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格的萎缩

第十章 人格的萎缩

想知道尚未解决的冲突会带来什么后果,就等于进入一片看不到边界的无人区。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患者表现出的症状,比如酗酒、抑郁、癫痫和精神分裂,以便更好理解他们受到的困扰。但是我更愿意带着疑问,从一个更广阔也更普遍的视角切入,这个疑问就是:尚未解决的冲突,会对我们的精力、人格完整和人生幸福,产生出怎样的影响?想知道具体的症状,我们必须先对表现出这些症状的人做深入了解。现代精神病领域有种倾向:总想用一种简单方便的理论,去解释所有发现了的,和未被发现的症状。从临床需求上说,这么想算得上合情,但哪怕只从可行性上来说,这么做也并不合理,就更别提从科学层面来看了。这就如同一位工程师,懒得打地基,却想直接就建起参天大厦。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相关因素,这里只需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还有一些因素之前讨论得比较隐晦,这里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只有些模糊的概念,比如只知道尚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我们还需要给读者一幅清晰的全景图,让他们知道冲突会给人格带来怎样的浩劫。患者之所以会带着冲突生活,任凭其消耗自己的生命力,既是因为冲突本身,也是因为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挣扎。一个处于分裂中的人,是不会将精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他会企图同时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能兼得的目标。他或者分散自己的精力,或者浪费自己的努力,或者就像皮尔·金特一样,凭借理想化形象而自认为比别人优秀,能处理好一切。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就中毒颇深,她想做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又想形象体面地出现在社交场合,甚至成为叱咤风云的政界女强人,同时,如果能多点艳遇就更好了。不出意料,她的期望都落空了。哪怕她真的天赋不凡,但是付出的精力也只能是白费,因为没人能真的万事精通。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那就是虽然只设定了一个目标,但是因为动机互相矛盾,所以目标同样不能实现。一个人想做别人的知己,却又喜欢对人发号施令,让别人必须听命于他,这样一来,他的愿望必然无法实现。一位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但是他又很喜欢滥用家长的威权,并且非常固执,所以他也无法达成目标。一个人想写一本书,可是他只要一开始写作就头疼欲裂、身体疲软,特别是在自己词穷的时候。在最后的这个例子里,是理想化形象在作祟:患者认为自己如果真的有写作天赋,灵感一定会倾泻而出。正因如此,当他写不出东西时,就会对自己动怒。他还会认为,自己虽然挺有想法,但难保别人不会和自己观点相同,因此要想完胜对方,让人们都只倾慕自己,就必须写出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然而,他心中对于自己的能力也是顾虑重重,他把自卑感外化了,因此,他很担心自己会遭到嘲讽。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他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即使真的有些创作的火花,也难以形成文字。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但他同时又有着特别强的虐待倾向,和其他人总是水火不容。只要我们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就能看到无数和上述案例类似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神经症患者的思维普遍是不清晰的,但也有个明显的特例。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一种非凡的专注力,比如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男性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尊;为了爱情,女性可以牺牲所有;为了孩子有出息,父母可以把一切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这些人给人的印象是专心致志的,但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份专注只是他们用来解决冲突的幻术。这样表面上的专心无二,不代表人格的完整统一,反而更有可能是绝望的体现。

相互冲突的渴求和倾向,不是唯一分散并消耗精力的因素,患者的防御体系中有太多因素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当他们对基本冲突进行压制的时候,人格的一部分也就被遮挡住了,虽然被遮挡起来的人格不容易辨识,却依然很活跃,足以影响他们的言行和想法。原本,他们有很多精力可以用来树立信心、与人为善、精诚合作,但却都被消耗在了压制冲突上。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隔离,它卸去了患者前进的动力。虽然他们也能完成工作,甚至在外部压力下付出更多努力,但是一旦需要他自己应付局面,就立刻束手无策了。他们大量的创造力都被白白浪费了,在工作之外的场合他们难有成就,就更别提从中体会乐趣了。

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此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不断扩张的网,对人格造成极大的压抑和束缚。想要了解并消除这种压抑,我们需要对压抑进行反复论证,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所有角度去解决它。

