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革命中的管理学（一）

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及时的绩效反馈。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战略部署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

毛泽东从内战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建立新中国。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会坚持下去。

1931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因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不顾红军很弱的势力，于国民党的强势军队进行正面交锋，导致损失惨重，被迫开始长征，向陕西转移。

在湘江大战中，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军主力暴露在国民党的重兵火力之下，8万红军被打的只剩下3万人过湘江。读完湘江，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在江边迟迟不肯离开，看不见34师官兵过江坚决不走。他望着湘江对岸哽咽着说:“我们8万多人每过几天5万多人就没了，他们的爹妈盼着过好日子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呀......”一字一句，催人泪下。

当时如果没有建立新中国这个信念支撑着，毛泽东早就意志垮下去了。因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促成下，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延安的战略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是便于争取苏联的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东北三省倾刻伦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前者都用以后者的需要为出发点进行民族斗争。救人民于苦难之中，更能体现共产党的责任，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起来，从而能团结全国人民。

中国的革命仅仅依靠国内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国际势力的支持，尤其是苏联的支持中国的阶级斗争，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一个缩影。苏联对外政策一贯是和平的，他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曾经援助过抗日战争。红军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延安，更便于同苏联取得联系，争取援助。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转战陕西进行抗日战争的绩效反馈。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同年4月9日，张学良到延安会见周恩来。在蒋介石到西北准备对共产党进行第六次围剿时，，张学良起立主张抗日，并于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此次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制定革命发展战略中，也可以应用管理学。中国革命成功就因为有一个明确而宏大的目标，建立新中国。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该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评价和绩效反馈。这些都是计划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