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电影是对写作的屠杀

推一本书，要符合作者正在就读的专业与他的爱好，不易。拥有一本对此契合的书籍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并非人人都拥有这种幸福。一个喜欢时尚但在学汉语言文学的人，把《红楼梦》视为时尚周刊未免有点牵强。我就幸运多了。电影与文学有很多交集的书籍，很多电影名家都有过自己的创作，例如贾樟柯、陈凯歌、岩井俊二。不过今天要推的这本书，并不来自电影人（即靠电影出名的人），而是一个作家——杜拉斯，《情人》的作者。她有一本小书叫《绿眼睛》，是1980年6月《电影手册》的特刊。并不全是评论集，其中有一些精美的随笔，偏文学性的。倘若您与我一样，都是对电影与文学带有浓厚的兴趣，并尊重电影的艺术属性，那么《绿眼睛》会打开一种新视野，去观察电影与文学。

题目来自书中，原文是：

“我与电影之间是谋杀关系，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最主要的且最具有决定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这场屠杀如桥梁一般，将我们引向阅读本身。”

读者会认为“屠杀”这个词过火，很容易结合中文语境中残忍、病态的状态。其实不然，在读外国名著时，语境很重要。

“存在即合理”（黑格尔）为“存在的事物一定合乎理性”而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为“我思考即为我存在的证据”而非“我思考世界就存在”。

同样，这里的屠杀并非是定义中的杀戮，而是将“写作外表的内容剔除，从而挖掘阅读的本质。”在杜拉斯看来，电影一定意义上冲击了人们想象与沉浸的能力，但正因如此，又简化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将更直接的体会带给观众。这种体会就是“阅读”本事。注意，阅读是一个广义概念，它指的是感悟能力的合集，例如对经历的感悟、对景色的感悟、对艺术的感悟……所以，电影也是一种阅读。

在《绿眼睛》中，杜拉斯谈论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短文是《书与电影》、《书，电影》，倘若您是一个想写电影剧本的文学爱好者，对于电影思维与写作思维的对立很是困惑，不如先去看看这两章，会对自己安抚。笔者亲证。

若您正在被批评困扰， 尤其对金钱崇拜价值观的赞扬让你对坚持自己艺术道路很迷茫，不如看看《电影观众》与《电影批评》两章。杜拉斯在《电影观众》中写道：

“我永远迎合不了这些观众，也不愿去迎合他们。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无法触及。但我们也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与他们面对面，彻底分离。他们永远无法占据全部人口。我们，即文本、书和电影的作者们，永远在那里，尽管偏居边缘。我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这样的观众，如何给他们命名，但我们并不召唤他们。”

或许会为您的坚守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在书中也有对一些电影大师的评价。例如戈达尔、雷诺阿、伍迪艾伦、卓别林。有一章叫《伍迪艾伦、卓别林》，对两位在美国影坛有相同内核的电影人进行评价。注意，不要过于纠结所谓“踩一捧一”，很多人对这种非理智的批判很是鄙夷，误以为理智一定能带来绝对的客观。其实不然，比较是一种批判方法，是难以客观的科学方法。这种对比较的谬论不该成为一种道德。一种封闭的否定。杜拉斯一定是喜爱卓别林的。

“从未有人在有声电影中达到过卓别林电影中无声的境界。”

也一定是不爱伍迪艾伦的。

“应该是个很可怕的人，他肯定没有爱过生活里的任何事物。作品是由一些碎片和碎块缝合而成的，能看出缝合的痕迹。”

我很喜欢伍迪艾伦，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冒犯。欣赏不意味认定完美。

《绿眼睛》还有一些杜拉斯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很对立的事情。希望不要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错失了一本优秀的书籍。毕竟，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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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