如果真的存在尚未解决的冲突,通常会导致三方面的紊乱,它们都会让患者的精力被消耗,或是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其一,是优柔寡断。这种失调随时都可能体现出来,而且与事情的大小无关,患者会一直处在犹豫的状态中:点这道菜还是那道菜?买这只箱子还是另一只?是看电影还是听广播?这些小事都能让他为难不已。而至于应该选择什么职业,得到工作之后又该怎么做;两个女人中到底选哪一个;是赶紧离婚还是拖一拖再看。以上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摆在患者眼前,都会激发出他心中的巨大不安,让他身心疲倦。这类人会故意逃避选择,所以他们的优柔寡断未必能被察觉。他们会刻意躲开那些会牵扯到选择的场合,解决问题时也一拖再拖。他们允许自己错过机会,或者更愿意把选择权交给别人。他们会故意混淆一些事实,以便让事情变得无法做出决定。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茫然,却能有意地掩饰自己优柔寡断的一面,比如在治疗时,会对这方面的问题绝口不提,所以治疗师是听不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抱怨的,这是治疗中一种很常见的阻碍。

第二种耗费精力的紊乱是:办事低效。我这里所说的低效率,并不是因为缺乏专业水准或不够熟练而导致的低效率。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中描述过一种没被开发的潜能:当人们殚精竭虑却依然不放弃,面对外界压力仍然坚持己见,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的激发。我们这里所说的低效率,显然不是开发潜能造成的,而是指因为内心冲突导致能力无从发挥,办事毫无效率。就好像是踩着刹车的同时去踩油门,汽车自然难以前进。他们的行为总是迟缓的,但无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还是工作的艰巨程度,都不该是这种效率。他们并不是不想尽力,相反地,他们常需要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比如,他们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掌握一项简单的操作。形成障碍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下意识反抗那些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的事;比如纠结于每一个细节是否完美;比如当自己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就会很恼火——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个例子一样。节奏缓慢只是低效率的表现之一,常见的还有健忘和笨拙。一位主妇或一位保姆,如果一直认为自己不该做家务劳动这么低贱的事,那么自然无法打理好工作。而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通常很低效。从主观上讲,在一个扭曲的状态下工作,人更容易感到疲惫,因而也必然需要更多的休息。内心冲突的人,必然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去应付工作,而被踩住刹车的车注定开不快。

效率低下和内心压抑不仅会时时爆发于工作中,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某人去结交一个人,但是内心又认为这是在曲迎奉承,肯定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想要请求别人给自己一样东西,但又觉得应该理直气壮地索取,就会表现得没有礼貌;如果他想要坚决维护自己,却又想顺从别人,就会左右踌躇;如果他想要和人亲近,却又怕遭到拒绝,就会胆怯害羞;如果他想保持性关系,却又看不起自己的性伴侣,就会表现出冷漠,如此事例不一而足。一个人身上隐藏的冲突越多,就越难以正常生活。

有些人能意识到内心的扭曲,但通常也只有扭曲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感知到。而对于扭曲造成的疲惫,他们往往会认为是来自别的事情,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缺少休息,工作压力大等。这些确实也是造成人们疲惫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

第三种耗费精力的紊乱是:普遍性懈怠。这一类患者被内心的冲突拖累得苦不堪言,无力做事,常常责怪自己太懒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懒惰,更不意味着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相反,他们对任何努力都很排斥,能够将其合理化,为自己的懒惰做出辩解。他们认为自己是计划的核心,只负责大略方案的制定就行,具体的执行应该是别人的任务。他们对努力的排斥,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害怕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好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总是被疲惫所困,就能理解恐惧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但如果治疗师只从表面解读患者的疲惫,那么他的治疗只能让疲惫更严重。神经症懈怠,意味着患者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都陷入了瘫痪。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通常是由于他们严重的自我隔离,以及对于生活方向的迷失。长久以来的内心压抑,并对任何努力持否定态度,导致们的状态总是死气沉沉,即使偶尔有激情萌动,也只是转瞬即逝。

