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话1018》271—280 作者 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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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爱伦诠释的存在主义系列电影，今天看来有些落伍。在《伍迪·爱伦与哲学》书中，“人生原本就是彻底无意义的”之类的话，如今纯属常识。我们“无从得知一具骨架以前是不是有操守的人，等他‘瘦成那样’任别人怎么看他都没关系。”这是黑色幽默式的调侃。不过，面对前人的遗骸，还是敬重尊礼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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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经常有出新的效果，反之，国人则是见怪不怪。日本人在《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一书中说：“现存唐代以后的作品不下几十万首……写到城市生活的那么少，却是出乎人的意料。”可见，城市的话题早就不待见于诗文。难怪“故乡的小河”之类的题材，写到发腻、做作的地步，还是有人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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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戴维•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书中称：“在许多文化中，一个人普遍被期望通过参与某种求爱仪式来获取与某人发生性关系的许可。”他说的是婚礼文化，与家族繁衍有关。现代避孕手段出现以后，“与某人发生性关系”，变得随意随性起来。非婚生子女的出现，更是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直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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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或许只是一种生活或卫生习惯，还算不上文化层面的问题。但如果加上大声喧哗、随手丢垃圾、当众抠鼻子、不掩口打呵欠、出口带脏话、便后不冲水等一系列行为，那就是文化中的恶俗了。正如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所说：“每个人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像是生活在他们自己文化水体中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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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可以随便叫的吗？当然不是。对病人爱理不理，还有意开大处方、拿回扣，比“强买强卖”更恶劣。《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书称，医生是专业人员“即是冷静的疾病观察者、诊断专家，又是一名真诚致力于为病人健康服务的看护（护理）者。”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求医生角色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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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杜尚首次在纽约画廊展示小便盆——《泉》，那不是他创作的，而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这签上杜尚大名的小便盆，绝对算不上原创艺术品，只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表达。杜尚本人却认为，艺术家和展览馆都定义和批准这个小便盆为一件艺术品，所以它肯定就是。所谓名人，有时就喜欢这么唬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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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富，艺术家都应具有精神贵族的气质。事实上，玩艺术，终归是“吃饱撑得”，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对艺术的需求是最低的。诚如《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书所述：“如果你喜欢被称为‘艺术品’的东西，并且对于置身画廊和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感到舒适，这与你的家庭背景和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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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露患有抑郁症，一是她外婆有精神病，二是《勇敢的爱》书中记载了她的厌世诗：“该死，我希望我已死，从未存在过，远离这里，远离任何地方。”该诗出自梦露洛杉矶家中1943—1962年间的文件。抑郁症是一种可怕的精神病，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也得过此病，他说，抑郁症患者把死亡当作最美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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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唢呐，天生具有狂野、张扬的品性，一旦吹响，就想让十里八村的人都听到。不是大喜，就是大悲，简单化的中国音乐表达，也要求物尽其妙。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有劲又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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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则说，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意思相反，道理却一样。历史上，一个社会生态恶劣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从来都是无底线的恶斗。我没经历过乱世，也只能想象它的惨烈。在能扛枪打仗的年龄，我没上过战场，倒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