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末时尽

——龙应台《天长地久》的读书思考

大一的近代史课，老师布置了一份课后作业——“书写家族史”。当时的我，不明其因，心想，作为家族后代延绵不断的一条细小分支，想探明这颗大树的根茎脉络近乎天方夜谭。没有详实的家族族谱、没有广为熟知的丰功伟绩，甚至没有长者的口口相传，对于家族的过往，我脑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一代的记忆里，家族的历史几近沉浮。那当后代人问起“我从何而来，我为什么姓XXX”时，又该如何解释？于是，我拾起作为后辈人的谦卑与好奇，捻开印谱上一张张轻薄泛黄的连史纸，行楷书写的陌生姓名历历在目。姓名越多，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便累积得越多，多到溢出，成了一股急欲用文字将其定格的力量。于是，我从上上辈、上辈人的口述中，开始寻迹回溯跌宕不休的时代中渺小个体的世事无常与悲欢离合。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认为，微观历史对于代际沟通非常重要，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打捞“沉睡的声音”。但再生动详尽的回忆片段，都不可能真切还原历史的原貌。难以体谅过去一辈人的亲身处境，是这个“个人回忆史”的遗憾，但其对这一辈或下一辈的启迪与开悟，才是“书写”的意义所在。

带着个人对家族历史的思考，我开启了对龙应台《天长地久》这本书的阅读。读完，不禁感叹这又是龙应台笔风的一次华丽翻转。此番，我没有仅停留在读《孩子》、《安德烈》、《目送》时想要索取人生经验的读书目的，也没有顿时豁然开朗或热泪盈眶，读这本书时，平静且复杂地若有所思是常态。我发现，在每一个年龄图层，人的生活重心皆有不同。相似的命运轨迹里，彼此的人生体悟心照不宣，但真正框定生命质量的是在时代历史的契合中个人经历的广度与厚度。

我常想家里的老人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龙应台说，她母亲在七十岁那年，一口气做了三件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而大大“嘲笑”的事情：一、隆鼻；二、文眉；三、文眼线。记得，每次外婆出门逛街，回来时手里总提着一袋神秘“宝贝”，然后就像小孩藏猫猫一样溜进房里，关上门。再出来时便是一番惊艳，“看看，这是我在集市上看中的衣服，穿起来好看吗?”这时，不用思考，“好看!超美！您至少年轻十几岁。”我应声赞美。“真的吗？这颜色会不会太艳丽，我是不是又老了些，感觉穿上这件衣服……不过，我蛮喜欢的，看中了就买！”这让我想到书中龙应台写给母亲美君的话：七十岁的你，头发已经半百，但是身体里面藏着的显然仍是一个浪漫慕情的女人，看着朝阳打亮的镜子，向往自己有深邃如烟的眼神、英气焕发的眉宇。七十岁的女人心里深深隐藏着的自己，还是那耽溺于美的三十五岁吧？

老了，难道就没有爱美的权利？不施粉黛仍然倾国倾城，只有短短的数十年。而美人迟暮，就一定是“人老，花黄，茶凉”？什么时候，美丽需要分年龄？什么时候，打扮自己需要异常小心翼翼？因为每天的浓烟冲击，你不爱喷洒香水。厨房里的油菜烟味，是身上几十年滞留不散的味道；因为每天的油锅菜渣，你不爱穿新衣靓服。墙上挂着的浸满油渍的大红色灶衣，是几十年来唯一不变的穿着；因为洗衣刷碗，你不爱戴手套或涂抹手霜。寒春腊月，你的双手依旧要在冰冷的水里浸泡。时代的无情，在于剥夺了这一代妇女追求爱与美的权力。十几岁，便独自扛起抚育弟妹的重担；草草定终身后，便担起抚养子女、维持生计的责任。那时候，谁还讲“女为悦己者容”，谁还会“照花前后镜”？一声鸡鸣欲曙，星辰微散，便利索起身，围裙一抹，头发一束，迈入厨房，跑进工厂，穿梭菜市。不曾在意着装，只求儿女温饱。