理想化形象和虐待倾向,是他们的病因所在。由于理想化形象,他们不屑于像别人那样服从努力,认为这种过程太平庸了,和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差距太大,他们宁肯只在幻想中做个精英,也不肯去行动。理想化形象带来了自信,而这份自信禁不起自卑的腐蚀,他们觉得自己做不成什么有意义的事,于是把关于工作的兴趣和激情干脆埋葬掉。虐待倾向之下,患者会在面对所有具有攻击性的事物时畏缩不前,尤其是在虐待倾向被压抑(表现为倒错型虐待倾向)的时候最为明显。

他们会以激烈的方式去修正自己的错误,但因为用力过猛,最后反而会让精神更加萎靡。普遍性懈怠影响力之巨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上,还包括情绪。只要内心的冲突一天没有解决,精力就会被持续地浪费。从本质上说,神经症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它对人们品质和潜能的损害,实际也是对特定文化的控告。

当患者的冲突尚未解决时,不仅会精力分散,还会导致道德观的分裂。这里所说的道德观,包括道德准则和足以影响人际关系与自身发展的态度、感受和行为。精力分散会造成精力的浪费,同理,道德观的分裂也会让道德体系出现巨大的缺失。这种缺失来源于他们向着几种矛盾的方向共同发力,还来源于他们对于这种矛盾的极力掩饰。

道德观一旦自相矛盾,还会荼毒到基本冲突中。当然,患者会极力协调,但负面影响还是不可避免。换个角度说,他们从来就没对哪种道德观认真对待过。理想化形象虽然有真实的成分,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幻想,无论是患者,还是缺乏经验的治疗师,想一眼看穿这里面的虚假之处,并不会比辨认出一张假支票来得轻松。和前面说过的一样,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对自己的“过失”感到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追求的是真正的理想。也正因此,他们在努力向目标靠拢时,才会表现得那么尽心尽力。他们还可能为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价值观而自我感动。之所以我强调是所谓理想,是因为那些理想对于患者的生活毫无约束力,只有当他们觉得这么做很简单,或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才会遵守,这之后就弃之如敝屣。我们在讨论盲区和区隔化的时候,见过类似的例子。与之相反,那些拥有真正理想的人们绝不会轻易放弃理想。有一位患者坚信自己追求的就是真正的理想,可实际上,遇到一丁点诱惑后,他就会马上背叛了自己的追求。

当道德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表现就是真诚流失,而虚伪自私的一面却在增长。禅宗著作中认为:真诚的人必然内心完整。之所以分享这一点,是因为与我们临床治疗的结论如出一辙:内心分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弟子:听说狮子在捕捉猎物时,不管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头象,都会用尽全力,您可否告诉我,这究竟是种什么力量。

师傅:这是真诚的力量,即不欺骗的力量。真诚等于不欺,就是我们常说的“全心投入,不遗余力”,不浪费一分力,也不节省一分力,真实不容虚假。能这样生活的人,就如同金毛雄狮,象征着威武、真诚、专心无二。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虚伪自私是属于道德范畴,意味着希望别人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患者并不认为别人是和他拥有同等权力,而只把对方当成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他讨好或喜欢一个人,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与人为善,是为了让自我感觉更加良好;对人苛责,是觉得自己不该承担任何责任;打击别人,是因为要显示自己的成功。

这些损害具体到每位患者身上,都表现得不尽相同。我这里只需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概述,而不用做详尽的解读,因为那太艰巨且意义甚微。我们目前还没有探讨过虐待倾向,后面的章节就会提到,因为虐待倾向一直被视为是神经症的最后阶段。无论神经症的发展过程有多不同,它们都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共同因素:无意识的虚假。下面,就是一些无意识虚假的特征。

虚假的爱。这里面包含着人们丰富的感受和渴望,也包含着一些人以为是爱的主观感受,其种类特别复杂,以至于让人惊叹。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空虚而脆弱,不能独立生活,所以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把寄生式的渴望和生活误认为是爱。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自己具有攻击倾向,爱能满足他们控制他人的欲望,还让他们通过对方获得成就、威望和权力。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想体验征服、战胜另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是因为要融入对方的生活,以此来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甚至不惜用虐待手段达成目标。有些患者需要爱,是因为他们需要别人的赞美,以便坚信自己符合理想化形象。在我们的文明影响下,爱很少能再与温暖和真诚产生关联,反倒处处都是关于控制、背叛的例子。于是我们认为:爱总是与怨恨、冷漠、鄙视、寄生和控制形影不离。实际上,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上面那些感受和倾向都是虚假的爱,注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爱不仅会出现在夫妻关系中,还会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以及朋友关系中。

