副业。
对于一些大宗且紧急的开销，譬如缴纳每年1万多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小春只能向几个关系最好的朋友求助。这几年，小春积累了丰富的借钱经验，哪些朋友可以张口、能借多少，谁的钱需要优先还，他心里有一张复杂周密的表。有时赶上奖学金和兼职的报酬一时没有到账，他也经常干“挖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
在所有朋友中，他最常张口借钱的，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好友。两人平时联系不多，但彼此并不把对方当成外人，借钱时对话简洁而默契，通常是小春问“在吗？”，好友就回“要多少？”——每当这个时候，小春内心便生出一种既无奈又感动的复杂情绪来。
除了经济压力，科研的压力也时刻笼罩在他头上。
学校规定，每位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在CSSCI刊物发表2篇论文才可以毕业，而小春所在专业，只有6本刊物算是“C刊”，且其中2本还是季刊。而且，除了在读的博士生，发“C刊”也是高校教师评职称的必备指标，因此，这区区这几本刊物后面，不知有多少双熬红的眼睛紧紧盯着。
小春从博二便开始投递论文。每家杂志审稿的时间一般是4到6个月，并明令禁止一稿多投。论文投出去后，小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半年过去，这边若没了音信，他才能将论文转投另一家。一直等到博四，他的第二篇稿子还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在天上漫无目的地飞着。
博四开学时，导师写信给小春，让他赶紧解决一下发表论文的问题，免得影响毕业。小春自己也慌了，除了四处投递，也开始听从师姐的建议，联系网上的“期刊代理”。
在此之前，小春以为只要自己认真写出来论文，总有机会被刊发，但“代理”们的强势姿态才让他终于明白，原来那寥寥的论文发表机会，早就被他们抢去了半壁江山——比如，一个“C刊”的代理跟他明码标价：发一篇文章，“版面费”2万元；若找人代写加发表，每篇3万元；如果是“加急”，还需要再加钱。
小春听完报价，头都懵了，他问那个代理：“你们凭什么保证交了钱就一定可以发表？”
对方回答：“我们的头儿是主编的小舅子，这个关系还不算硬？况且他们主编自己也不是白送人情，他都会从中提成的。”
可如此昂贵的价格，有哪个人愿意做冤大头？
小春在食堂饭桌上痛批这种现象，就有同学打断他的话：“咱们读书的付不起，人家高校老师可有愿意花钱的呀！你想想，如果你差这么一篇文章就可以评教授、工资会翻倍，你愿不愿意出一次血？”
小春只能垂头叹气。
最终，小春的第二篇“C刊”还是靠着导师帮忙才得以刊发——恰好一家重要刊物开办了新栏目，编辑向小春的导师组稿，导师特意推荐了小春。
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纸刊时，小春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他对学校的规定是十分清楚的，去年他们隔壁宿舍就有一位同学因为发“C刊”数量不够，毕业时学位证就被扣下了，只领到了学历证。那位同学没办法找工作，后来不知用什么办法又发了一篇，才终于拿到了学位证。
有同学说，学校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博士生们是在为全校的科研总量添砖加瓦，没有这些强制压榨出来的C刊论文，整个学校的“科研实力”便会大打折扣。
可不管怎样，解决完这个心腹大患，小春觉得自己毕业终于指日可待了，毕竟15万字的博士论文已经有了基本框架，完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甚至开始想象下半年应聘和答辩的场景了。
只是这个“时间”，后来却让他时常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恐慌里。大概是因为看文献“走火入魔”的原因，小春在翻书时，脑子里总会浮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晚上睡觉也总会莫名醒来。他怀疑自己得了轻度抑郁，这在同窗中并不少见。
有时他会想起四伯的话，觉得“时间”就在背后推搡着自己，越临近30岁，便越发焦虑——身边的人天天操心的房子车子、事业爱情、老人孩子，他却没办法通过具体的方式去触碰，心中迷茫；读博以后，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也不再上心，只要不出门，他必然会穿那套灰色的睡衣；他几乎不怎么关心时事，很少看热播的电视节目，对于时下流行的文化，总感觉隔着什么；哪怕是对自己最大的爱好——阅读，他也总怀着负疚，因为专业性的研究已牢牢捆住了他，他早就不能由着性子去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了。
