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我又携妻带女地回到了老家。
我是奔着家乡的柿子来的。
家乡虽是“苹果之都”，但山坡地头柿子树也不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苹果树还没大规模种植，柿子是少有的可以卖钱贴补油盐酱醋等日常开支的水果。
站在树下，望着枝头小灯笼一样的红彤彤的柿子，我欢呼雀跃，兴奋得像个孩子。女儿却不以为意。是啊，柿子树枝干虬曲，树皮粗糙，的确不好看；柿子呢，对于一个吃惯香蕉桔子芒果火龙果的城里孩子又能有多大的诱惑力？
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又是你小时候的故事？”女儿问。
“是的。”
女儿爱听故事，尤其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在我小时候，每到秋忙时节，学校都要放秋假。假期里，我们除了帮大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收花生、掰玉米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上山割草了。我和妹妹雪，姑姑家的三个女儿华、霞、嫚，还有邻居家的芬，自小是玩伴儿，上山割草自然结伴同行了。
秋高气爽，太阳温柔得像母亲；丝丝缕缕的白云轻盈得如纱如絮；南归的大雁排着整齐的人字形长阵划过天际，撒下一路高歌，更显出天空的空旷寥廓。田野里，玉米、大豆、花生都已颗粒归仓，大地又裸露出它原始、健康、黝黑的肌肤；山顶上，青松翠柏郁郁葱葱，宛如坚强的战士；山坡上，衰草连天，枯黄的身躯随着清风轻轻摇摆。忙完了农活的庄稼人仍不得闲，还要在西风未起、冬雪未来之前割草砍柴，以备做饭烧炕之用。
我们在一块高地停下，撸起袖子，像大人一样朝掌心吐口唾沫，便挥起了手中的镰刀。大片大片的枯草在我们手中跳动舞蹈，又在镰刀的“沙沙”声中无力倒下。割了约莫一抱，就放下镰刀，抽取一把较长的草，拧成草带，将割倒的草捆起来，丢在一边。为了防止相互弄错，还要在草捆子上搭件衣服，或者插朵野花。
累了，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平坦光滑的大岩石上，头枕着双手，悠闲地望着蓝天白云，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渴了，就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到山脚，那儿准有一汪甘甜的山泉。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趴下，蹶起屁股，把头探到那泉水洼，大口大口地喝个痛快，末了，还要捧起那清凉的泉水胡乱地抹把脸，舒服极了。
“快看，”霞突然叫了起来，“快看，那儿有棵柿子树！”
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几百米外，矗立着一棵柿子树，树上一片通红。
我们尖叫着飞奔过去。
那是一棵健壮茂盛的大树，树干两抱来粗，树体十四五米高，庞大的树冠如同一把大伞，霸道地荫庇着底下的花花草草，巴掌大的树叶密不透风，一个个调皮的柿子却从这些深绿色的树叶中探出了小脑袋。
“我上树，你们在下面接着”，作为男孩子，我自告奋勇，攀着树枝，麻利地爬上了大树。
她们五个便站在树下，仰着头看我爬树够柿子，还急切地用手指指点点，“这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
我很快就够了三个熟透的柿子，小心地抛下去，华接住了，说：“先给两个小的吃吧，小孩馋。”便给个雪和嫚一人一个。还剩下一个，她捧在手里掂量掂量，又瞅了霞一眼，转身递给了芬。
树上还有很多熟透了的柿子，但都在高处，够不着。我试着再往上爬，可树枝摇晃得厉害。华在下面喊：“够不着就别够了，我们不吃了，注意安全。”我便无可奈何地从树上滑了下来。
霞却不甘心，说：“我们用石头打吧。”
我说：“打不烂也得摔烂。”
霞又说：“摔烂也没事，反正掉到草上，干净。”
我便让华带着两个小的远远地站着，我们三个就捡起小石头瞄准柿子用力地掷去。
但我们的准头太差了，熟柿子没打下来，生柿子却伴着树叶“扑扑”下落。
华远远地喊：“快别打了，净打下些生柿子。”
霞四下里望了望，回答道：“怕什么，又没人看见。”
恰在这时，有人吼道：“谁在打我的柿子！”
我们吓了一跳。
远处山梁上，一个大人扛着一把铁锹风风火火走了下来。
是福生。
我暗叫一声“坏了”，芬已下得两腿直打哆嗦。
福生是孩子们最害怕的那种人。平时总虎着脸，专爱逗弄小孩子，而且，不逗弄哭不算。前天还把我的帽子抛到了柱子家的房顶，害得我架着梯子上去捡帽子，差一点滑下来，还踩碎了瓦，被柱子妈骂了一下午。所以，我们见了他总躲得远远的。
他来到我们面前，放下铁锹，大声呵斥道：“谁叫你们打我的柿子！”
霞故作镇定地说：“不是我们打的，我们刚来……”
“胡说！我亲眼看见，你还犟嘴！够个吃吃可以，打这些生柿子干什么！嗯？”
我们都不说话。
福生一把揪住我的耳朵，说：“你是头，你说怎么办！”
我踮起脚尖，呲牙咧嘴说不出话来。
福生不肯罢休，一拥我：“你们把打下来的生柿子全给我捡过来！”
我们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四处捡柿子。霞趁他不注意，将两三个柿子踢到了草丛深处。
捡回来的柿子就堆在福生面前。他蹲下身子，拿起几个大的搁在手心转着看了看，喘口粗气，放下，又两手扒拉着数了两遍，直起身子，说：“二十四个，兔崽子，糟蹋了我二十四个柿子！”一顿，又说：“回去告诉你们爹妈，一个柿子一块钱，明天把钱送去！”
我们仍不作声。芬还在打哆嗦；两个小的紧紧拉着华的衣角；华低着头咬着嘴唇；霞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呢，脸色肯定也煞白。
见我们都不说话，福生又要揪我的耳朵，我赶忙躲开，说：“知道了，知道了。”
福生扛起铁锹扬长而去。
他走了很远，我们才敢说话。
霞说：“是他的树吗？”
我说：“是。去年我看见他在树上够柿子的。”
华问我：“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平分吧，每人摊多少钱。”
霞急切地说：“你分，你分！”
我瞟了芬一眼，说：“按家分吧，我们三家人，二十四个柿子，二十四块钱，恰好一家八块钱。”
霞拍手叫好。
芬却大哭起来：“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霞反问道：“怎么不公平？”
芬哭道：“你们两家人多，我家就我一个……”
霞不耐烦了，大声训斥道：“吃柿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不公平！”
芬不说话了，只是哭。
我忙打圆场：“都别争了，我们举手表决吧。同意按家分的举手。”
四只小手高高举了起来。
芬看了看，哭得更凶了，劝也劝不住。
我们便不再理她，转身走了。她就紧紧跟在我们身后，苦苦哀求：“咱们按人分吧，别按家分……”
“后来呢，”女儿好奇地问。
“后来？我们当然不敢告诉父母了，福生也没找我们要钱，甚至以后见了面还是一样的逗弄我们；芬呢，还跟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上山割草——这事就像没发生一样。”
“那么，那个福生是不是故意吓唬你们呢？”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笨拙地爬上树摘下两个熟透了的柿子，递给她一个。
她用纸巾接住，小心地剥开皮，轻轻地吮了一小口，说：“这柿子真没啥吃头，不过呢，故事倒有点意思。”
我也咬了一口，的确不如想象中的好吃。可为什么每当秋风渐起，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我都要从遥远的城市回到家乡？难道，也是为了那“有点意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