虚假的善。和虚假的爱类似,患者也会出现虚假的无私和悲天悯人,这通常出现在服从型人格的身上。而一旦有了理想化形象的参与,他们的攻击倾向会越发受到压制,这种善的虚假程度就更加严重了。

虚假的爱好与学识。对于那些不习惯生活中存在情感,认为只凭理智和严格自控就能活得很好的人们来说,这种假象特别明显。这类人喜欢假装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假装对一切都很有求知欲。这种虚假还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另一种人身上出现,这些人自认为已经为了事业殚精竭虑,却没发现自己的兴趣只是出于功利性,是自己获得成功、权力或物质的铺路石。

虚假的真诚和公平。攻击型人格身上这种虚假最常见,尤其是当他们虐待倾向发作的时候。他们能洞察到别人虚假的爱与善,并坚信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坚信自己的慷慨和真诚,坚信自己对国家的热爱毫无虚假,不掺杂质。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虚假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这类人之所以攻击大众的观点,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要表达出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否定。这种否定未必代表他们真的强大,只不过满足了他们击败别人的愿望。他的“坦率真诚”是出于嘲弄和羞辱他人的目的;他们嘴上所说的“公平公正”,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虚假的痛苦。对于这种现象,很多观点都说得很含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细致的讨论。大部分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一样,认为神经症患者需要被虐待的感觉,需要担忧和焦虑,需要被严厉对待甚至是惩罚,并且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数据支持神经症患者“需要痛苦”这一观点。但“需要”这个字眼真的太过残忍了,那些坚信这一理论的人们忘记了一点,即患者实际的痛苦,要比他们意识到的痛苦多得多,就算是这些能意识到的痛苦,也往往只有在开始治疗后才能发现。而且人们还忽视了一点:只要冲突尚未解决,痛苦就无可避免,这完全无法靠意志力而改变。换言之,神经症患者并不是主动“需要痛苦”,而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但凡是神经症患者,其人格的崩坏都并非是自己故意为之,而是被动承受。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对左脸挨了一耳光后还送上右脸的举动感到羞耻,但出于对攻击倾向的恐惧,神经症患者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逼着自己接受类似的虐待。

神经症患者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喜欢放大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他们炫耀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可能是想借此吸引眼球,或求得别人的原谅,或无意识地借机达到利用他人的目的,也可能是对自我压抑的一种反弹式报复,想以这种方式惩罚别人。鉴于患者心中的理想化形象,痛苦很可能是他们达成某个目标的唯一手段。除此之外,患者还会给自己的痛苦找些蹩脚的原因,把痛苦归咎于外因,以制造出一种无辜的假象。尽管有时候他们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并为此闷闷不乐,显得很痛苦,但他们真实的痛苦来源,则在于他们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的断裂。

譬如,在一段感情关系结束后,患者总会觉得天塌地陷,并认为这是自己深情的表现,实际上他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的生活,内心因分裂而煎熬。之所以说患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是因为他们常常把愤怒当成了痛苦。例如,一位女性因为恋人没有按时给她写信而痛苦不堪,而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实是愤怒,因为她觉得自己理应事事顺心,哪怕遭遇一丁点的忽视和冷漠都是莫大的耻辱。在这里,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愤怒,更不愿承认愤怒背后的神经症倾向,于是只能体会着虚假的痛苦,并把痛苦反复强调,用以遮掩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虚假。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不会主动“需要痛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只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捏造”出来的。

