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华夏文明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从较为纯粹的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向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化。
我们看到自从丝路被打开，华夏民族（汉族）就不再是简单的农耕定居民族了。虽然春秋时期，管子就说过士农工商，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36]。 但是当时的状态，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化都是满足农耕定居族群的内部生产生活循环为核心目的。
但是随着丝路带给中国持续巨大的，且随着生产力进步而不断扩大的财富利益。因此，针对外贸生产，外贸交易的外部循环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从农耕生产生活样式里有效分化出来。这部分生产生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满足族群内部的需求，而主要指向——通过满足外部族群的商品需求，而分化出得较为独立的工、商业活动及对应的特定群体。随着丝路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得这个人群及生产生活规模不断扩展。一大批人，专门为了外贸，生产丝绸，生产茶叶，生产瓷器等等当时的高端工业制成品。今天我们可以去景德镇去看看外贸瓷曾经的辉煌历史，就可以想见这种生产生活样式，已经相规模地独立出纯粹的农耕生产生活样式。
因此严格意义上，随着丝路的开通，汉族就不仅仅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定居族群了，华夏文明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样式了，而成为，农耕、工业（手工业）、商业三种生产生活样式合成的复合型的文明样式。而到了唐朝，汉族与游牧部落的联合，华夏文明一度形成农耕、畜牧（游牧）、工业、商业四种生产生活样式的复合状态。虽然唐亡后，游牧生产生活样式又脱离出华夏文明。但是随着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下的各个族群聚合演化为中华民族，游牧（畜牧）生产生活样式终于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华夏文明开始就向一个复合型文明样式转变。在每一个丝绸之路历史时期，华夏文明内部都增加出那个历史时期核心的新型生产生活样式，以此不断增加及丰富我们的文明的内涵（以生产生活为视角的）。
这种复合型文明样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部利益结构。就是每种文明样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规模和利益取向的特点，并在华夏文明之中，与其他文明样式的利益形成交融互动。
对每个时代的中国统治阶层而言，组织形式能适应所在时代具体的文明样式，能将各个文明样式所涉及利益群体在华夏文明内部和谐共存，进而为了文明共同的目标行动一致。那么这个阶段的朝代就会将社会潜力深度挖掘出来，形成极盛的状态。
比如正面案例：
汉朝总体是农耕定居文明样式占据主导的（汉朝中后期逐渐分化出工业文明样式、商业文明样式）。汉随秦制，基于农耕定居文明样式的组织机制，使得汉朝呈现强盛之局。
唐朝，由于胡汉合作，汉朝原有的农耕、工业、商业文明样式复合体，新加入了游牧文明样式。在盛唐前这几个文明样式在唐内部精诚合作，这个组织体系就形成了盛唐的繁荣。
反面案例：
典型就是明朝，华夏文明内部新分化出的主要负责海上活动的群体，与明朝其他利益群体产生了长期的利益对抗。明朝的组织体系基本无法使负责海上贸易的海商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和谐共存。相反还以海禁的形式与之激烈博弈，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华夏文明作为领先进入海洋时代的族群，为此导致命运的逆转。
因此，以生产生活视角展开，将文明内部梳理清楚次一级的‘文明样式’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我们看清华夏盛衰轮回的一些重要的内在原因。
4、路上丝路涉及农耕区域游牧区两大地理空间
路上丝路历史，我们看到，之所以造成复合型的华夏文明与西部、北部的游牧民族进行近两千年长久博弈，就在于丝绸之路所跨越的领土，不仅仅是农耕区，还包括极其广大游牧区。
因此我们可以客观而言，丝绸之路的利益，原则上是丝绸之路上各个地域所涉及的各个族群共同合作产生出来的。这些利益理应由相关各个族群共同享用。但是如何共同享用，则成为胡汉各族两千年来的争斗的核心矛盾所在。是否共同享用丝路利益？如何共同享用丝路利益？
农耕族群能单独控制利益时，独享了丝路利益，游牧各族就得忍着，比如汉朝。游牧民族能单独控制丝路，农耕族群就得忍着，比如元朝。还有一种就是胡汉两族形成联手共识，大家分润丝路利益，比如唐朝。
因此我们看到，汉朝以后华夏朝代更迭核心原由之一，就是在于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在面对横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丝绸之路所产生巨大利益的分配的纷争。随着这个利益不断扩大，导致两大族群博弈能力和博弈强度的不断提升。这让东亚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
如何解决农耕区域游牧区两大地理空间带来矛盾，足足困扰了华夏2000年。
5、华夏文明在路上丝路时期形成了一个基于地理空间的“安全底线”，和一个“丝路利益实现基础”
对华夏文明而言，路上丝路历史，形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安全底线”，和一个“丝路利益实现基础”。
安全底线，就是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防线。凡是能牢牢控制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的大一统朝代（无论胡汉），基本就能维持国家长久的安全保障，而国家长久安全，必然社会快速发展，丝路贸易必然持久繁盛。一旦政权失去对这个安全底线的有效控制，国家战略安全就会出现巨大隐患，生存都堪忧（典型朝代就是北宋没能收回燕云十六州，让北方长城防线出现巨大破口，后又因西夏建立失去河西走廊控制。整个安全底线丧失）。因此以河西走廊和北方长城防线构建的安全底线，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础。
“丝路利益实现基础”就是西域。历史显示，控制西域，路上丝路就能给中原政权带来丝路利益的最大化。掌握西域，就能掌握路上丝路时代，利益实现的基础。否则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战略地位（针对丝路利益的）。
这个“安全底线”，和 “丝路利益实现基础”。在路上丝路时期，就是“河西走廊、北方长城防线”和“西域”。到海上丝路时期，实践同样演化出一个新的“安全底线”，和“丝路利益实现基础”。下节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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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136] [endif]《管子·匡君小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