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的潮流常是发源于珠江流域，再澎湃到长江流域。但是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力量到长江流域就停顿了，黄河以北不曾经他涤荡过，以致北平仍为旧日帝制官僚军阀的力量所盘踞，障碍了统一的局面十几年。这回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是国民革命力量彻底达到黄河流域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国民政府于收复旧京以后，首先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北方为国家添树一个新的文化力量！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
我今天在这庄 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
我们停止旧制全部毕业生派遣留美的办法，而且要以纯粹学术的标准，重行选聘外籍教授，这不是我们对于友邦的好意不重视，反过来说，我们倒是特别重视。我们既是国立大学，自然要研究发扬我国优美的文化，但是我们同时也以充分的热忱，接受西洋的科学文化。不过我们接受的办法不同。不是站在美国的方面，教中国的学生“来学”，虽然我还要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到美国去深造；乃是站在中国的方面，请西方著名的，第一流的不是第四五流的学者“来教”。请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来扶助我们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不，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使他开花结果，枝干扶疏。
我动身来以前，便和大学院院长蔡先生商量好如何调整和组织清华的院系。我们决定先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文学院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社会人类五系。理学院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五系。我到北平以后，又深深地觉得以中国土地之广，地理知识之缺乏，拟添设地理一系，为科学的地理学树一基础。我们不要从文史上谈论地理，我们要在科学上把握地理。至于工程方面，则以现在的人才设备论，先成立土木工程系，而注重在水利。因为华北的水利问题太忽视了，在我们附近的永定河，还依然是无定河。等到将来人才设备够了，再行扩充成院。法学院则仅设政治、经济两系，法律系不拟添设，因为北平的法律学校太多了，我们不必叠床架屋。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文哲是人类心灵能发挥得最机动最弥漫的部分。社会科学都受他们的影响。纯粹科学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也是源泉。断没有一个大学里，理学院办不好而工学院能单独办得好的道理。况且清华优美的环境，对于文哲的修养，纯粹科学的研究，也最为相宜。
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经改组以后，留下的十八位教授，都是学问与教学经验，很丰富而很有成绩的。新聘的各位教授，也都是积学之士，科学是西洋的，科学是进步的，所以我希望能吸收大量青年而最有前途的学者，加入我们的教学集团来工作。只要各位能从尽心教学、努力研究八个字上做，一切设备，我当尽力添置。我想只要大家很尽心努力，又有设备，则在这比较生活安定的环境之中，经过相当年限，一定能为中国学术界放一光彩。若是本国人才不够，我们还当不分国籍的借材异地。一面请他们教学，一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我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
至于学生，我们今年应当添招。我希望此后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各位现在做了大学生，便应当有大学生的风度。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
关于学生，我今天还有一句话要说，就是从今年起，我决定招收女生。男女教育是要平等的。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不但没进步，而且有退步。清华以前的国学研究院，经过几位大师的启迪，已经很有成绩。但是我以为单是国学还不够，应该把他扩大起来，先后成立各科研究院，让各系毕业生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应当积极的提倡。这种研究院，是外国大学里的毕业院的性质。我说先后成立，因为我不敢好高骛远，大事铺张。这必须先视师资和设备而后定。二者不全，那研究院便是空话。我上面指出来要借材异地，主要的还是指着研究院方面。老实说，像我们在国外多读过几年书的人，回国以后，不见得都有单独研究的能力。交一个研究实验室给他，不见得主持得好；不见得他的学问，都能追踪本科在世界学术上最近的进步；不见得他的经验和眼光，能把握得住本科的核心问题。所以借材异地是必要的。不过借材异地的方法，不能和前几年请几位外国最享盛名的学者，来讲学一年或几个月一样。龚定庵说：“但开风气不为师。”这种办法，只是请人家来“开风气”，而不是来“为师”。现在风气已开，这个时间已过。我心目中的办法，不是请外国最享盛名的人来一短期，而是请几位造诣已深，还在继续工作，日进未已，而又有热忱的学者，多来“为师”几年。在这期间，我们应予以充分设备上和生活上的便利，使他安心留着，不但训练我们的学生，而且辅导我们的教员。三五年后，再让他们回国；他们经营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们便可顺利地接收过来。我认为这是把科学移植到中国来的最好的办法。但是这需要不断的接洽，适当的机会，不是一下可以成功的。假以时日，我一定在这方面努力进行。
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设备。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呈准大学院，垂为定法，做清华设备上永久的基础。我想有若干年下去，清华的设备，一定颇有可观。积极设备，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希望各院系动用设备费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我们不能学美国大学阔绰的模样。我们的设备当然不是买来摆架子的；我们也不能把什么设备弄得“得心应手”以后，才来动手做研究。我们要看英国剑桥大学克文的煦物理实验室的典型。这个实验室在一八九六年方得到一次四千镑的英金，扩充他狭小的房屋及设备；一九〇八年才另得一项较大的数目，七千一百三十五镑英金，来做设备的用途，当一九一九年大物理家卢斯佛德教授（Rutheiford）主持该实验室的时候，每个部门的研究费每年不过五十镑，而好几位教授争这一点小小的款子，来做研究，但是这个实验室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太大了！