小春说，每天自己都在和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搏斗，可这种搏斗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唯一能够攥在手里的，似乎只有那些鱼刺一样的白发。
老魏，38岁，已婚，在职读博
整栋宿舍楼里，老魏与“学生”身份反差最大。除了1米85的个头和发福的身材，他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常年的教学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咽炎，每天清晨，公共水房里便传出来他清嗓子的声音。动静很大，一会儿像咳嗽，一会儿又像呕吐，很多人都不堪其扰，大家在气恼中爬起来，开始新一天的研究生活。
别人对他有意见，老魏自己也经常对学校发表意见。
譬如，他没办法理解3个博士共住一间12平米的宿舍，认为这对潜心做研究的人来说简直是“不近情理”、“荒谬至极”。自从22岁本科毕业后，他已经有15年没有体验过群居生活了，更何况和他同寝住的2位博士生，年龄上比他小10岁，生活习惯本身就是“代沟”。室友们笑话老魏是真正的老年人节奏，11点多便上床睡觉——而对于他俩，这个时间灵感才刚刚敲门。
一开始，老魏也想做好人。每次都会主动打扫脏乱不堪的宿舍，帮室友整理随处乱挂的袜子和内裤，后来发现这根本捂不熟跟室友的关系，也就心灰意冷了。
室友小何见状反倒很开心，说老魏这才是想通了，“保持了博士宿舍的良好生态”。
几年前，老魏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会进京重新做学生——事实上，他自己教过的好几个学生都已经博士毕业了。
老魏本科在一所位于三线城市的高校就读，由于课业优异，毕业便留校做了老师，两年后结婚，又在职就读了自己学院的硕士。经过了十几年的耕耘，已评上了副教授，还是学校英语系的系主任，有车有房，家庭和睦，工作顺心，如果不是儿子的教育问题，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在那个城市生活一辈子。
老魏的妻子是一名医生，重点大学硕士毕业。一次在饭桌上，老魏偶然给妻子读了一则某著名高校引进副教授以上人才的公告，这所学校给出的条件让正在吃菜的妻子默默放下了碗筷——40万的“人才引进费”，一栋80平米的住房，孩子入读该校附属学校读书……对于老魏两口子来说，这简直就是为他们进入省会城市撑了一把天梯。
妻子当机立断，催促老魏赶紧联系这所学校，她当年是在父母的催逼下才回到家乡工作，很不甘心，现在能有机会杀回去，她无论如何也不想放过。
对方院校接收到老魏的简历，很快便给了答复：虽然老魏这些年有不少科研成果，但由于他不是博士学位，没办法按照“引进人才”的标准来对待。老魏长舒了口气，自己在单位里得心应手，本来就对换城市有些惧怕，正好就此收心。
然而，这个没能实现的梦却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样，时刻纠缠着老魏妻子的内心。一次，她半夜突然醒来，摇醒了老魏说：“你为什么不考个博士？”
妻子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俩这辈子已经基本上“一眼望到头了”，但儿子还小，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儿子若是能站在更高的地方，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妻子甚至心花怒放地描述道：“不如你直接读北京的博士，毕业后如果有了机会，咱们就留在北京，我哪怕去应聘社区医生也行啊，只要孩子能有北京户口，那高考读个好大学还能是问题吗？我们当年已经那么苦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再走一遍老路……”
“北京那是我们能去的吗？”老魏心里一阵发憷，裹着被子钻进了被窝。妻子却抓着他不依不饶，让他现在就起床备考，还算了算，若把他们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再加上存款，能在北京买个多大的房子。
老魏拗不过，只好在网上报名，联系了要报考的导师。看着妻子将一张“考博加油”的黄色纸条贴在卧室的墙上，觉得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
