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留了几次级的二表哥没考上大学。好在作为职工子女，二表哥被安排进了姨妈所在的一个国营食品厂做机械维修工。
一晃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食品厂倒闭了。二表哥便在大表哥的安排下去一所小学当保安，工资不高，但足以糊口。
这期间，姨父因病去世，姨妈像一只守着旧巢的老鸟，眼看着大表哥、三表哥、四表哥一个个离开小窝成了家。30多岁依然单身的二表哥就成了她的心病——以二表哥这样的条件，要找一个武汉女孩做老婆是不容易的。
二表嫂和她的前夫是云梦农村人，当时带着不到1岁的儿子刘浩，到汉口来给开餐馆的亲戚做帮手。那个亲戚跟姨妈是邻居，后来开餐馆赚了钱在武昌买了新房，老房子就腾出来给二表嫂一家三口住。一直住了七八年，刘浩都上小学了。二表嫂和男人平时忙，刘浩放学了就往姨妈家跑，做作业、吃晚饭，他喊姨妈“奶奶”，喊二表哥“李伯伯”，好得就像一家人。
不幸的是，1998年夏天，二表嫂的前夫在帮餐馆采购青菜的路上，骑着的三轮车钻到了大货车底下，当场人就没了。二表嫂不愿意拖累亲戚，想带着刘浩回乡下娘家。亲戚劝她不要回去，让她尽管放心地住在老房子里——城里好歹比乡下强，再熬几年儿子就大了。
二表嫂便留在了武汉。她从亲戚的餐馆里出来，自己在巷子口摆了个炸面窝的摊子，旁边是一桶热豆浆，一天能赚上四五十块钱。她那时只盼着刘浩早点长大，考上大学，自己就回乡下老家过日子。
姨妈同情她，帮她接送刘浩上下学；二表哥也同情她，早起上班前都帮她出摊子。
2000年“三八”节，姨妈做媒，二表哥娶了二表嫂，没有大办酒席，只请了他们亲兄妹一起吃了顿饭，我们这些亲戚过了很久才知道。二表嫂说，她不在乎这些形式，只要二表哥对她和孩子好就够了。
这一年，二表哥43岁。
二表嫂带着刘浩搬到了姨妈家。二表哥夫妇住阁楼，姨妈把卧室让给刘浩，自己则在小厅里支了张床。每晚闻着油烟味睡觉，她还笑呵呵地说：“总算有孙子挨着睡觉了，多享福。”
刘浩从前喊二表哥“伯伯”时，不知道有多亲热，可真成了一家人，亲近还是亲近，倒是很少张口称呼了。
刘浩小升初时，二表哥对二表嫂说，想花些钱把孩子的户口转到武汉来，免得上初中还得交借读费。那时子女的户口大多是随母亲的，也就是说，要转就得转两个人的，得花好几万块钱。
二表嫂不同意，她知道那几万块钱就是二表哥的半条命。她一直鼓励刘浩好好念书，听说考上大学就能转成城市户口了。不过，二表哥执意要转。
户口落定后，二表嫂想让刘浩改姓李，她认为这是对二表哥最好的回报。二表哥不同意，他说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人总是有私心的。姨妈总想让二表嫂再生一个孩子，无论男女，总归是二表哥亲生的。老人家无数次明示、暗示，二表嫂就是不表态。拖了三五年，眼看刘浩上了高中快要考大学了，二表嫂还是没应允，姨妈心里就对儿媳妇有了隔阂，认为她跟自己的儿子不是一条心，又觉得自己的儿子太老实。
无论姨妈怎么说二表嫂的不是，二表嫂都不生气。姨妈前脚唠叨不停，她后脚就喊“妈”。只有二表哥总是沉默，好像这事与他无关。
刘浩天资不算聪颖，但好在读书特别用功，武汉伢会玩的娱乐项目他一个都不会。饶是如此，他的成绩也始终处在班级的中游，几乎全无拔尖的时候。
刘浩高二那年，下晚自习回家，在巷子口被一辆小车撞倒在地。待二表哥两口子闻讯赶过去时，肇事车辆已逃之夭夭。二表哥站在路边拦车，路过的出租车一看血淋淋的现场，都不敢停留，旁边有人提醒打120，二表哥说等不及了。当下一辆的士驶过来时，二表哥在路边“咚”的一下就跪在地上了：“师傅，帮个忙，救救我儿子，再不去医院，他这腿就废了……”
司机是个好人，不但停了下来，还帮忙把刘浩抬上车。手术后，刘浩的腿保住了，但是由于天黑，巷子口路灯昏暗又没有监控，想要找到肇事车是不可能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只能自己掏。
那段日子，二表嫂总是暗自落泪，觉得拖累了二表哥。“特别是那一跪，伤了他多少男人的元气。”然而除了事发当晚，二表嫂再也没在二表哥脸上看见着急的样子。刘浩在医院里洗澡、上卫生间，都是二表哥一手操持。
刘浩因此耽误了一个月的课，回到学校以后学习更加拼命了。临近高考的那一两个月，他简直成了一部学习机器。高考结束填录取志愿的时候，他填的都是武汉的大学。
最后，刘浩考取的是武汉大学。所有老师都说，以刘浩平时的成绩看，他简直是黑马中的黑马。录取通知书送达时，刘浩还在老巷子口帮他妈炸面窝，他拿着通知书飞一般地跑回家，他的奶奶已经望眼欲穿了。二表哥下班回家，姨妈颤颤巍巍地把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二表哥“笑得至少有5分钟合不上嘴”。
吃晚饭时，刘浩突然提出，自己要改姓李。他毕恭毕敬地放下碗筷，起身对二表哥说：“爸，我觉得只有等我考上大学了，我才有资格跟您的姓。”
