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换地儿了。年薪翻倍，上了百万。”
儿子端起碗，夹了口小菜，轻描淡写地说。
回国三年三级跳，换工作跟换衣服似的，把我看傻了眼。
想起85年，妻子在黄石我父母家待产，我在黄冈师专教书。两地相隔仅30里，但隔条长江，回趟家真不容易。
考武大研究生。妻子挺着个大肚子来黄冈为我洗洗刷刷———我被校长夫人骂惨了！
考研冲刺期，为了让我安心复习，妻子一个月不和我联系。
1985年2月12号，考试那天下午，我一出考场，便冲向长途车站——眼看着末班车绝尘而去。
今天是妻子的预产期啊！就是游也要游过长江，去陪在产床边，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赶汽渡过江。到了鄂州，那边的班车也没了。旁边停了一辆大客，是黄石某团委来旅游的，正招呼人上车返程。我一个激灵加入人群，想混上去，但还是被门口的一位团干摸样的人认了出来，坚决赶我下车。我说明蹭车缘由，却被当做段子手，引来一片耻笑。伴着阵阵起哄，几个壮汉来拉我下车，我声泪俱下，掏出所有的钱买路，然并卵。我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顾不得师道尊严，有辱斯文了：逼急了的我，抱住车门立柱，拼命地挣扎，疯狂地叫骂......。车上一位年龄较大的妇人，见我像个读书人，说了句：“也许他说的是真的，算了吧？”
几个壮汉半信半疑地松了手。我浑身颤抖地抱住头，坐在冰冷的车门踏步上，一路颠簸。
暗自发狠：今生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雪此奇耻大辱。幻想着某一天我西装革履、趾高气扬，那几个壮汉下岗待业，畏畏缩缩来求我给口饭吃。我不屑一顾准备让保安打发他们滚蛋。那位妇人认出了我，提起赖车的往事，我一把抱住她，感激涕零，马上任命她为后勤部长，让那几个壮汉加入保安队伍。他们唯唯诺诺退了出去......。
深夜，我蓬头垢面回到家，顾不得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进门便问哪家医院，准备马不停蹄赶过去。一家人惊喜万分。奶奶说，“生了，儿子！”
推开卧室门，见妻子抱着襁褓斜卧在床上，忙丢掉背包，跪倒在床前。望着儿子红扑扑的小脸和泪流满面的妻子，我那负罪、屈辱、欢喜之泪啊，止不住地流下来......。
生孩子是妻子过生死鬼门关哪！听着奶奶和父母笑着描述，就在我考试的同时，她在医院疼得大声叫骂我、但不准给我打电话的场景，我暗下决心，就为此，这辈子不负她！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就叫他‘凯’，纪念你凯旋归来！”儿子的大名，我奶奶一锤定音。
为了孩子，该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了。这就有了工作调动的问题。
调动？难啊！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当时，公职人员没有择业和迁徙的自由:单位所有制---人事档案管着呢。首先要迁出单位同意放行、出证明，然后要迁入单位同意接收，出“商调函”，再由迁出单位寄出档案。任有一方不同意，有一环出岔子，这事就办不成。
我一边在武大读研，一边谋划调动。自然，原单位把档案卡着不放。清华大学来人看上了我，但没档案不行，我只好让同寝室的师弟去了；双薪制的汕头大学外院院长在研讨会上看中了我，出了两次飞机票，邀我考察了学校，并把妻子的档案先行转了过去，硬是放了两年，因为我的档案过不去，只得作罢。
在我前后，别人要走的都走了，我走不了。为毛？因为要走，得“闹”！
找关系说情、请客送礼，最后放人，那是万幸。大多数人的做法是: 放下做人的尊严，到办公室、道上和家里去堵领导，死缠烂打，磨得他见你就烦、就怕，避你唯恐不及，才“阿弥陀佛，赶紧走人！”所以叫“闹调动”。系里有位叫石桂生的同事，就是在挂包里塞两块砖头冒充炸药包，冲到会场要挟领导，原单位才放手的。
我做不出来呀！一不送礼，二不愿闹，出于清高，也由于我的迂腐：那里有我深爱、真爱的学生，有我刚刚上道的事业。更何况笃信“士为知己者死”：校长蓝葆春是我的精神领袖，对我寄予期望，要离他而去，自觉不仁不义、大逆不道。所以，当我犹豫再三，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表达想走的意图，他一句“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捏住了我的七寸，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只好红着脸诺诺退出他家。
要走就要闹，要闹就要坏、愣、匪、下作。习惯了受人尊敬，公认的好老师、好班主任，一贯以理想育人的我，要自甘堕落、自我毁容？不敢想像我的学生们那鄙视、幻灭的眼神。
就这样，不愿被“逼良为娼”，我的命运沿着原道滑行。同时考取武大、后来官至惠东市委书记的许光，多次来我宿舍策反。我既不甘心面对美好前程却如此窝囊，又无法突破惯性的心魔。留？走？拉锯折磨。曾几何时，我陷入了忧郁和绝望。
武汉大学，多美的校园啊！花红柳绿，楼高院深，是我儿时的梦境。作为‘’武大郎‘’，走在和风满满、花团锦簇的樱花大道上，本该为鸟离笼、鱼入海而趾高气扬地横着走道，我却像是被判了死缓——前额因了朝阳而放光，脑后的长辫子却被人揪着，为终究要被拖回去而郁郁寡欢。
‘’不自由，毋宁死！‘’
坐在武大后门东湖边的礁石上，听湖水拍岸、望乌云四合，这几个字蓦然闪现在脑海里，吓了我一跳！我意识到自己大脑出问题了。
枫园室友见我整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问我由来，我泪眼芭莎倒出苦衷。他一句话救了我: ‘’人生除死无大事！‘’
斗不过体制，我万念俱灰，还是回校了。
2006年。本硕两次同学、中南民大副校长罗建生，邀我去当外院院长。当时我已在黄冈师院外院院长位子上干了十年，刚转岗当国际交流处长（肥缺），校长让非党员的我多次列席校党委会。这时要离开，难度可想而知。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先斩后奏：安排好接班人和后事，请调申请书一递，走他娘再说！！
此举，让认识我的人惊掉下巴：怎么会这样？！
人哪，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