读书的时候，老魏的妻子常常在微信里鼓励他，说他是“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来北京读博的”。因为老魏已经是副高职称，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单位怕他跳槽，不允许他转走人事档案，和他签了“定向培养”的合同：读博期间，学校负责学费，给他发基本工资，但他必须在毕业后回校工作5年。老魏是个老实人，拿着合同回到家的时候垂头丧气，说大概翻身无望了。
老魏妻子翻看了一遍合同，撂下时把桌子拍得啪啪响：“既然有合同，就有违约条款，不就是15万吗？到时候找到合适的下家了，我拿一年的工资赔给他们！”
妻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让老魏的内心出现了松动。到北京之后，他和同楼层的同学聊了聊，发现很多同龄人来读博士，其实都和他抱着同样的目的：孩子大多在4岁左右，所有人都在盼望着毕业后能拿到北京户口，让孩子到时来北京读小学。
隔壁宿舍的陈老师在来读博前，就已算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青年才俊。老魏之前就读过他的论文。陈老师从长沙来北京，同样是看中了首都优质的教育资源。老魏经常在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部碰到陈老师，基本是手里翻着一本杂志，腋下还夹了一本。听陈老师讲，他打算在读博期间发表4篇“C刊”，以增加自己留京的筹码。
老魏自己也在悄悄努力发文章、积累研究材料。来京后也听了不少名家讲座，他着实感觉到先前自己的视野太狭窄，论文写得也不够规范，收到导师的修改意见他还会脸红——毕竟导师只比他大了5岁。
老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平时接触的人也比他以前的同事们优秀许多，平时在向人自我介绍时，老魏只说自己是一名英语教师，从不提及“副教授”、“系主任”这些名头。听讲座时，老魏也不像那些抱着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还是喜欢用笔在本子上做笔记，遇到困惑的地方，就在一旁打上大大的问号——只是他从没有在讲座上举手将自己的这些疑问说出来过，“觉得怯场，怕问得没有水平被人笑话”。
平时没课的时候，老魏也会和几个同龄的博士生相约去国家博物馆看展览，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有一次，陈老师在网上买到了几张中山音乐堂的票，几个老男人相约去听一场交响音乐会。这是老魏第一次听交响乐，现场的氛围给了他巨大的震撼，当周围响起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时，他激动得有些恍惚——在以前的英美文化概况课上，他曾经给学生们播放过这部作品。
离场时，几个人纷纷感叹“大城市就是不一样”，想要精神享受，随时可以得到满足。老魏借着兴奋劲儿，再次和他们讨论起留京的问题，就有人唱起了悲观的调子：“咱们这把年纪还选择北漂，实在有点太不知深浅了。我宁愿回去待着，车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雾霾。”
老魏担心的倒不是车子和雾霾。他觉得有些高校之所以把人才引进的年纪定在了35岁以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这把年纪，要在这样人才济济的大城市里拼出一番样子来，总觉得自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且不说到时候会不会有合适的工作，就算他能留下来，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租房和日常用度就是很大一笔开销；这还不算孩子报考兴趣班、补习班的花费；况且妻子又那么喜欢买衣服、化妆品、名牌包，这些老魏想都不敢想——就像一位博士生同学说的，要想把他们在三、四线城市的生活质量“平移”到北京来，只靠做大学教师每月1万左右的工资，恐怕很难实现。
傍晚看书看累的时候，老魏总会搬个马扎，坐在宿舍楼道晾晒衣服的小阳台上和妻子视频。妻子招呼儿子从屏幕那头给他打招呼，老魏就会傻呵呵地笑，问他们在做什么。妻子会简单说几句，然后逼他讲一讲在北京的趣闻，说这也是对儿子的一种教育。
老魏一天到晚都在图书馆看书，大部分时候并没有什么新鲜见闻，就坐在一排排晾晒着的衣服下面，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在妻子身后的位置，老魏可以看到家里墙上熟悉的壁灯，乳白色沙发的一部分，以及沙发上的玩具汽车。