二表哥望着二表嫂，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那又想哭又想笑的表情，令二表嫂终生难忘。姨妈则当场老泪纵横。
从此，这个家庭一年只有一个季节——每一天都是这一家四口的春天。
李浩在整个大学期间几乎没跟家里要过生活费，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收入就是他的经济来源。拿到第一笔奖学金时，他给二表哥买了一件浅色的夹克衫。
姨妈对李浩说：“这是你爸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穿新衣服。以前总是捡你大伯和叔叔们的衣服穿，他长得又矮，穿着总是不合身，现在他也有儿子疼了。”
那一年是2010年，二表哥53岁，仍然在小学当保安。
那两年武汉房价飞涨，均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二表哥说他想在武昌东湖旁边买房：“那里离武汉大学近，有省政府机关，以后我孙子就要住在这样有文气的地方。”
这个想法把二表嫂吓了一跳——她从来没有想过买房子。她准备在这老巷子过一辈子，能支撑着李浩念完大学，已经是她最大的希望。
二表哥没跟任何人商量，在他认为充满文气的东湖边，订了一套92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住房。首付20万元，贷款45万元，20年还清，月供2000元。他是在办理最后手续的时候，才通知李浩过来签字的。
回家的路上，二表哥心平气和地告诉李浩：“首付中有15万元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积蓄，有5万块钱是找你大伯借的，以后就用我和你妈炸面窝、卖豆浆的钱慢慢还。你大伯说不用还，但是你妈说一定要还。月供的2000元，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过几年我退休后还可以领退休金，那时我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说不定工资会更高。到我73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贷款还清了。那时候，我孙子都有10来岁了吧……”
李浩知道这时候自己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其实他从没想过离开汉口，他觉得他的根就在五彩三巷里。
李浩大三时，喜欢上了同校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子。女孩家姐妹5个，她最小，家里的条件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有一个同系的武汉女孩喜欢李浩。有一天，李浩问二表哥，应该怎么选择。
二表哥说：“选你自己喜欢的。”李浩说：“不，要选你觉得行的，因为这关系到你后半生的家庭幸福。”二表哥说：“那我就选你喜欢的。”
二表嫂避开李浩，对二表哥说：“应该选择武汉的女孩子，家里条件好。我们娘俩是从农村来的，这么多年拖累你够多了，又找一个农村来的媳妇，这以后得多累？”二表哥瞪了二表嫂一眼，脸色从未如此难看。
越来越多的高楼，把五彩三巷包围得严严实实，巷子里住的人慢慢地都老了。他们的下一代中有很多人住进了高楼，有的房子就租给了从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人，这让二表嫂的面窝豆浆生意一直兴隆。在李浩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们还清了为了买房子借的大表哥的钱。这让二表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2013年，李浩大学毕业，他放弃了保研资格和一家深圳房地产公司的高薪招聘，进了本地一所省级建筑设计院。他说只想待在武汉，早一点工作赚钱。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单位不在汉口，而在武昌——当年二表哥为他买的房子就在离单位两站路的地方，相比同事们每天辗转一两个小时上班，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不过，李浩并没有立即住到武昌的新房子里去，刚开始上班时，他仍然每天在武昌与汉口之间往返。只不过他让奶奶搬进了卧室，自己睡在小厅，一如奶奶当年对他的守护。
二表哥当年买房时准备贷款还到73岁的计划，被李浩工作3年后的一大笔进账提前结束了。这一年二表哥正好退休，有了退休金，还可以继续在小学做保安，拿跟从前一样多的工资。
