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为汪曾祺，仅供学习参考。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写作，“要贴到人物来写”
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匀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引我进入小说创作之门的是沈从文先生。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时，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的意思不大好懂。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
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
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
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之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
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
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
第三，人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
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
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也有人物。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
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
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沈先生八十岁了，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巨著，就是靠这点对于生活的执着和热情支持着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语言的奥秘，就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1.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文学语言也是这样，句与句，要相互映带，相互顾盼。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
语言是活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
2.我很喜欢宋儒的一些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生意满”，故可欣喜，“苦人多”，应该同情。
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3.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
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
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
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4.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5.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主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6.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
7.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