这是老魏一天里觉得最踏实的时刻，仿佛他还坐在那个房子里，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
李语，29岁，博士，年轻妈妈
读博之前，李语在一家负责工商管理的事业单位上班。每天处理单调繁琐的工作，和办公室里那些貌合神离的面孔打交道，让她常常有种提前养老的错觉，经过一段时间焦躁不安的抉择，她辞掉工作，在网上申请了来年3月份的博士入学考试。
李语觉得自己适合搞科研——她喜欢读书，无论是本专业的传播学，还是其他人文社科类的作品，她可以坐在电视机前头目不转睛地抱着书看上几十页，在地铁上时也是如此。读研时，她在所有同学中最努力，别人都去实习的时候，她还在搜集资料修改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后，一位来自北大的辩委老师说：“你底子这么好，不读个博士可惜了。”
博士生入学面试时，导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问她：“你可以保证不因为个人生活而影响学业吗？”李语想都没想便果断地点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最讨厌那种遇到事情讲条件、给自己找退路的做法，她觉得那些所谓的“鸡零狗碎”根本不可能压垮强大的自己。
然而博一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语突然明白了导师当时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一天，在学校食堂吃饭时，觉得胃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竟然怀孕了。她惊慌失措，打电话给老公，电话那头听到了消息乐不可支，她却又恼又气，心头还掠过了恐惧感——该怎样告诉导师自己怀孕的消息呢。
刚入学的师门聚会时，导师就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说，招女生博士是“雷区”：他的一位同行曾经招过一个女生博士，读了6年才交上一份随意拼凑的论文，这个导师不允许这位女弟子毕业，没成想女弟子反咬一口，说导师想和她发生性关系，骚扰不成怀恨在心，故意整她。导师百口莫辩，反而成了贴吧里的“名人”，在校园里也常被人指指点点。
李语的导师从没有和女学生传出过这样的绯闻，对女学生保持距离一向很在意，连女学生去办公室找他谈事，他也会刻意把门敞开。但他却踩了女博士生的另一个“雷区”：在他招收的女学生里，此前已经出现了两例，因读博期间生孩子导致论文“难产”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学生还因产后抑郁，直接放弃了博士学位。
李语想，自己给导师苦心经营的“好学生”形象，恐怕很快就要坍塌了。
和老公吵完一架、冷静了两天，李语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想来自己刚结婚那两年，曾为备孕做过周密计划，没想到总是怀不上。后来老公只能悻悻地说：“顺其自然吧，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如今“礼物”不期而至，双方父母都觉得是好事，况且李语年龄也不小了，老人们百般叮嘱，千万不能打胎。李语坐在宿舍里，在一张纸上列出了密密麻麻的日程：撰写课程论文、孕检、搜集论文资料、分娩、开题……当她把这些日程逐一标注在一条时间轴上时，突然发现：她完全可以瞒着导师和同学，把孩子生下来。
第一学期刚一结束，李语便订了回家的票。前几个月孕期反应大，她害怕在同门聚会时露出马脚，找了个理由推脱了。
那时，她只需要再修2个学分就可以完成博士毕业的要求。李语决定第二学期不再回学校，等博二再去修课拿学分——那时她就已经生完孩子将近3个月了。老公和她开玩笑：“在导师的眼皮子底下生孩子，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有没有觉得很刺激？”
可真正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刺激”。回到家之后，李语的身子便一天天沉重起来，她饭量大增，吃完饭只想在沙发上躺着，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时，常常坐在走廊里就能睡着，再拿起本理论著作，简直就是催眠良方。这样浑浑噩噩了两个月，骨子里要强的她实在看不惯自己的“堕落”，坐到电脑旁边，打算做点读书笔记，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连500字都没写出来。
