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园与镜春园的喜乐悲愁
关家麒
（原载于《燕大校友通讯》第47期 2006年9月）
燕大时期的朗润园、镜春园保持了清代古园的面貌，与南面的睿亲王园即后来的燕园浑然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燕园的后花园。
朗润园、镜春园与睿亲王园、鸣鹤园（在宁德楼、校景亭一带）、蔚秀园等号称清代的八大古园，几乎都是皇族亲王或公主的赐园。如同蔚秀园是醇贤亲王奕譞（七王爷、光绪皇帝之父）的赐园一样，朗润园则是六王爷恭亲王奕訢的赐园，它不如京城内后海的恭王府及其花园那样有名，但是奕訢在被慈禧太后罢官的十年赋闲期间，经常在朗润园内与七弟奕譞、友人宝鋆和差恂等人唱和赋诗，在他所作的《朗润园感怀》中，曾有“实事渐消虚事在，他生未卜此生休”之句，表现了宦海失意后的无奈心情；也曾为李鸿章写了《赠李少荃相国十二韵》诗作。镜春园是庄敬公主的赐园，她居住过的小院有一座很显眼的垂花门，如今还在，只是摇摇欲坠了。
燕京大学租购朗润园以后，给这两座本已荒废的古园带来了生机，也使晚清的园林古迹得到保护和修缮，成为一大幸事，也是学校的一件大喜事。当时朗润园的园主是爱新觉罗·载涛，人称涛贝勒，朗润园也叫涛贝子园。整个朗润园除湖心岛部分的主体建筑---“正所”不卖以外，其余都卖给了燕大；“正所”算是租给燕大，里面还住着涛贝勒的福晋。管园人是位叫做白姑娘的旗人妇女，家丁叫德包儿。燕大派进居住“正所”的住户需经过福晋的同意，也就是说要有较高的身份才行。镜春园当时是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别墅，燕大从徐家买下来以后，连同朗润园一道经过修缮、疏浚河湖，被划为教职员住宅和单身教授宿舍。接着就是大批的燕京人搬了进来，他们惊喜地发现居住环境是一座有山有水的大花园，特别是外籍教师尤其喜欢住在朗润园、镜春园。据不完整的回忆，先后住过这两所园子的人有：吴雷川、郭绍虞、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潘昌煦、钱穆、李民、张东荪、容希白、桂美德（Martha Kramer）、周学章、李安宅、翁独健、威尔逊（Wilson）、蔡一谔、郑林庄、孙楷第、丁荫（Samuel M. Dean）方贶予、阎简弼、梁思庄、邵可侣（J. Reclus）、耿耀西、黄维德、卢念苏、张茵陈、李欧、王平、师树简、朱锡爵、邵祖章、李敬唐、关长庆、高一平、高达、赵世增、于慧、李梦萍、韩愚、徐振德、王九光、郭沛田、廖泰初、张隆栋等，还有陈梦家、赵萝蕤一家他们都经历了燕园生活中的一次乔迁大喜。
另一件大喜事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老一辈小说家、散文家的许地山（笔名落华生）于1929年在外文系教授包贵思的朗润园家中和周俟松女士举行订婚仪式，由冰心致祝词，茶点后大家欢乐地歌舞，极一时之盛。
1940年12月4日，镜春园内喜气洋洋，热闹非常，原来是裴文中教授筹建的“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正式开幕。在开幕典礼后，人们参观了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独一无二的史前陈列展品，其中大部分为裴先生在周口店挖掘所得，对史前考古的教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进入镜春园，走过一个石桥，迎面看到一个很气派的院落，大门上的对联是“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这恰好是对住户的真实写照，大家都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教授们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作着他们的学问，燕大同学们则三三两两或全系出动，到朗润园、镜春园野游，合影留念，可见当时的野景给他们带来的乐趣。
前清翰林、民国教育部次长、燕大校长吴雷川先生“夙性恬淡，寓居校北朗润园池南，低椽数间，校中迭次吁请先生迁居西式宿舍，先生以朗润园涵翠微之秀，傍筕竹之清，屋虽陋而正为君子之所居，不愿迁徙。”“有仆文子，事先生至谨，先生令其全家同寓朗润园。文子家累甚重，先生咸抚育之。每届残阳余晖之时，文子全家晚饭，先生辄微笑立旁，瞰其子女竟饭欢会之情，盖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之心，至恳且切也。”①吴校长是启明团契的顾问，经常约契友到朗润园家中聚会并设宴招待，拿出珍藏多年的御赐宫廷好酒叫大家品尝，给大家讲讲科举殿试的经过，幽默而有趣。
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和前清进士、法学教授潘昌煦，1930年同住于朗润园单身教授宿舍。他说：“余居燕大朗润园，园之后半为房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之胜，余每在此散步。读于斯，游于斯，绝少外出。”②
住在镜春园的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住在朗润园的教育系主任周学章先生，常请同学们到家里吃饭，在优美幽静的环境中，师生纵情谈笑，其乐陶陶。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燕大时期，朗润园、镜春园还曾有过一支篮球队，取名叫“镜朗队”，由邵祖章先生领头，成员为这两园的园民。记得打过两场比赛，一场对“海联”（海淀联队），另一场对当时在燕大集训的中央体训班队，李汉亭等篮球国家队员都上场参战，开始国手们并不重视，球打得漫不经心，而憋足了劲的“镜朗队”却使出了浑身解术，连灌了好几个球，这才使国手们如梦方醒认真对待，结果可想而知。但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镜朗队”居然能和国手们交锋较量。
