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何以得永年 借驻咫尺绢帛间

长久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特洛伊战争持续十年之久，期间两军将星陨落无数、足可歌泣，而荷马在《伊利亚特》当中单单只讲述第十年中阿喀琉斯参战的那51天，既没有交代战争的起源也没有托述战争的结束？综观世界上流传下来的其它优秀的史诗作品，如《格萨尔王》等，基本的叙事区间涵盖了从英雄的出世到最后取得胜利重建人间秩序的全部时间轴。荷马则不同。“正如在其他方面远胜常人一样，在编制整一情节这一点上——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天赋异禀——荷马似乎独具慧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其作如是评。在荷马看来，战争最后年头，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起衅与和好，以及阿喀琉斯为友复仇、打败神一样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是这场战争标志性的转折点、十年战况当中决定性的一瞬。“阿喀琉斯的愤怒”在荷马的布局当中作为关键线索主导了故事的走向，英雄的身世和性格本身即注入了诸神命定的因果。这样一来，荷马的听众完全可以自行追溯上下游的人物和事件，同时又不会为冗长的记述而感到困乏。这种后来被叙事学归纳的手段及其效果，一开始完全出于口头文学的现实需要，却无意当中给后世涉及历史神话题材的各种艺术形式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范。

两千年后的莱辛在论述《拉奥孔》这一雕塑时，提出了“最具包蕴性的瞬间”这个说法。拉奥孔身为特洛伊祭司和最有智慧的人之一，识破了奥德修斯的木马诡计，结果被站在希腊联军一方的雅典娜派毒蛇将他与两个儿子灭口。在展现惨状的时候，雕塑截取了毒蛇刚刚缠绕住拉奥孔与二子的瞬间——而不是他们被最终吞噬的结局，因为在这一瞬间能够同时让观者自行追溯事件的起因，想象他们最终被毒蛇吞噬的悲惨结局，是为“最具包蕴性的瞬间”。

如果说雕塑及绘画艺术是“空间的艺术”，因为观者可一眼横扫整个艺术面，那么文学就是“时间的艺术”，整篇诗歌或小说都需要逐行阅读，依次铺开。依据取向而呈现的形象的丰富性，前者表达为一定空间内可视要素的节选，比如《马拉之死》让见不得光的刺杀行为“离场”，只留下溘逝的马拉醒目的伤口和依然坚毅的英雄脸孔，让观者为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后者则更多通过时间轴上标志事件的剪裁和遴选，比如《项羽本纪》对霸王别姬、东城快战等片段的艺术化处理，从不同侧面揭示项王悲剧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不妨把这一段文本从《史记》的整个史书性质中抽离出来，作为文学标本检视之，那么对于这种叙事性尤其是与历史叙事有关的文学文本来说，一大要务，或者说成功标准，便是要做到源于历史而高于历史。 所谓源于历史，就是始基于可考的历史事实和严谨的历史逻辑，否则便跳脱到了现今所谓“架空文学”的领域。所谓高于历史，则需要分三点来看： 就情节安排而言，不再背负正史所承担的记述历史事实的既有职责，也不以还原微观史实作追求，从而省去大量无益于文学性的“流水帐”叙事；就线索与叙事区间而言，不再漫无目的的以时代变迁作为“自然线索”，而是把握住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节点事件与形象，用前后冗事的“缺位”和历史逻辑的“在位”引导读者自己理清因果，好像一枚针头直刺皮下，药力顺着毛细血管，自可通达全身；就篇章旨意而言，不再满足于单纯讲述王侯将相的庸俗史事，而是要穿越层层似实还虚的“史相”，发掘时代背后真正的潮流推力，品味春秋代序也不能抹去的“人”的尊严与追求。

对于这种不同于以往“大河小说”的理想的形式，我尚且戏谑而不负责任地叫它“更新历史小说”。它的使命就是要从浩如烟海、虚实不分的历史记录当中寻找不起眼而又相互龃龉的“断点”，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与重构，让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在这个点上共舞，重塑人类对于祖先历程的信仰与寄托，以更加平和自信的目光，投向千万年流淌不息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附上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序言其中一段：

“历史也是如此，这被世人赞颂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与戏剧家的历史，也不可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新的创造。……就像避雷针的尖端汇聚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也会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这些平时优哉游哉如约发生或是并驾齐驱而来的事件，都压缩在这电光火石般的一刻。这一刻可以决定一切：个人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