待产的半年里，她特别害怕收到导师的“突然关心”，觉得自己需要编很多个谎话，来解释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学校。
6月中旬，李语和老公终于迎来了女儿的出生。
李语曾把生产想象得特别完美，仿佛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她此前受的一切罪都宣告结束，等再过上两个月把孩子交给婆婆，她就解脱了——没生孩子以前，她确实可以把时间分割得清清楚楚，将事情一件一件利索地完成。
可孩子一生下来，她才体会到什么是“拖泥带水”。她本能地对这个新生命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不愿意把孩子交到任何人手中，“做母亲”这件事在她的生命中画了一条射线，以意识到“自己是个妈妈”为原点，每天24小时贯穿她的生活。
9月份学校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在火车站的进站口，老公几乎是硬生生地从李语怀里把孩子“抢”了过去。孩子在老公怀里哭，李语在候车室里哭，宛如生离死别。直到火车走过了两站，李语才止住眼泪。
回到学校，一捧起书，李语就觉得头大，可开学第一周的学术沙龙上，导师要求她给大家讲读这本书的心得体会。
学业上的压力和对孩子的思念，不断撕扯着李语。上课和阅读文献的时候，她会不时地走神，担心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哭闹，粗线条的婆婆会不会忘了给孩子冲奶粉。同寝室的陆老师最先知道她生了孩子，对她的坚强竖起了拇指，同时也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因为出来读博，读小学的儿子成绩出现滑坡，打电话时对她也不那么友好。
李语听她倒苦水，忍不住感叹：“你说女博士应该在哪个阶段生孩子？我怎么没见过哪个成了家的女博士可以在学业家庭上都游刃有余。”
陆老师苦笑说：“男人和女人读博士，肩膀上扛的重量完全不一样。我前段时间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女博士生1个孩子，就等于放弃了3篇‘C刊’。”
她顿了顿，又摇摇头说道：“还有，你现在和孩子分居两地，最多只是思念；等回家准备论文的时候，恐怕比现在要更难熬。”
陆老师一语成谶。
好不容易等学期结束，她满怀着期待地回到家，抱着女儿怎么亲也亲不够。然而刚过了两天，她做母亲的幸福感就被孩子一刻不停的啼哭声消磨殆尽。
婆婆要回老家照顾年迈的老人，临走时交待给李语很多哄孩子的窍门，但李语很快便明白了，这些经验是婆婆的专属，自己操作起来却并不奏效。白天想要写点东西是不可能的，即便不需要喂奶，孩子也不允许她做任何事情，不讲任何道理的哭闹就是女儿的杀手锏。
李语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发一通火，但这对半岁的女儿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李语只好逆来顺受，等到凌晨3点多女儿熟睡的时候爬起来，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写论文。
大学时李语经常因为看韩剧熬通宵。那时候年轻，夜里不睡觉，次日照样打起精神去上课，但现在，她明显觉得体力不支、不比从前了。读论文时，她借着淋浴的灯光，眯着眼去捉那些随时会跳行的文字，一只胳膊抵在墙壁上，以便后背不至于因为久坐而疼痛。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一次夜里起床时，李语衣服穿得少了些，冻感冒了。很快女儿也被传染，母女俩一起住进了医院。
老公心疼李语，在医院陪护时提议说干脆请个保姆来照看孩子好了，这样她也好分出精力来写论文。李语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婆婆照看她都不放心，更何况外人。
老公和她争执了半天，最后怒气冲冲地说：“又想要孩子，又想要博士，你要的也太多了。”说完便出去抽烟了。
住院的这几天，李语的妈妈过来帮忙看孩子，她终于可以躺在病床上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她计划着，要用4年的时间把博士学位读下来，到时候女儿已经3岁了。等到毕业典礼那天，她一定会领着女儿一起参加，要让自己的导师知道，她一手带孩子一手写论文，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做得很好。
想象着3年后导师脸上惊讶的表情，李语禁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的想象和眼下的状况还有些距离，她连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还没有写完，开题通过后，还要写至少10万字的论文，而病房外女儿的哭声已经又响起了。
