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周兴 |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自从基因工程启动以来，人们的质疑和担忧就没有中断过。比如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轰动全世界，是因为它是世界上首例没有经过精卵结合，而由人工胚胎放入绵羊子宫内直接发育成的动物个体。当时就引发了全球激烈讨论。后来这头羊只活了六年，人们更加质疑基因工程了。
争议归争议，此后基因工程进展神速，不断传出各种惊人的消息。对此，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惊有喜有悲有疑。人们最乐于听到的恐怕是人将长生甚至永生。谁不想啊！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主要拜技术所赐，人类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从1900年平均39岁到今天的73岁）。我已经听到或者读到至少三种说法：有人说人类马上将活到150岁；也有说要活到500岁；最夸张的说法是要活到720岁。还说得有板有眼，仿佛事情就在明天。这当然是好事，人们多半是乐见其成的。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活这么长呀？但我认为这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假问题，让这样问的人立即去死，马上跳楼，他是不干的。谷歌长生公司的老总面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相当经典的回答：因为活着比死了好呀。生命之为生命，是求持久生长的。回顾历史，自然人类文明的核心命题不就是永生和永恒么？哲学不就是一直都把死亡看作主题?宗教不就是要解决人类的“不朽”难题么？为什么眼见快要实现了或者某种程度上实现，我们还要怀疑、担心、害怕、反抗呢？
在如今这个技术时代，人们对于所谓“技术进步”是普遍欢迎的。但事涉基因工程，人们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担忧。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首先当然是惧怕技术风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追问一下：如果在技术上安全可靠、完全没有问题，是不是还会有质疑和声讨呢？人们还会对基因技术以及一般而言的生物技术如此担忧吗？
这方面我完全同意福山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对于生物技术的结局和代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种担忧并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类今天面临人性沦丧和泯灭之虞。福山说：“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技术上安全与否的考量当然会有，但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在福山看来，根本性的问题关乎人性，关乎对人性的改变。这正如我所说的，人们对生物技术的忧虑属于自然人类的正常反应。
福山身上当然还有一股“文人”气，所以他会说到人类与后人类历史的“巨大分水岭”，才会说到人性的丧失。我的说法则是：自然的人类文明正在过渡为技术的人类文明，后者可以被叫作“类人文明”。“类人文明”这个表述主要指向人类身-心的双重非自然化或技术化，即目前主要由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来实施的人类自然身体的技术化，以及由智能技术（算法）来完成的人类智力和精神的技术化。而最新的报道显示，谷歌公司已经宣布开始进军基因科学和生物科学领域，即实现“人工智能+基因科学”。这就是说，人类身体的技术化与人类精神的技术化终将合一，成为同一个进程，也即从自然人向技术人演进的过程。
其实作为尼采所谓的“末人”，我们自然人的反应都差不多。我曾被问及是否能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说实话，我给出的回答是无奈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我所谓的自然人类在身-心两个方面（即肉身与心智）的非自然化（技术化），并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现实进程。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者哪怕是延缓这一技术进程。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技术统治”。这种情形让我感到无奈。还有，作为自然人类当中的一员（也许是最后一批自然人类的一员），我当然有自然的（肉身的）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也有对自然人类文明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然人类生活习性的喜好。
这时候我对于越来越加速的身体的技术化和心智的技术化是抵抗的——人将变成“非人”或者“类人”，当然让我们自然人深感不舒服，这都叫什么事呀？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分明享受着现代技术的福祉，比如长生长寿、舒适快乐、各种便捷，这时候如果简单否定技术，其实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公正的。在今天，纯粹反技术的姿态不免让人感觉虚假和滑稽。也许海德格尔的“狡计”是对的：我们对技术要既说“是”又说“不”，既肯定又否定。这话听起来很狡猾，但不然又能如何？也许，自然人类将不断抵抗，人类可能在不断抵抗中落败。这也许就是自然人类的宿命。海德格尔后期不断地讨论“存在历史”的“命运”问题，岂是偶然之举？
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要对不断加速发展的新技术及其后果做出系统评估，需要重新确认人类的位置，需要对人类生命和文明的未来形态做出一个整全的规划。有人会问，生命和文明是可以“规划”的吗？生命和文明难道不是自然地生长的吗？这样的问法表明提问者仍旧固守于自然人类的思考模式中，或者说尚未理解“技术统治”的意义。在这方面，少数思想家有先见之明。海德格尔在20世纪40年代就预见了人工繁殖工厂，当时他讨论的是尼采的“末人”和“超人”，他认为尼采讲的“末人”（最后的人）是归属于“超人”的，因为“末人”身上“任何形式的动物性都完全被计算和规划（健康指导、培育）战胜了。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就可以预期，基于今天的化学研究，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用于人力资源的人工繁殖的工厂”。海德格尔从“存在历史”的哲思出发，看到了自然人类被技术工业加工、被“计算”和“规划”的进程，可谓高明。
更早的先知是尼采，他在濒临发疯前（1888年12月）提出“大政治”概念，其中的核心主张居然是“把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这个想法令人吃惊。以尼采的说法，他所谓的“大政治”是要“创造一种权力，强大得足以把人类培育为整体和更高级者，以毫不留情的冷酷面对生命的蜕化者和寄生虫”，紧接着尼采又说要“创造一种对生命的袒护，强大到足以胜任大政治”。我认为，尼采这里的“大政治”设想是建立在他对自然人类文明的衰败和技术时代人类生命形态的预感和思考基础上的，实际上是一种“生命政治”，提示了一种新的生命哲学。
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是人类生命自然力的不断下降和生命本体不断被技术化（非自然化）。我们已经不得不接受尼采的吁请，开启一种面向未来生命的新生命哲学思考。
对于这种新生命哲学来说，重要的是探索未来人类可能的生命形式，重审生命的本质以及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然性与技术性的关系。这种新生命哲学的首要问题恐怕是：自然人类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何在？这种新生命哲学之所以在尼采那里被叫作“大政治”，是因为未来生命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主题。在今天就是要尽快形成一个全球政治共商机制，对包括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的发展作出预测和引导，对未来生命形态做出合理的界定，尽可能形成有效的、稳健的、整全的新人类生命规划。唯有这样，才有可能防范现代技术造成极端的致命错误，唯有这样，对包括技术专家在内的个别特例的伦理约束才是可能的。
未来不可确知，但我们要有关怀的姿态，需要一种新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