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正月十五日，李叔同在杭州皈依三宝，号弘一。这年的七月十三日，落发出家。自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有一位深居山谷，埋名遁迹，一肩梵籍，两袖清风的千山衲僧——弘一法师。
一
其实李叔同的出家并不是突如其来，在此之前他就开始为出家做准备了。
1916年冬天，李叔同在杭州任职，阳历年假期间，曾到虎跑寺尝试断食。按照他自己所说，那一时期，他患有神经衰弱症，因为看日本杂志文章上介绍，说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所以就想试验一下。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蔬菜，更是欢喜吃。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据《断食日记》记载，李叔同这次的断食自12月1日始，至18日止，共十八日。断食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共五日，以粥、小菜、水果为主，逐渐减量；正期七日，只饮果汁与冷水；后期六日，食量逐渐恢复正常。十八天内，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写字以及适量的散步，极其简单。
尝试过断食之后，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茹素、念佛经、室内供香。次年暑假，他决定入山居住；秋天，他落发为僧。
李叔同，他是富商大家庭的公子哥，他是上海文艺界的摩登少爷，他是早期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他是可以男扮女装的话剧演员，他是最早将音乐和美术带回中国的教育家，他是为人师表的李先生，他是文化先行者。拥有这样的人生与才华，他怎么会出家呢？
二
李叔同的一生极具传奇性。或许是前半生过于精彩，将浮华看尽，才会选择在最绚烂的时候归于平静。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李筱楼是进士出身，官至吏部主事。父亲病逝，母亲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对他教育及其严格。
他七岁始跟兄长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八岁学习《名贤集》《百孝篇；九岁学习《孝经》《诗经》《千家诗》唐诗；十一岁学习“四子书”《古文观止》《尔雅》等古书；十三岁开始研读史汉精华《左传》等书籍；十五岁时，便写出了“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警句。可以说他是沉浸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长大的。他的天赋加上努力，才华很快就得到了赏识和赞扬。
18岁时，他尊母命接受了旧式婚姻与俞家小姐成婚。婚后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由于支持变法被当做逆党，为躲避祸乱，他奉母携眷，南下上海。
到了上海，李叔同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李叔同与母亲脱离了天津的封建大家族生活，终于可以开始不受压抑、不被歧视的新生活了。没有生活的压力和束缚，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空间，在书画、篆刻、诗歌、音乐方面都有过人的成绩，文采过人，风度翩翩。
他加入“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当时在上海出现的一个以切磋诗词为目的的文学性质的自发团体。他的才华很快赢得了同仁的称赞，并与许幼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共称为“天涯五友”。诗书会友，是为一大乐事。
他的国画尤其出色，跟书画界有紧密联系，还组织“海上书画公会”。
不久后他考入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上海交大），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人同学，师从蔡元培。也是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他学习了日语，并翻译了法律学书籍《法学门径学》，《国际私法》。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当时的青年内心一腔热血，以各种方式投身于富国强民的奋斗中，李叔同也不例外。1904年，李叔同与穆藕初等思想进步人士一起，创办了“沪学会”，宣传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主张。1905年，李叔同开始主持沪学会补习班的“乐歌课”，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乐歌运动。
在上海期间，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家庭和睦，母慈子孝；他自己青春年少，读书会友，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如果不算国家内忧外患对他强烈的刺激，这正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候。他自己回忆：“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李叔同的母亲在上海病逝。
他自小跟母亲一起生活没有分开过，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他悲痛万分地料理后事。他带着妻小回到天津，安葬好母亲后，他改名李哀，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远赴日本留学。
三
虽然远赴他乡，李叔同依然心系祖国，想为国家做些自己的贡献。
到日本后不久，他就与日本留学生一起筹备一本美术方面的杂志，想要以此来为中国的美术事业提供借鉴，但是不巧的是遇上了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不公平对待，初具规模的美术杂志失败了。
李叔同是一个做事及其认真的人，坚持自己的想法。美术杂志失败后，他自己主办了一个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音乐小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音乐杂志，由李叔同一个人编辑完成的，文字、美工、校对等诸多事项。他想向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传递新的艺术信息，以此来提高中国的艺术水平。
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的西画科，专攻油画。他非常重视此次课程的开设，为了画好，他还专门雇佣了模特，也因此认识了他的日本妻子。
除了在音乐、美术领域小有成就，李叔同在戏剧方面也有研究。1906年冬天，李叔同与同学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剧表演研究团体“春柳社”，社团为中国徐淮地区募集赈资第一次公演《茶花女遗事》，他不惜将小胡子剃去，男扮女装出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得到了日本戏剧界的广泛赞誉。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代实践者，在中国话剧界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1911年3月，李叔同完成美术学业，不久后结束音乐学校的进修，与日本妻子回国。