文昭，27岁，每天泡在实验室的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坠楼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时，文昭同门的微信群里也爆发了言辞激烈的大讨论。交流的内容和以往一样，声讨他们的“老板”。
在自然科学的硕博圈里，“老板”是学生对硕导、博导的通用称呼。除了每月国家发放的补助，“老板”会给学生们发放一些额外的补贴，相应地，学生要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完成“老板”动辄上百万的科研项目——这是理工类高校普遍的“实验室政治”。
在“坠楼事件”的煽风点火下，这次的群内交流更像是批斗大会，揭发集中在文昭的导师叶教授最为人诟病的做事风格上：强派工作、拿学生当苦力、将学生成果据为己有、干涉学生个人生活……最让大家受不了的一点是，导师最擅长讽刺挖苦学生，人品有问题。
群里你一句我一句，文昭在做计划书，一会儿没看，手机上已经多出200多条消息。有个师弟情绪特别激动，说他想把坠楼事件的帖子发到自己朋友圈里，故意让导师看到。其他几个人都劝他要冷静，文昭也回了一条：“顺利毕业最重要，你发了也不起作用，得不偿失。”
每次这样的揭发都会有人站出来安抚情绪，倒苦水的人也会乖乖听从，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还没毕业，他们只能忍着。其实即使毕业了又能怎样呢？文昭知道一个师兄，现在已经在另一所大学任教，每次发文章还要将“通讯作者”署名为导师的，自己只占“第一作者”的位置。
除了这个名为“父王求你不要乱来”的聊天群，文昭他们还有另一个大群，名字是“叶门一家亲”，里面有导师的历届学生，以及导师本尊。相比小群，这个群的聊天内容就比较“官方”，通常是逢年过节大家给导师送祝福，或者导师发来一篇媒体对自己的报道，下面便会跟帖数不胜数的玫瑰、礼花与鼓掌。
文昭知道群里每个人都对导师有不满的情绪，但每个人又都忌惮他，就像那个毕业了几年的师兄对他讲的：“不在文章上加上老板的名字，我睡觉都不踏实，总觉得他会在梦里插我一刀。”
当年也正是出于这种忌惮，文昭研二时便老老实实接受了导师的建议，申请直博，继续跟着他做研究。“顺民”中间不是没有叛逆者，硕士期间，一个同门室友就悄悄申请了国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申请博士需要两名同领域专家的推荐信，他直接跳过了自己的导师，找了其他人。
毫无疑问，这位同学的做法直接踩到了导师脆弱的自尊心。在周一的例会上，导师好几次拐弯抹角说到这件事，大骂那个学生是“人渣”，“狗吃完屎还会对拉屎的人摇尾巴，他简直就是猪狗不如”。导师还扬言要在国内学术界封杀这个“叛徒”，并告诫在座的学生不要和这位“洋博士”交往，一旦被他发现，后果只有一个——“逐出师门”。
文昭和其他同学都低着头，为自己的导师说出那些话感到羞耻。大家一致认为，“老板”在金庸剧里面绝对是毒瞎徒弟双眼的丁春秋，最擅长党同伐异。
文昭有时候也会想不明白，他的导师本硕博都毕业于名校，还是国外多所高校的访问学者，头上顶着“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长江学者”的名头，怎么会经常在学生面前发表一些偏执荒谬的言论呢？
“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就比北方人聪明。”
“你们再学30年也别想和我平起平坐，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
“不输出经济效益就不要谈情怀了，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早晚要完蛋。”
……
群里经常会贴出一个名为“骨骼清奇我老板”的Word文档，专门记录导师发表的这些观点，隔一段时间就有人主动更新内容。文昭他们每天待在一个100多平米的实验室里，等待数据的过程无聊而漫长，这些奇葩言论便成为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谈资。
最早跟随导师读书时，文昭曾被好奇心驱使，在网上查阅了导师的词条。其中有一行关于“为人治学”的介绍：“长期以来以教学质量为己任，力求以精彩的课堂教学影响学生；他的人格魅力激励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后来，文昭每次回想起这段介绍就觉得滑稽可笑。