尚未步入知天命的中年人会掐住自己的一丝银发，哀叹一声“年纪不小了”，因此对身体每一处的细微变化都格外敏感。时间好像在朝暮的更替间觊觎着他们旺盛的精力，一旦有丝毫的风吹草动，便都无情地抢走。而满头白发的老人，面对自己的“老”又是一种什么心态？我家爷爷常将肥硕松弛的身躯仰靠在躺椅上，双股一落，发出巨大的‘咯吱咯吱’声，淡黄色的软木架子好像爷爷垂老的身体，经不起折腾。当我问起关于“老”的感受时，他停顿了半刻，用皲裂的大手摩擦着似银针的头发，眯着眼双嘴上扬，“活着一天是一天哟！”我始终记着这个景象，他神情里的云淡风轻，就如面对儿孙们吵着“今天要吃什么菜”一般平常。像他们这一辈人，在战乱的流离失所中，未曾好好重视上一辈的死亡。旧时代里的死亡是常事，因此他们从未有过对死亡的阴影与畏惧。在充斥着饥荒、枪弹、洪灾、批斗的日子里……仿佛这是最好的安息与归宿。正如龙应台在她文章中写母亲美君对待自己的“老”一样，“二十四岁开始流离，你完全错过自己父母的老和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用尽心力挣扎每日的生存，怕是连停下脚步想一下生命的空间都没有”。是啊，哪有时间思索生命的起承转合，下一顿饭、下一个睡觉的地方，都无处寻觅。

爷爷对我讲，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没多读一点书，所以他希望子女多读书。

外婆对我讲，她这一辈子不认字，没读过书，但她却供养两个子女读书，一个读到初中，一个考上大学。

这一辈人，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精神？即使自己生活深陷黑暗，也从不熄灭微光。儿女就是他们的光。这是经历战乱年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时刻至坚的信念。

在龙应台的回忆中，她的母亲同样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困于生活却不甘生活，困于无知却不甘于无知的执着反抗：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美君，我听过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你，四十二岁。

我们住在一个渔村里。渔村的屋舍低矮绵延，使天空显得高远辽阔，水鸟在银色海洋和湛蓝天空之间翻跃，海滩上的我们在放白色的风筝。风筝的薄纸被凶猛的海风撞击得猎猎作响，但是无论怎么撞击都饱满坚挺，迎风而上。那声音此刻就在我记忆的海浪里翻腾。

公务员父亲带回家的薪水在一个牛皮信封里，那么薄的一个信封里，你把钞票拿出来数，开始算，柴米油盐之外四个小孩的学杂费怎么分配。渔村的女儿们多数是去加工出口区做工的，一路踩进工厂大门。她们的工资被母亲们拿去换来一只又一只的金镯，一环一环套上手臂，整条手臂闪闪发光时，女儿就可以结婚了。

你对父亲说：“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如今，我还幸运，家里的老人依然健在。龙应台百年高寿的母亲，虽然失语失智，也依旧健在。时代远去，他们是上个时代的物质遗物、精神遗产。在延绵后代的同时，也将上一代的精神镌刻在我们这一代的碑文上，给我们爱与力量。

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取名为“天长地久”的原因。2017年8月，龙应台移居屏东潮州镇，照顾母亲，开始乡居写作，日夜陪伴在美君身边。每当看护雾米把美君带到写作室，她就让美君坐在书桌旁边的沙发上，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忙于写作时，她会给美君戴上耳机，听周璇的老歌和家乡的越剧。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更大的原因是，让他们把心里最深的痛苦，对不了解他的人打开是很尴尬、丢脸，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一点，你总会找到一个办法，拿钥匙打开。”龙应台说，“因为是生命书写，所以大河里的每一个浮标，都从《天长地久》里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