无意识虚假还会导致无意识自大,给患者带来损害。前面我说过,患者会把自己不具备或者只具备一丁点的特质,看作是自己已经完全拥有的,并且依仗这一点控制别人。所有的神经症中的狂妄自大,都是无意识的,患者察觉不到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无理。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去分析有意识自大与无意识自大,而是要弄清楚显而易见的自大与潜伏在谦虚背后的自大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自大的区别不在自大的程度,而在攻击性的强弱。在第一种自大中,一个人会理直气壮要求享受特权;而在第二种自大中,他会期待别人主动授予他特权,如果希望落空,就会深受伤害。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缺乏真诚,不能在口头和心里承认人类,尤其是自己存在着局限性和缺陷。根据我的经验,他们都不希望听到自己有缺陷,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一点在潜伏性自大的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宁肯因为过失而过度自责,也不愿承认“我所知甚少”。他宁肯认为自己粗心大意,也不愿承认,人不可能永远保持良好状态。判断某人是否有潜伏性自大,要看他在自责(包括随后的道歉)与愤怒(对于批评或藐视的不满)之间是否有明显的矛盾。因为过分谦虚的人会将这些感受掩饰起来,必须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些“被伤害”的感受。这类人尽管表面上谦虚,会自嘲,会称赞别人,但内心很可能与明显自大的人一样苛刻,批评他人时不留余地,只有他人符合自己的理想标准才算完美,而这代表着,他无法尊重与接纳别人真实的个性,以及别人的差异性。

神经症患者还有一个问题涉及道德,那就是立场不坚定,并因此导致行为不确定。他常常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求对某人、某事和某种观点做出评断,然后选边站队,而不是依据客观事实。由于他的需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立场,结果就是,外界因素一旦改变,他的想法就会跟着改变。改变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感情、地位、名气、权力和所谓的自由。无论是患者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还是与群体的关系,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通常无法确定自己对别人的感受和看法,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都能让他的想法改变。而哪怕遭遇一丁点的失望、轻视,甚至只是他自认为的轻视,都能让他和别人恩断义绝。很小的困难,也能让他的热情马上消失,整个人变得无精打采。他的宗教、政见和学术观点,可能因为一场个人恩怨而改变。私下讨论时,他或许观点鲜明,但如果有权威人士或团体进行施压,他就会马上改变口径,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已经变了,至于改变的原因就更搞不清了。

神经症患者对付这样的摇摆不定,采取的策略就是绝不第一个发表意见,他们会保持观望,这样就能随时倒向任何一边了。他会将自己的态度合理化,认为都是因为情况太复杂,或者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公正。真正的公正,确实是一种宝贵的品质,而且,内心真正公正的人,确实有时会很难以抉择。但当“公正”变成理想化形象的一部分时,不仅会让人们的态度变得不再重要,还会让人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将区别进行同质化,认为两种观点并不存在矛盾,或者认为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是一种虚假的公正,会让患者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一点在不同类型的患者身上,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那些隔离型人格身上,因为他们和漩涡般的竞争与混乱的亲密关系,都保持着距离,所以无论是爱心还是野心,都无法撼动他们的立场,因此他们会表现得十分公正。不过,并非所有隔离型人格都有坚定的立场,他们有可能是厌恶参加争论,也可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毫无立场,所以宁愿跟着别人去判断好与坏、有用与无用,而不是根据自己坚定的信念。

而攻击型人格,则推翻了我关于“神经症难以有自己的意见”的观点,他们会强有力地捍卫自己的主张,并且非常固执己见,当他们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样的表象其实是有欺骗性的,因为这类人并不笃定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为了固执而固执。他们的观点通常都很刻板盲目,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观点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疑虑。尽管如此,这类患者的观点也并非不能改变,会因为权力或成就的诱惑而松动。其可靠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名望和权力的渴求程度。

神经症对于责任的态度,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责任的含义实在太广泛,它可以指人们出于良心而尽职尽责履行义务。神经症特定的性格结构,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负责。因此,在不同的神经症中,责任的表现也不同。对一些人来说,只要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自己就要对此负责,但这也许只是个托词,好为自己支配别人找个理由。如果认为负责就意味着必须受到责备,那么这种负责很可能是种愤怒的情绪,这与真正的责任毫不相关,纯粹是患者因为自己不符合理想化形象而心生愤懑。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为自己负责意味着什么,就能明白神经症患者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如此困难