博一刚入学，导师便把几个新入学的研一师弟师妹交给了文昭，文昭要负责给他们讲课，教他们怎样观测样品、收集实验数据，以及如何撰写论文，甚至有时还会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提供帮助——实验室里的规矩向来如此，高年级的学生负责带新生，而导师只会在重要关头把握一下大方向，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他的项目。
文昭被众人围着，“众星捧月”的兴奋劲很快就过去了，他想抽点时间写写自己的论文，却总是受到干扰。无奈之下，他把微信设成了静音，常常一个人躲在实验室旁边的标本室里看英文文献。
博二上学期的一天，文昭正在清洗试管，忽然被导师叫到了办公室。他本以为会像往常一样，听导师阴阳怪气发表一番言论，没想到导师笑眯眯的，说他“人小心细，做事认真，英文水平也一流的，有老师当年的样子”。所以，为了“继续挖掘你的学术潜能”，导师给了文昭两个自己要申请的课题申报书，让他负责撰写。
文昭带上门，无声地骂了句脏话。
文昭的女朋友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平时喜欢画漫画。她从没见过文昭的“老板”，却凭借文昭的描述，画了一幅他的漫画。文昭用手机拍了发到群里，大家都说像，纷纷称赞文昭女朋友有慧根。
“对敌方的了解一定要渗入到本质！”女朋友哈哈大笑。她有时候也会称文昭的导师是自己的“情敌”，因为他，文昭连周末也没办法离开实验室——实验室有严格的请假制度，没有特殊情况的话，理工科的博士生们都是以实验室为家的。导师经常用“没理由”和“无条件”这两个词来强调他们与科研项目的关系，仿佛要把学生们牢牢地“焊”在实验上，但文昭常常会暗自嘀咕：真正和实验成果、项目经费绑在一起的，不是“老板”一个人吗？
一个师妹曾经对文昭抱怨过：博士生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和网上流传的“996”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导师每个月才给大家发1800元的补助，“JM的面膜都还要10块钱一张呢！”她说这句话时，带着深深的幽怨。
不过事实上，在实验室里时间越长，女学生们逛街购物和打扮自己的兴趣就越低，很多人进了实验室便换上白色的工作服，真正过上了低欲望生活。
博二那年，文昭和女朋友被父母一催再催，办了个简单的订亲仪式，并商量元旦结婚。选择这个时间点，主要是考虑到女友有假期，而自己的一篇重要论文也可以保证完成。他提前在实验室里宣布了结婚的消息，众人的欢呼声让他一时头脑发热——他敲了导师办公室的门，希望他能批准一周的假期，好和女朋友去乌镇拍婚纱照。
导师坐在办公桌前听文昭讲完，示意他坐在对面，接着便用带着些鄙夷的语气问：“这么着急结婚，不是怀孕了吧？”
文昭的脸立刻红了，说：“没有，没有……”
“那为什么非要今年结婚？你忘了9月份是项目结项的关键时期吗？”
导师这句冷冰冰的话让文昭无言以对。他原本积攒了一肚子的意见，到了导师这儿却全都吞进了肚子。导师见他低下头去，语调稍微缓和了点，又开始给他讲人生选择这样的大问题，还很体己地加了一句：“你们北方人，做事就爱一时冲动，想不到顾全大局……”
接着导师以自己为例子，大谈当年和师母婚期将近时是怎样在实验室里熬夜做研究，最后是准岳父提着棍子逼他去买新婚的西装。
“任何时候都要把精力投入到最有用的地方。做学术没有这点牺牲精神，能成大事吗？嗯？”导师冷峻的目光透过镜片朝文昭扫过来，像是在打量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
文昭踉踉跄跄从导师的办公室走到了实验室里，其他同学看他脸上惨白的表情，已经猜中了几分，七嘴八舌地安慰文昭，骂“老板”没有人性，“存天理，灭人欲”。
文昭一言不发，听着大家的议论，满脑子都是导师在办公室里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宣讲。后来他从实验室里走出来，沿着步行梯走到了实验大楼的最高层。他想打电话给女朋友，把导师提出的推后婚期的建议告诉她，可是想着女友前一天晚上还在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写婚礼请柬的情景，无论如何不忍心拨通熟悉的号码。
实验楼挨着校外的一条主干道，看得到街边的水果店和驴肉汤馆的招牌，两个老太太从超市推着小推车出来，一个中学生用手机扫码打开了一辆路边的共享单车……一个念头突然从文昭脑子里冒出来：实验楼里的宁静和喧闹的街角，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生活？
在校园里待着的这些年，文昭好像很少关注过这些，这让他一下子有些无所适从。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