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西文专门的书籍太少，中文书籍尤其少得可怜，这更非积极增加不可。我以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
至于行政方面人员的紧缩，费用的裁减，我已定有办法。行政效率不一定是和人员之多寡成正比例的。我们要做到廉洁化的地步。我们要把奢侈浪费的习惯，赶出清华园去！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稍提一下，就是清华基金问题。几个月前我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主管教育处来到北平的时候，知道一点内幕。我现在不便详说。其中四百多万元的存款，已化为二百多万元。有第一天把基金存进银行去，第二天银行就倒闭的事实。这不是爱护清华的人所忍见的。我当沉着进行，务必使他达到安全的地步，这才使清华经济基础得到稳定。各位暂且不问，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我更希望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以后，将来行政隶属上，更能纳入大学的正轨系统，使清华能有蒸蒸日上的机会。
总之，我既然来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我自当以充分的勇气和热忱，要来把清华办好。我职权所在的地方，决不推诿。我们既然从事国民革命，就不应该有所顾忌。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我们要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就职演说，言文未合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一文考辩
孟凡茂
1928年9月18日，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在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宣誓后发表就职演说，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是日成立，并报告了办理清华的方针。演说词后来以《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为题收入罗家伦的著作《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版，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第199页）。这篇演说词，旨正思深，文情并茂。倡言学术独立，以固国家独立。简述院系规划,以利清华发展。推重教师的学术水准，阐释学生的风度职志。强调学术研究是为大学之灵魂，仪器图书是为大学之基础。可以说,这篇文字代表了罗家伦的大学教育思想。兹摘录数行，以供读者赏析。
“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
“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
“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
“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面，我们要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现在要问，这篇演说词是否就是由当日的就职演说整理而成的呢？根据历史资料判断，答案是否定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是在罗家伦离开清华多年之后，借就职演说的名义，重新撰写的一篇文章。
曾听了罗家伦就职演说的外国语文系吴宓教授在当天的日记写下：“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识。又谓兼容并包，惟贤者是用云云。”9月19日《新晨报》有与此相近的报道。一个多月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0月29日）第一期刊登了就职演讲的摘要。“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如学术界不能站立在平等地位，则民族之独立亦不能永久，欲求清华达此目的，有数种方法：（一）清华廉洁化。清华是肥缺，是优差，故易腐化。倘若不廉洁，如何能对国民之血汗金钱，及友邦之好意。对用费浮滥，应联合校内人士监督。本人以宣誓之方法，定廉洁之标准，以后帐目一月或两月公布一次。（二）清华学术化。造成中国学府，中国民族学术之策源地。以往中国之学术，皆过借贷生活，毫无独立精神，如将来独立后，不独自己用，亦能供他人之用。欲达此目的，即应注意以下诸点：（1）本国学者集中，不当有派别之分。（2）兼聘外国学者，如本校员生之帮助。（3）自己有热心向学之教授及同学。（三）清华平民化。一般人对于清华皆目为贵族学校，此诚为一种错误。总之，清华此后适应平民化。（四）清华纪律化。有组织之民族，应有纪律，急公好义，勇敢，简洁了当，皆为好精神，此后当注意及此。以上诸点，所包括既大，又不具体，如大家努力合作，敢信于最近之将来，定有相当成绩云。”1928年11月中旬罗家伦给清华大学董事会所呈《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第6页），对其就职演说的介绍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
可以说，“四大化”的一词是对罗家伦的就职演说内容最为简练而准确的概括，但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中，连一“化”都未提及。我认为，《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所登的摘要和《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的介绍才是罗家伦就职演说的主要观点，也是新校长的施政方针。这样的演说无疑给久思变革的清华学生一种全新的感受。新校长改造清华的措施和目标，以宣言性的话语表达出来，足以使学生振奋，令社会关注。当然，也就会有人评头品足。11月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刊登学生袁翰青的《清华的新生命》一文，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建设新清华’是我们改进校务时一个重要的口号，但是如果新清华不能负研究高深学术和指导国民思想这两重任务，纵使新清华的当局怎样‘廉洁’，校舍怎样富丽，学生怎样守‘纪律’，生活怎样‘平民化’，所建设的仍然是一个有新的外表，而无新的生命的清华。”作者强调高深学术研究是大学的灵魂，若无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则廉洁化、平民化和纪律化将徒有其表。此文应代表了一些学生对新校长就职演说的看法。1930年5月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后，学生李景清写文章分析罗家伦被驱的原因，其中谈到罗家伦的就职演说，“罗家伦前年宣誓就职那天，----宣布了四大化的演辞。当时我听着还觉得有点意思，虽然有一点夸大和吹螺号的语气。不过出了大礼堂听到了许多讥笑的言谈，”之后，文章介绍了罗家伦通过军事训练来实行“纪律化”的政策，是如何以轰轰烈烈开始，又在不久之后悄无声息结束的。以军事训练去实行“纪律化”政策是罗家伦在清华的一大败笔，也因此损伤了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连“纪律”一词都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消失了。