首先,那等于必须向自己和他人坦诚交代,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并且承担这一切带来的后果。而这无疑和那些欺骗与推卸责任的行为正好相反。也正因此,想让神经症患者对自己负责,真的是个难题,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而且对于真相总是故意逃避。所以,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比如否认、健忘、疏忽、错误解读或者是搞混了。他们总是会把自己刨除在错误之外,或者干脆认为自己没错,他们会认为错误是妻子、同事或治疗师造成的。除此以外,在理想化形象中,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自然不需要为任何结果负责,甚至连后果是什么都看不清。由于这种理想化形象导致的“全能感”,又衍生出来一种新的逃避责任的理由: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必须为后果负责时,他们的幻想就会被击碎。最后还有一种情况,神经症患者的思维中好像只有两个词——“错误”和“惩罚”,一切思维活动似乎都围绕着这两个词而展开,即他们仿佛有一种天生的缺陷——无法用因果关系进行思考。当治疗师引导患者去面对自己的冲突和带来的后果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治疗师在谴责他们。除了在心理治疗时,其他情景中他们也会经常感觉自己像罪犯一样,活在别人的怀疑和攻击之下,他们随时准备开始一场反击。其实,这是患者将自己的内心活动外化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让他们认定是别人在怀疑他们、攻击他们,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和戒备森严,一旦被外化后,他们就不可能在涉及自己的问题上做到考虑因果。但如果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们处理起来也能像别人一样尊重事实。比如,如果天上下雨,他们是不会去把弄湿地面的原因怪在别人身上的,而是会接受这样的偶然联系。

我们说的承担责任,意味着能够坚决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有错时,承担下全部后果。然而,当一个人的判断力因为内心冲突而分裂时,是很难做到负责的。由于在内心的所有冲突倾向中,并没有任何一种是他真正渴望或坚信的东西,他又怎么可能为了捍卫其中的一种挺身而出?患者愿意捍卫的只有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可理想化形象是不容有错的,又怎么会为其负责呢。因此,如果他感觉是自己错了,他会把责任怪罪到别人身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假装自己正确无误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举个易懂的例子。

某个领导者希望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声望。他希望不在场时,众人什么抉择都做不了,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认为自己是最棒的行家,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在某方面业务精熟的人,也不会比他更能担此重任。他不希望他的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们是重要的,或者是正在变得重要。他坚信是因为自己太忙,分身乏术,才让目标没能达成。然而这位领导者还想做个老好人,他不仅想控制他人,还想服从他人。因为冲突无法解决,他出现了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一切症状:懈怠、困倦、犹豫、拖沓,这些症状让他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认为遵守约定是种让人窒息的约束,他喜欢不动声色地让别人等待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做了很多并非必须要做的事。最后,他希望在家中自己也能成为典范,而这自然又要花费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他对自己的毛病视若无睹,所以当他领导的团体出现问题时,他会将责任怪到其他人员身上,或说是外在环境阻碍了自己的发挥。

问题在于,他到底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服从倾向?实际上,他对这两种倾向都一无所知,并且因为两种倾向都会让他不由自主,所以即使他意识到了有两种倾向的存在,也无法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他的理想化形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诸如满怀理想、能力无限这样的优点,对其他的则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所以,让他对冲突产生的结果负责,就等于让他把一直精心掩饰的、自欺欺人的东西都暴露给了别人。

神经症患者在无意识中,是不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责的哪怕后果已经很明显了,他也能假装没看见。他因为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冲突,于是也会在无意识中固执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即使面对冲突也没关系。至于后果,他认为那是其他人该考虑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如果他愿意在这些问题上敞开心扉,会发现自己能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处,而此刻这些问题则成了证据,证明他的生活方式存在问题,虽然他对此展开了无意识的极力狡辩与应对,但也改变不了我们必须受到生活法则约束的现实——无论是在精神世界中,还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神经症患者只能看到或隐隐感觉到责任消极的一面,因此对于责任的整体,很难产生兴趣。尽管他在一开始并未看到,但日后迟早会明白:正是自己对于责任问题的回避,阻碍了他实现独立的热切愿望。他以为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能让自己保持独立性,然而承担责任,实际上才是获得内心自由的必备条件

患者会在以下三种方法中任选其一,以避免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否认内心冲突是痛苦的来源。而通常患者会三管齐下

第一种是外化作用,患者会将一切外部事物,都当成自己痛苦的原因,比如食物、天气、健康、父母、伴侣、宿命等。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无辜者,自己根本就没犯错,是因为命运不公才会让自己祸事临头,这些不公包括:感冒、生病、衰老、夫妻不和、亲子问题、得不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面对死亡等等,简直太不公平了。这种想法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原本的错误加倍,因为它不仅对自己的责任视而不见,推脱得干干净净,同时,也看不见那些不应该由他负责,却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因素。

