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他死得可真是懦弱，只能留给家人无尽的痛苦；可我又想，也许他正是在这无尽的痛苦里挣扎了太久，却逃脱无望，最终才选择了死亡。
在进与退皆是深渊的边缘，生存还是死亡，真是个永恒的话题。
9月13日凌晨四点多，洛阳市第十七中学数学老师王宏召最后一次来到学校宿舍楼。在监控视频里，他不复往日的风风火火，只是埋着头，慢吞吞地爬上楼梯，瘦削的身影逐渐被黑暗吞没。
两小时后，有人在楼下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左脸挨地，鲜血溅上了墙壁，在微凉的秋风里永远失去了体温。
和大多数小人物一样，王宏召死得默无声息。如果不是后窗工作室的报道，我不会知道他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也不会知道他用生命做最后抗争的决绝。
“我是自杀，以此表达对教育局、学校的失望，原来拖欠工资，现在各种各样检查乱七八糟档案，名目繁杂培训，职称不公。”——警察在属于王宏召的，那台按键磨损厉害的老年机里，发现了这条短信。
这个疲惫的中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不懂得在网络上发声抗议，在死前，他只好编辑了一条短信作为最后的控诉。
大抵是犹豫了什么，这条短信最终没有发出。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最后的短信，他原本想发给谁。
很难想象，这个平时爱笑的中年男人在他人生的最后两个小时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他并不是了无牵挂的，女儿今年29岁，和父母一起住；妻子是英语教师，平日里一起工作，琴瑟相和。
然而在犹豫和权衡之后，他还是纵身一跃，在曙光到来之前拥抱了黑暗。
王宏召的死，是毫无预兆的。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个风趣、爱笑的人，“不相信他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跳楼事件前几天，就连妻子和女儿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跳楼前三天，王宏召依旧去教室给学生上课，只是没有讲课，独自在讲台上静坐。
离去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女儿说，你要早点睡觉。
王宏召的死，也是早有端倪。9月开学后，他曾多次公开提及学校待遇问题，却无人重视；9月8日，他给校长发微信说中考奖的事，也分别在两个教师群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均无人回复。
面对不公，他勇敢地冲上去了，可身后空无一人。
在绝笔中，王宏召给学生们说：“不要害怕，老师 不吓小朋友，老师只吓令我失望的大人……希望每一个学生遵守纪律，好好学习！”
一位和王宏召公事十多年的老师认为，王宏召“爱岗敬业、认真负责”。
王老师是最下苦功夫的，总是最晚下课，“可惜了”，他说。
王宏召是一个抗争者，他并非是被生活逼到了绝处，至少是温饱犹存。但是面对不公，他还是选择了最激烈的抗争方式。
逝者为大，我们不应对他的行为做过多的解读和评判，只是我隐约觉得，为正义献祭生命是很不值得的。
生与死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讨论生死哲学离不开价值观的选择，而在这里，就应该提到一个人，他叫谭嗣同。他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要用死亡换取民众的觉醒。
或许这个例子不太恰当，谭嗣同先生是为大义献身，大抵心中要多那么几分底气；相比之下，王宏召的抗争则显得不是那么“高大上”。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在最后一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同一道选择题。而选择，是同样的艰难且痛苦。
舍生取义固然精神可贵，但如果活着也能做到或者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死呢？
谭嗣同先生的热血淋醒了多少人暂且不论，可他行刑那天，身旁一定站了太多激动得满脸通红的“看客”，他们用力地往前伸着脑袋，事后还得砸吧着嘴回味一番，然后说句太可惜了。
是啊，多可惜啊，你看梁启超先生，走之前发表诸多文章，于是笛卡尔、卢梭、康德等诸多西方思想家才得以在中国扬名，自由、民主的思想才得以传播，梁先生亦是脊梁。
生命那么可贵，不到了最后一步，就不要选择死亡吧。
在《后窗》的文章中，我看到了王宏召老师的照片。
照片里，他捧着教师节的鲜花和妻子坐在一起，身着一件淡青色衬衣，头发花白，笑得眯起了眼睛。
我突然想起我初中的班主任，常年穿一件磨破袖口的黑色夹克，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当记忆和现实产生了重叠，我才羞愧地意识到，那个严厉又暴躁的“黑老赵”当年也快60岁了。
后来我曾去看望过他一次，他显得很开心，不停地说“常来玩，不要带东西。”也是后来，我知道他的老妻常年卧病，这大概也是他辛苦工作的原因。
我这十余年遇到的老师大多温和善良，赵老师、吕老师、陈老师...他（她）们在我最迷茫的时刻指引我，在我最堕落时仍愿意拉我一把，只是遗憾，缘分难料，很多老师在毕业后再没有见过。
所以我为王宏召老师感到难过，因为工资和待遇问题选择用生命去抗争，这件事也真的悲哀。
无独有偶，不到一个月，又爆出范小姐偷税上亿元的新闻，崔先生作为新的抗争者勇敢地站了起来。故事永远是精妙绝伦，充满戏剧性才使生活不失乐趣。
我不觉得这个世界荒谬，只是有些难过罢了。
（本文信息采集于“后窗工作室”10月8日文《洛阳中学老师之死》，少部分句段和全部照片均来自于此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