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红了？
造谣、泼脏水、传黑通稿、营销号带节奏、水军，一个不落。
毫无疑问，朱一龙动了别人的奶酪。
《人生大事》成绩斐然，龟速前进，温吞的朱一龙突然占据了暑期档不小的市场份额，声名鹊起。
于是，鬣狗们循着味来了。
都说在娱乐圈，糊是最好的保护色，这回，朱一龙得“无处遁形”了。
然而有趣的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朱一龙居然全身而退了。
朱一龙，还是有点儿东西的。
毕竟他是说出了那句：“有些选择我必须得放弃，因为我的自尊心只允许我做到这儿”的人。
1988年朱一龙出生在一个温暖平和的家庭里。
父亲是散打冠军，“热衷”于送他去跟其他孩子们进行对打，会将他带到雪地里玩耍，会将他托在背上横渡长江，也会跟他一起去打游戏，玩耍。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里，他对小朱一龙说，
“人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
尽管那时候的他懵懵懂懂，但却深刻地记住了这句话。
母亲则从小到大对朱一龙都比较严格。
每当他有了一点名气，她总要“敲打敲打”：
“你还是要好好做演员。”
是的，20岁到30岁，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人生主旋律就是演戏。
二十岁的年纪，他已经在拷问自己：
“你为什么弱小，就因为你是新人？”
第一次脱离学校理论体系的他懵了，“天崩地裂式地懵了”。
只有一句台词，只有一个远景，他手足无措。
说不出话，脑子嗡嗡响，就连胶片转动的声音都给他以无形的压力。
“如果你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的话，那你以后就干不了表演了。”
导演的话“杀人诛心”，第一次的尝试如此苦涩，让他“溃不成军”。
好在他还挺抗造的。
不管对于环境，对于时差，对于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他都挺抗造的。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再不行就再来。
贴胡子就贴胡子，剃头发就剃头发，扮丑就扮丑，搞怪就搞怪，衣不蔽体就衣不蔽体，淋雨就淋雨，摔跤就摔跤，流血就流血，他来者不拒。
“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行活来做，我喜欢表演。”
他喜欢表演，他想在中国电影史、电视剧史上，至少留下一个名字。
了却这个执念，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而且仅仅是冒出了头。
他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件精品，在2018年的夏天揭开面纱。
《镇魂》让他一夜成名。
五毛钱特效网剧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爆红。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让众资本防不胜防。
他开始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了。
然而他倒还是老样子。
谦逊、刻苦、温吞、清醒。
“我来不及膨胀。”
因为他在马不停蹄地追赶自己的理想。
“我不知道明星是什么样的，我只会做演员。我不想安全，我不想要表演完之后是安全的。”
拍摄《我和我的祖国》时，因为他的小指无法展平，他在手套下面偷偷用线把手指捆起来，做出一个笔直的敬礼手势。
拍摄《新萧十一郎》时，他眼睛发炎，脚底被磨破，埋在40多度烫人的沙子里直到嘴唇开裂。
《知否》里为了几个小时的戏份，他窝在剧组里学习了七个月。
拍摄幻乐之城的时候，他感冒发烧，连轴转，几乎要晕倒。
他不觉得累，因为这是他的本分。
“休息休息，我为什么要休息，我还有那么多的精力，我凭什么休息。我特别贪心，好戏好剧本我都想接，累死我都不怕。”
到底是个戏疯子。
然而这份格格不入，却让他吃尽苦头，资源降级，资本不买单，身不由己。
再加上他的“不识趣”，他更是寸步难行。
在娱乐圈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粉圈应援集资。
本质上是资本的割韭菜行为，更是一种“收保护费”行为。
然而朱一龙却退集资款，逆流而上，打了同行的耳光。
坦坦荡荡，特立独行，清醒自知。
记者问他：“跟一线明星搭戏会有压力吗？”
朱一龙说：“我工作十多年了，压力大多数更可能来自业务能力，可能来自于对角色的理解和驾驭，不会因为和谁搭戏产生压力。”
对粉丝说：
“大家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在我身上，我知道喜欢我是件还挺辛苦的事。”
“感谢大家喜欢我，但是我想，这样的热闹，可能一辈子有一次就够了。”
你说他傻吧，他确实傻，你说他聪明吧，他也确实聪明。
但是他从来都是如此，他眼里从来都只有戏，他的初心一直没变。
他太另类了，他是观众选择的结果，他逃离了资本的包装，他甚至不怎么在乎名利，他太有主见了，他也太有野心了。
对资本来说，不可控制的他就是一个“坏种”。
别人在游戏，他在做梦，别人跪着赚不到的钱，他站着挣到了。
在影视寒冬，他还能分走一大波流量，又怎么不会让人憎恨？又怎么不会让人嫉妒？
甚至没有黑点，还要从粉丝身上下手。
说到底，娱乐圈这滩烂泥确实是越来越扶不上墙了，资本的游戏越来越玩不转了。
早就应该重新洗牌了，不然只会劣币驱逐良币。
群众的眼光永远是最雪亮的，资本妄图操纵市场，终归是本末倒置。
这个市场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像朱一龙一样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