第二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切断与别人的联系。这是隔离型人格最喜欢用的一种策略,他们只关注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这使他们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大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他们认为自己在某时某地收获的好处是理所应当的,不愿将自己和别人联系起来,认为那些所有祸事都不该和自己扯上瓜葛。

第三种办法,是拒不承认因果关系。比如,如果患者感受到了抑郁与恐惧,会认为这些感受是从天而降。在他们看来,不好的结果是偶然事件,与自己无关,更不是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心理学不了解,或者是不懂得自我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临床治疗时,患者会极力否认任何的关联可能,即便是探讨一下都很排斥。他们要么是不相信存在因果关系,要么就是装没看到,要不然,就是认为治疗师是为了自己的脸面,而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并不是真想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即便患者知道自己懈怠的原因,也会拒不承认由此造成的后果:他们的懈怠不仅让治疗师无法正常推进工作,也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举步维艰。即使患者发现了自己的抗拒倾向,也不会将自己与人争执,和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原因联系到这上面。他们会认为,内心的问题和生活中的麻烦是互不影响的两回事,他们用区隔化将内心的冲突和冲突的影响分隔开来,而这种分隔产生了一种后果:整体事物被分裂,人们只看局部,无视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为患者大多会将抗拒倾向及其不良影响掩盖起来,所以他们所否认的倾向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有时连治疗师都很容易忽视掉。在治疗师的眼中,这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而这也是治疗师的意义所在。如果患者没能意识到自己无视后果的现状,没搞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明白自己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在临床分析中,最有力的治疗方式,就是引导患者看到后果的存在,让他们懂得,只有勇敢直面这一切,从内心进行改变,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有人认为,身为治疗师,只关心患者的疾病和治疗就足矣,至于他们的道德如何,不是治疗师应该关注的范畴。然而,如果神经症患者连对自己的虚假、自私、自大、推卸责任等这些行为都不敢负责,他们难道还能建立起自己的道德体系?有人曾说,弗洛伊德的卓越功绩之一,就是抛弃了“道德”因素,然而在这里,我却再次召唤道德的归来。

这种摒弃道德的观点,曾被认为是科学态度,然而他的科学从何谈起?我们能够真正排除对人类行为的是非判断吗?当分析师决定什么需要分析,什么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难道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判断标准?如果判断的基础是过分主观或过分循规蹈矩,那么判断本身就存在了弊端。譬如,一位治疗师也许会认为男性花天酒地是正常的,而女性如果有绯闻,则要严肃分析;或者,如果治疗师个人认为纵欲放荡的生活是正常的,反而认为忠诚的男女该作为病例。事实上,判断分析什么,不分析什么,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发挥作用的是患者的态度,以及态度产生的影响是不是阻碍了他的发展,扰乱了他的人际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证明患者态度存在错误,应该进行分析。治疗师应该明确地向患者说明自己做出判断的理由,帮患者建立接受治疗的信心。

最后我想说,治疗师那种摒弃道德的观点,其实和患者思维中的错误如出一辙。即认为道德判断不会相同,每个人的道德判断都有差异,因此没有对错之分。然而却没看到,道德观是事实与结果相结合的产物。就拿神经症中的“自大”为例子吧,无论患者要不要为此负责,它确实存在。治疗师之所以认为自大问题是患者应该认识并攻克的问题,就是因为治疗师自己从学生阶段开始,就知道自大傲慢是缺点,而谦卑是美德,他的判断标准不正出自于此吗?也可能,治疗师的判断标准,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大是对事实的背离,即使患者不对自大本身负责,也要对因为自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负责。而后果就在于,自大会阻碍患者正确认识自己,阻碍他获得正常的发展。此外,自大的人通常会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而自己也会被这种行为反噬──比如时常与别人发生矛盾,与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都会让患者在神经症的沼泽中难以自拔。因为患者的一部分道德观来自他的神经症,又反过来加剧了神经症的发展,所以治疗师其实没有选择,必须对患者的道德问题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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