另外，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文中谈到科系的调整，教授的聘任等校务改进工作，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就职演说时就谈及的。罗家伦于9月16日到清华，即与教务长梅贻琦接洽。两日的时间只是日常事务的交接，至于科系的调整，教授的聘任都是校长就职以后的事。因梅贻琦对罗废止清华学校所发聘书而以国立清华大学名义重新下聘书等做法有不同看法，当即提出辞去教务长。就职典礼的三四天之后，罗家伦聘他的同学杨振声和冯友兰分别任教务长和秘书长，组成了清华大学的新领导班子。从《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得知，在1928年10 月29日之前，罗家伦陆续选聘部分清华原有教授和新教授，并以国立清华大学名义颁发聘书。10月12日清华大学开学。从9月18日就任开始，在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罗家伦完成了对领导层改组，科系调整，教授聘任，招收女生等重大改革，其办事作风称得上是雷厉风行。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说，整理之后，清华原有教授留下18位。聘任清华原有教授是1928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事，在9月18号就职演说时是不可能谈到的。另外，有人据此写文章，说罗家伦把清华原有55名教授，留下18人，等于解聘了其余37人。实际上，1928年秋罗家伦把大多数清华原有教授和讲师又续聘一年。因为，在1928年改为大学后，清华学校的原有建制仍存在，即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还有最后一届学生，大学部的第一届学生要到1929年6月才毕业，教师人数已不足，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较晚，也就不大可能从其他学校聘来更多合格教师，所以，此时罗家伦必须近可能延聘清华的原有教师。
罗家伦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说，“我动身之前，便和大学院院长蔡先生商量好如何调整和组织清华的院系。我们决定先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并说先成立土木工程系，而注重在水利。实际上，蔡先生于1928年9月13日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信中并没有谈三个学院的建制。清华成立文、理、法三院的基本建制是1929年6月后的事。土木工程系也是1929年秋后设立的，在1928年罗家伦到校后把原来的工程系改称市政工程系。《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所谈与蔡先生协商后的计划，实际是罗家伦对1929年6月清华大学实际情况的追记。
从用词上，或者语境上，《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也与当时罗家伦的其他演讲不相符合。10月12日清华大学开学，罗家伦在开学仪式上的演讲词，数日后发表于《世界日报》。罗家伦所讲是清华整顿后的基本情况，系和课程的设置，主任和教授的聘任，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等。可以说，开学演讲，内容具体，朴实无华，而《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很像一篇散文，文字间挥洒着作者的才气。且以革命起笔，似与清华无涉；又谈蔡元培指示，也非当时心境。
如何看待当日的就职演说内容与日后成文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差别，应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当日演说，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罗家伦到校伊始，面对改造清华的重任，首先就是要把所筹划的改革措施报告给全校师生。但多年之后，要把那篇演说词编入著作时，重读演说词，罗家伦应另有想法，除了有改造一所大学的实施计划之外，还想让读者了解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思考，也就是他的教育思想。或许就是基于这写考虑，罗家伦重写了演说词；又因为距演讲时间已远，记忆有误，使文中的一些事例与史实不符。可以认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是罗家伦在卸任清华大学校长多年之后，经过对其任职期间成就的总结和失误的反思，以就职演说的名义重写出一篇文章。不可否认，与演说当日的慷慨陈词相比，《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一文精辟地阐释了罗家伦的大学教育理念，其思想性更强，影响也就更深远。
著文者希冀思想之流布，必欲使文章内容丰赡，文笔洗练，遂一改再改，甚或完全重写也在所不惜，以达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之目标。研史者务求史实之精准，必注意时序之先后，事件之关联，于细微处探寻历史之本真。《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一篇可作为罗家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来研读与欣赏，不可作为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的史料予以采信与引用。因为要论证历史事件的起因和过程的种种细节，需要以距事件发生时刻最近的记录入手，对文本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采用于史实相吻合的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