一时间，二表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裕到他直感叹：“这样的好日子，活到100岁都不够。”
李浩喜欢的女孩终于成了二表哥的儿媳妇。2019年12月，李浩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检查出来是双胞胎，这让80多岁的姨妈喜不自禁。
二表哥承诺，过完年就让二表嫂到武昌的房子里专门照顾怀孕的儿媳妇，他留在老巷子里，也不去小学上班了，接下二表嫂的面窝豆浆摊子，每天赚多少是多少，还能照顾姨妈。等姨妈百年归寿了，他就去武昌，一心一意照顾孙子，让李浩夫妻俩好好工作，“争取都在单位做个领导”。
二表哥跟李浩说这番话时，是2020年元旦，李浩夫妻俩一起回老巷子吃饭。在二表哥的心里，新的一年得有一个新的打算，何况他的日子是这么美好。
小学放寒假了，为了拿值班工资，二表哥主动申请留校值班。
几天后，他感觉身体不舒服，不停地咳嗽，浑身没有力气。这是武汉一年中最湿冷的季节，二表哥以为是感冒，可买了药吃，也不见好。跟他对班的同事看他脸色实在不好，就跟学校保卫处的领导反映情况，让他回家休息。
二表哥回家的那一天是1月17号，农历腊月二十三。吃药没见效，二表嫂陪他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只见候诊室里坐满了人，有部分人戴起了口罩。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医生快下班时才叫到二表哥的号。验了血，说有炎症，让打消炎针看看情况再说。
消炎针打了3天，二表哥咳得更厉害了，还有些低烧。1月19号晚上10点，上班忙了一天的李浩得知情况后，第二天一大早赶在上班前回到老巷子，催促二表哥赶紧住院治疗。他自己戴着口罩，也带过来一大包口罩，嘱咐奶奶别出门，嘱咐父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李浩的心揪得紧紧的。他看到了媒体上关于医疗专家小组武汉之行的报道，但是他不敢断定，只是一个劲地催促二表哥赶紧住院。
然而这时，医院已经没有病床了。
22号晚上10点，李浩从武昌赶到汉口，又从汉口赶回武昌。
武汉在一夜之间“封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李浩从武昌再也到不了汉口了。
1月23日，二表哥在电话里说：“你不要跑来跑去了，我晓得我这病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真让我放心，就莫再来了，照顾好你媳妇。你要是不听话跑过来看老子，老子还死得快些。”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二表哥开始高烧不退，躺在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此时的武汉，街上冷冷清清。据说社区诊所的医生也病了，二表嫂找不到能够帮忙的人。姨妈只能搬张靠椅，坐在二表哥床边，抓着他的手，“儿啊、乖的”，一遍又一遍地唤着。
对二表嫂来说，那几天仿佛是一百年那么长，又仿佛是一秒钟那么短。
1月29号，正月初五，那一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老巷子的红砖黑瓦上，那么温暖。早上8点，二表哥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们说的如溺水一样的挣扎。二表嫂说，那一定是他舍不得他的老母亲和老婆难过，就忍住了自己的难过。
二表哥走了，社区的人在他家的门上贴了封条，说按规定与他密切接触的人必须居家隔离。几天后，社区的人和医生上门做排查，姨妈和二表嫂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医生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有多少家庭都是一人得病，全家感染。
二表嫂说：“你二表哥把这一家人的罪都背在他自己身上受了，是他保佑了我们这一家老小的平安。”
直到社区的人陪着李浩去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盒，这当中的68天，姨妈和二表嫂没有走出这老房子一步。婆媳俩相依为命，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回忆着二表哥的种种事情。仿佛只有这样，他就会跟她们在一起，挨过冬天的最后几天，挨过今后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