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大致为大家梳理了明代的两段、三级、四试”为特征的科举考试体系，那么下面就简要、通俗地说一说科举录和科举录的重镇——天一阁。
一、什么是科举录？
我们现在所说的科举名录，泛指是每次科举考试结束以后，对于此次考试情况的官方记录。再具体点儿，《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是每科殿试、会试和各直省乡试按规定程序举行考试的官方记录，是研究科举最为可信、权威的核心文献类型之一。
纵观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登科录》唐宋就有了，但是乡试、会试后分别刊刻《乡试录》《会试录》是明代才出现的，这也与明代科举制度最终完善成型的客观情况相适应。明代科举名录除了更为完善，其主要价值，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考试全貌的直接记录
我们拿出明代中后期任何一本乡试录、会试录。都可以看到考官与工作人员名录、三场考试的全部试题、考中学生的名录、优秀范文（程文）选登，涵盖了考试中几乎所有重要信息的具体内容。这都是《明史》《明会典》《明实录》等面上为主的史料所无法全面记录的。
因为下一篇还要专门讲《弘治十二年会试录》，具体举例就放在下一篇里了。这里先直接给结论。
二是科举政策的精细反映
上一篇说过明代会试的“三色卷”制度。全国各地区南 、北 、中分卷取士，目的是为了限制南方诸省举人录取比例太高，防止科举取士区域失衡 。宣德、正统年间的划分是这样的：
南卷：浙江、江西 、福建 、湖 广、广东、应天府 、直隶 、松江府 、苏州府 、常州府 、镇江府 、徽州府 、宁国府 、池州府 、太平府、淮安府 、扬州府、广德州等十六省府 、一州。
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府、直隶、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大名府、永平府、广平府省府，延庆州、保安州等十二省府、二州 ；辽东、 大宁 、万全三都司。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庐州府、凤阳府、安庆府等七省府；徐州、滁州、和州等三州。
具体名额怎么分配呢？天一阁藏《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录》序中写道：“惟圣祖起自南服，士得于渐涵者最先且盛。迨宣德丁未 ，大学士杨士奇乃议会试取士，卷分南北 ，南十六，北十四。既而，以百乘除，又各退五为中数。”这啥意思呢，举个栗子：
如南卷有六十人可以录取，即退出五名，实际取五十五名；如果北卷有四十人可以录取，则退出五名，实际录取三十五名；南北卷匀出来的十个名额给中部卷。若一榜取三百名，中卷可取三 十名，南卷取一百六十五名，北卷取一百零五名。
你看，科举录将录取政策说得非常清楚了吧。
三是详细靠谱的人事档案
唐代科举名录《登科记》的内容相对简单，主要包括登科人物的姓名、科目、登第时间以及考官情况等信息。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宋代的《登科录》，其所载进士，家状就比较详细了，家状类似于今天的个人基本履历和家庭情况等级。
明代科举录中的考生信息跟宋代《登科录》一样，包括：
进士名次、姓名、字、兄弟排行，专业（宋除治某经外， 尚有治词赋之），籍贯，年龄，生日，父、祖、曾祖三代姓名（有无功名官职），父母、祖父母是否在世，兄弟姓名（有无功名官职），婚姻情况，妻子姓氏。
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内容
1.考生学籍，如国子生或府学生、县学生等等。这与明代学校制度的完善有关。
2.乡试和会试名次。
3.何种户籍，明代户籍划分较细，有民籍、军籍、官籍、匠籍、富户籍、医籍、太医院籍、南京钦天监籍、灶籍、盐籍等。这与大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关。
请注意，这些考生将来都是当官的，这些家状信息的记录，实际上反映了大明朝主要官员群体的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这种信息精细到什么程度，举一个栗子：
科举录的家状信息中，有一类专有名词来表示考生中举时父母、祖父母在世情况：
“重庆下”指 祖父母、父母俱在
“具庆下”指 父母俱在
“严侍下”指母亡 、父在
“慈侍下”指父亡故、母在
“偏侍下”指继母在
“永感下”指 祖父母 、父母俱亡故……
而这只是考生家状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这一类文献对个人信息保留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哪里可以看到科举录？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只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在公布众所周知的答案之前，我先把《明代科举录选刊》中的几组数据拿给大家看看。
登科录虽然出现于唐代，但是一榜都没留下来， 宋代凭借朱熹、文天祥两大名人得以留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元代16榜只留下《元统元年进士录》一榜。清代离现在最近，也只留下《顺治六年进士登科录》《康熙五十一年进士登科录》《 雍正八年进士登科录》等数种，保存至今的明代登科录数量为最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明代登科录，总数为58种，而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海内外其馀馆藏为天一阁所没有的明代登科录总数才17种，连天一阁所藏一半都不到！
那么天一阁为什么会藏有规模如此庞大的明代科举录文献的，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原因吧。
一是明代高度发达的出版事业
一般来说，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明代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尤其是商业的繁荣），文化鼎盛，其结果，社会对于书籍的需求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这种需求主要包括：