四
回国后，他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他先是在天津做图案教员，后因时局变化，李叔同任教的学校被迫停课，他又来到上海担任教职。
在上海任职时候他加入南社。南社是近代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抗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他凭借才华很快在南社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得到社员的认可。
他还为《太平洋报》开辟了很多新栏目，每个栏目前面，都有李叔同亲自绘制的题花，对《太平洋报》进行了很多创新，使报刊极富于高雅的情趣。
1912年秋天，应经亨颐的邀请，李叔同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职。在这里，李叔同开始了一生中最长的执教生涯，也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一代大师。
李叔同在杭州执教期间，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与之前的形象完全不同了：“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令具一种朴素的美。”
李叔同做教师也同他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总有着不可妥协的认真。在任职前，他跟校长提出了当时很过分的任教条件：每个学生必须有一架风琴，绘画室石膏头像、画架等不能有缺。校长东奔西走也只凑到一半。虽然听起来“过分”，但李叔同的这个要求对于艺术教育来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里，绘画与音乐这种启发人心智的艺术形式根本得不到重视，是一种附庸的点缀艺术。面对艺术教育如此被轻视的局面，李叔同竭尽所能，力图改变中国艺术教育的落后面貌。他将西方的油画、版画带到课堂上，首开音乐课，钢琴课，进行种种艺术实践，使学生对于艺术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转变。
任教于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除了完成传道受业解惑的教师职责之外，在艺术创作上仍是很活跃。
1913年，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艺术教育校刊——《白阳》；1914年，李叔同又在浙一师专召集对美术特别喜爱的学生成立了“洋画会”，定期举办观摩活动；成立了“乐石社”，由于他“能诗能书能篆刻”“能为魏晋六朝文”，所以被社员们推选为社长；由于酷爱书法篆刻艺术，刚到杭州就加入了著名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是我国一个以研究篆刻艺术而著名的艺术团体。
在杭州任教期间，李叔同又一重要的艺术成就便是他的歌曲创作。任教期间，他为了配合教学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的学堂乐歌。比如脍炙人口的《送别》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1927年丰子恺编订了《中文歌曲五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李叔同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学堂乐歌。
五
才华横溢，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成就的李叔同，在1917年经历过断食之后，对佛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或许是李叔同从小就从笃信佛学的父母那里受到熏陶，这于他对佛学的领悟奠定了基础。断食后，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时，他开始慢慢向着方外的世界跨入了。
1918年，他选择遁入空门。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七月十三日那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李叔同入山之前，将所有的财物一一做了处理：所有的油画作品寄赠给北京美术学校；音乐书籍留给了刘质平；笔砚碑帖赠给书法家周成德；书画及临古古法赠给夏丏尊、堵申甫；美术书籍赠给了丰子恺；玩好小件赠给了陈师曾。另有一包印章赠给了西泠印社，上海家中的钢琴等财产留给了他的日本妻子。
李叔同出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都不赞同他的这一做法，认为他不可理喻。他的学生丰子恺给出了解释：“我认为他的出家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丰子恺以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来解释李叔同的出家，是最能解释他行为的一种说法。对于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使得他无法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他最佳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开始在佛教教义中寻找他理想的寄托，也就更对佛教的教义产生强烈的共鸣。
他本人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出家，只是有一次跟师傅提到过：“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的追求。而作为从小便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李叔同来说，他有这样的人生追求也不足为奇。他平时致力于话剧、美术、音乐、等文艺事业，深究起来，他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能发展国家的文艺事业，为中国带来先进的文艺思想和理念，他心中是装着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的。但是他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加上他孤僻敏感的性格，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越来越难得到，他所欣赏的生活的与他所处的位置也难以平衡。于是这种现实使他逐渐转入独善其身的无奈之中。儒家的修身，与佛家讲究的自我修炼有相通之处，我们常说李叔同是“由儒入释”，但要是说起来儒家的观念与佛教的相关理念更是有相合的地方，因此他才会很快接受了佛学。
艺术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说明他已经不满足于艺术，静悟到另一境界了。
不管后人感到庆幸还是遗憾，李叔同都选择了他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也在佛教的洗礼中，成为一位道德高尚的高僧——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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