朗润园、镜春园的最大悲剧发生在清咸丰年间，1860年英法联军在焚毁圆明园的同时也焚毁了一水之隔的朗镜二园。虽经劫后重修，但难以恢复原有风貌。燕大接手以后，对这两所荒废的园子进行了整修，也疏浚了河湖池塘。燕大的规划者们深知保持原貌就是对文物最好之保护的道理，不过多兴建新的建筑物，只是因地制宜地适当点缀，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野外风光，也才有燕大的学生们到这里来“野游”。当年园子里确实是野花盛开，遍山坡的酸枣树，水中有红莲绿荷，水下有鸡头米、藕，水面有野鸭戏水，偶尔也能见到苍鹭（俗名“长脖老等”），岸上野兔见人就在野地上飞快地奔窜，林中的布谷鸟声声争鸣。耿乃光校友曾捕捉到一只“知了”，形状奇特，经专家辨认，原来是一种生物学界认定在亚洲早已绝迹的蝉的一个稀有品种，不料在朗润园内发现，可见朗润园、镜春园实在是生物之园，生态环境保持得相当好。
朗润园、镜春园遍布河、池、塘、湖，水源充足，水网密集，因水成景，以水取胜。镜春园有一处“岛上人家”，位于园中偏西，这个小岛上有一排小屋，四面环水没有院墙，只有一板桥通向南岸，住在小岛上的一户人家是美籍的丁荫先生，这位工科的土建专家设计过多少大楼，却宁愿住在侷促的三间小屋里，因为他和夫人喜欢这里的幽静和美丽的小岛。朗润园也有一户“水上人家”，坐落在镜春园通往朗润园去的小木桥的西面。这是一座水榭，半在水中半在岸上，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家政系主任美籍教授桂美德就住在这里，她景仰中国文化，对中国有感情，所以连居所也纯粹是中国化的古典建筑。不过她的厨房是在池塘的对面，每次做饭都要走过小木桥，别有一番情趣。提到小木桥，还有一件险事，某日黄昏，一位姑娘骑车经过小木桥，桥本来很窄又没有栏杆，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入水中。当时笔者正与一二同学在附近划船，听到响声立即前往施救，使之安全脱险。但是也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大约在1950年前后，机械系黄维德先生的幼女在住所屋后的湖中溺水身亡，黄太太（燕大校友、蒙古达尔罕王的三公主）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常在岸边呆呆地望着湖水，见者无不叹息和心酸。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2006年年初，北大将在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进行大规模拆迁工程并建立“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消息传来，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反响强烈。校方不得不举行新闻发布会，解释称，规划方案只是拆除违章建筑，治理脏乱差，是为了保护古园林云云。但是仍然难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七王爷奕譞的蔚秀园已经被北大破坏了，那么六王爷奕訢的朗润园命运也不容乐观。已有前车之鉴，按说可以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人们仍然有理由质疑北大在朗润园、镜春园身上所做过的一切：
1. 1952年接管燕园伊始，即把镜春园东南角的一片山清水秀之地辟为材料场，破坏了山形、水系与地貌，工业用途与园林风景格格不入；
2. 在朗润园东北角的湖东岸，盖起了五栋火柴盒式的宿舍楼，严重破坏了朗润园的整体风貌，这组建筑难与周围环境协调，显得不伦不类；
3. 园内居民私搭乱建成风，小屋小棚比比皆是，垃圾成堆，校方疏于管理，控制与制止不力；
4. 河床完全干涸，湖底滴水皆无，池塘杂草丛生，江南水乡风光已成遥远的过去。若系缺水造成，那么西校门至西侧校门（汽车进出之门）一带的水景为何如此充盈？是否与该处的国际友人常来常往有关？朗润园、镜春园现已成为无水之园；
5. 在园内新建了许多“中心”，这些仿古建筑布局过密，装饰低俗，与朗润园、镜春园原有的荒疏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须知稠密的建筑物是园林布局的大忌。
从上述五点说明朗润园、镜春园已经和正在被蚕蚀，而且面临着更大规模破坏的危险。
北大是一座讲究文化传承的名校，应该不会像只懂得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商”那样眼光短浅。我们欣慰地听到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先生说的话：“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之一，肩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保护好学校的文物古迹。”但愿此话能说到做到。
最后，再来听一听与燕大毫不相干的人是如何客观地评论这件事的：“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在确定拆迁中将予保护的范围时，不仅应当考虑保护清代古典园林风貌，也应考虑上世纪50年代北大迁入之前燕京大学的历史文化遗迹。毕竟，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值。”③
注：①《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26`—227页；
②《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0页，第15页；
③《人民网》2006年2月20日转载《新京报》的文章。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叶道纯、耿乃光、周懿娴等师友的指点，谨致谢意。）
（载于《燕大校友通讯》第47期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