1.教育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教材需求增加。
2.社会分工发展，人们对各种专门知识的需要日益增长。
3.由于市民群体的兴起和发展，大众对小说、剧本、唱本等通俗读物需求增加。
需求直接刺激生产，
明代形成了规模超前的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并且出现了金陵、苏州、建阳、杭州等刻书中心，在刻印技术上又有了更大的提高。
比如字体：明代以前的印书字体都是手书的楷体，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刊刻不宜。到了明代，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即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书写方便，易于雕刻，可以提高刻板速度，因此印本文字定型为宋体字，作用颇为重要。
比如装订方式：纸本书，分为写本和印本，写本用卷轴式、经折装。雕版印刷产生以后，进入印本时代，书籍印刷出来以单叶的状态存在，到了明代中期，形成四眼线装，自此书籍装订形式定型，这种形式节省材料，成本也不高。
比如印刷工艺的创新：尽管雕版一直是我国印刷技术的主流，但是明代也出现了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的尝试；彩色印刷方面，也出现了三色套印、五色套印、饾版、拱花等技术。明代中后期的几乎所有类型的图书都有插图本，几乎达到“无书不有图”的程度。
在这种背景下，明代藏书家数量大增，有明一代，藏书家多达九百余人，近乎宋元两代的总和。且大藏书家层出不穷，如范钦天一阁七万卷，黄虞稷千顷堂八万卷，祁承㸁、祁彪佳、祁理孙祖孙三代收藏十四万卷，毛晋汲古阁八万四千册（保守估计也有一二十万卷）。这么多四家藏书楼作为基数，总有几个藏书家把关注点放在那时候的当代文献方面，如科举录、地方志等等，宁波人范钦就是这么一位藏书家。
二是范钦本人的藏书倾向
范钦是藏书理念，与浙东“经世致用”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学风不鼓励对于形而上概念的追求，而把眼光放在当代人、当代事上，更加关注知识的实用的属性。范钦藏书活动并不是在其被”强制退休“后开始的，而是伴随着他官宦生涯的始终。其早期的藏书更加体现出他对于书籍实用性需求的一面。
这种思维方法，体现在范钦的藏书原则上，往往与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功业情怀联系在一起，表现在三个方面：
1.范钦任地方官时，经常编修当地的地方志。范钦认为地方志对一地的风俗、人情、政务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他收藏有大量的地方志并将之作为自己施政的必要参考书；
2.范钦所藏书籍中包含有大量的明代科举录。科举录中有大量是可以帮助范钦在明代的党争风云中“熬过去”的重要信息；
3.范钦收藏了大量的律令、规章、案狱、判例等法律方面的文献，这也与他的官宦生涯密切相关。
当然，以上只是提及范钦藏书的一种倾向，实际上范钦的藏品藏书也有许多不那么“实用”的好定西，比如天一阁本北宋《石鼓文》拓本，比如四明本宋拓《西岳华山庙碑》，比如明丰坊刻神龙本《兰亭集序》刻石，比如天一阁抄本《营造法式》等等，当然，以上的例子，除了兰亭序刻石还在，其他几件宝贝已经流散了。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个原因。
三是档案价值的逐步体现
正如上文提到的，天一阁原藏书籍、文献中会有更多好东西，只是不幸流散了。根据早期文献记载，天一阁明代原藏书七万多卷，但是到建国前夕，仅余一万三千卷左右，这其中所经历的书籍流散情况，冯贞群先生总结为“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朝历三代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创始之初到建国前，共经历三个不同的“朝代”；
书经五劫具体如下;
第一劫，明清易代之时，由于社会动乱损失过一批书籍，但当时藏书“犹存十之七八”。
第二劫，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三十八种，皇帝虽然说过要归还，但最终献出去的书却没有回来。
第三劫，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走舆地类书籍数十种。
第四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小偷趁乱拆毁阁后墙垣，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书，藏在一处，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二十一年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
第五劫，1914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渭，从屋顶揭瓦破椽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种放于涵芬楼，1923年遭日军轰炸焚毁。
雪上加霜的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天一阁书楼因台风袭击，东墙倾倒。此时范氏族人已无力维护书楼，宁波地方士绅、藏书家和官员一起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后成立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之后修楼、编书目、迁建尊经阁、建设明州碑林乃至抗日时期书籍的转移保护等工作，均有范氏族人、民间力量和政府部门的全力合作。
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知，天一阁的书在历史上有相当损失，但是目前遗留下来面对完整的则主要是 地方志、科举录、政书等从今天来看“资料性”“档案性”的文献。我们甚至可以推测，1914年小偷潜入天一阁，照着见存书目挑选要下手的书籍时，这类文献很可能没入人家的“法眼”……
实际上，像科举录这种档案类文献逐步被重视起来，则要晚至近代，因为是一种直接、翔实的原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逐步被重视起来。自此，科举录才成为学者眼中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