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以一个亲身经历的旁观者身份，来审视一家公司十几年之间的兴衰成败。我想通过自己的感受，让读者明白，企业存亡比发展更重要。一家企业跟一个人一样，首先是健康地活着，然后才是追求品质和发展。出现在我视野中的十几个人，都是对公司进程有所影响的人，可惜很多的影响却像人类机体中的病灶一样，去除之后也没有使公司迅速起死回生，公司还需要注入新的血液，就像生物体需要营养一样。合适的营养补充对于一家垂死挣扎的企业来说，有心无力恐怕是在劫难逃。效率和效益是企业的生命，提高效率和效益的两大支柱是管理和技术，而这两样都需要合适的人才去承担。人才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各人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一个团队要像《西游记》里的取经四人组，领导要有唐僧的信念和度量，人才要有孙悟空的本事和事业心，还有，唐僧一直能够跟团队同甘共苦----官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引言
我是琅日一个奇怪的员工，这些年在随公司一起成长，又随公司一样衰落。我亲历其中，又置身事外，老板认为我是个人才，员工又不怎么接纳我。我性格敏感，患得患失，我就像拿着放大镜一样观看我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和物，贸然揣测背后的逻辑，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企业规律。
第一章 结缘
我最初听说琅日是2004年三月，那时导师陈教授跟我说，他和琅日公司签订了一个横向合作项目，让我打打下手，他的朋友彭工是主力。项目的内容是《地毯胶乳配方的研究》，琅日公司成立之初用的是来自英国ILC公司的成品胶。在2002年时，广州坚红公司开发出类似产品，然后由琅日公司购买泰国天然胶乳，交由坚红公司代为加工，按成品胶每吨收取3000元加工费，当时的加工比例是1:2.168------即琅日公司每提供1吨泰国天然胶乳，需要向坚红公司付出6336元加工费之后收回2.168吨成品胶。相比之下，成本比进口略有降低，但是公司老板极力想让该产品自有化，无论是从成本或者竞争力角度考虑，这都是一个值得付出的项目。后来我还发现，琅日的老板对广州坚红不信任也是他要找人做该项目的主要原因。他对坚红的怀疑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怀疑坚红将他的进口泰国天然胶乳部分用国产天然胶乳替代了-----那时坚红还没有进口天然胶乳的权利-----偷了他的进口胶乳挪作它用。二是怀疑坚红的加工比例不止2.168，坚红将多出的部分卖给了别的厂家-----我倒是看到过有些周转桶上有别的地毯公司的标识-----琅日的老板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琅日的老板还认为，既然坚红的人做的出来，他也能找到做的出来的人，所以他是铁了心也要做该项目。我估计他也想过挖坚红该项目的研发主力，但是人家升任坚红的总经理，而坚红又隶属于广化集团，强大的国企背景肯定对他开出的待遇不屑一顾。
技术更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进口产品自产化，特别是原材料这一块。能够被外国公司垄断的产品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能够让企业的研发更有目的性，最有可能获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一家企业什么都想自产的做法未必明智，物力、人力、财力成本之外，专业和效率可能会颠覆所有美好的愿望。
陈教授、彭工和我第一次到琅日是2004年四月初，并带去了我们做的小样，主要看看公司的实验条件，了解生产过程。到了之后才发现，前面已经有一个湛江胶乳研究所的老工程师做了多年工作，结果不甚理想，公司将其解聘，然后才找到我们。据说之前还有人试过，从开厂之初，老板就请人在做该项目，我们已经是第三拨人马。我们的这次到访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只有邓总接待我们，他连我们带的小样看都没看，他对这些小样已经司空见惯，很清楚这些小样一文不值。他带我们清点过现场之后，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彭工发现缺乏关键设备球磨机。在彭工的帮助下，陈教授向邓总列出一堆设备和药品之后，然后我们就回学校等待消息。我还发现一个细节问题，路上跟陈教授说，前任将所有药品的标识都去掉了，陈教授告诉我，“技术是有价商品，保密是必须的”。前任的刘工程师并非等闲之辈，不过他之前主要做胶乳改性方面的研究，他还是采用传统的砂磨方法制备胶乳配合剂，也就是说他走的还是实验室研究的那条路子。而工业化生产使用的球磨机还没到他考虑使用的时候，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研发现状-----天天强调研发的重要性，但是对研发失败的容忍度非常低-----也许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社会环境使然。
陈教授关于“技术是有价的说法”是一个让我耳目一新的说法，之前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学里教书，商业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任何概念，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被铜臭味污染-----我的铜臭味一直都不怎么浓厚，想钱，但绝不会挖空心思去弄钱。我对前任刘工程师的做法不以为然，既然是技术问题，就不怕被人轻而易举地偷走，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技术问题。后来才发现我的想法太天真了，有些技术问题就是一窍难得的问题-----所以才有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行家一看就可以将关键技术窃走，技术的保密性确有必要-----真有靠“一招鲜，吃遍天”而混世道的人。我还听说某工程师买原材料都是自己亲自出马，回厂后就只剩下自己编的编码，然后靠提成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技术换钱也得有个前提，就是有人愿意购买才行，在交易过程中，总有一方会觉得吃亏，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拥有方吃亏。还有，技术的所有权问题往往不那么容易分清楚，大多数人很难单独拥有某项技术，特别是工业技术。
在做这个课题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胶乳，抱着旁观的态度参与这个项目，但陈教授和彭工都只动口，动手的事当仁不让地落在我身上。即便了解了前任的工作之后，我对这个项目的难度也没有多少想法，特别是陈教授和彭工都很轻松，似乎很快就可以收钱。其实稍动动脑筋就能想到，要是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真的不高，老外又如何能垄断那么久？特别是后来，我在国家发明专利目录里看到过该项目的申报，申报人是湛江东方国营农场的一个团队，无论是从量还是质上，他们都远远比不过我-----他们的产品还会发生互粘、泡孔粗大、填充量低等-----但是他们申请成功了，而我却默默无闻。不知道难处也是有好处的，就像闭着眼睛打架，胆怯的成分会少很多，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以我后来的经验，要进行什么项目，盲目固然不好，盲从更不好。
在等待琅日通知的过程中，我们商量购买了一些自认为需要保密的药品-----其实是安排我跑腿，以防成功后公司赖账。其中一个邻近毕业的本科生帮了我很多忙，他是广东本地人，既能带路，还能与本地的供应商轻松交流。我们跑遍了整个广州东圃化工城和人民南路的化工店，绝大多数店家一听到我们只买少量药品，立马就不搭理我们了。真感谢那小子，他陪我跑了很多天，为我后来买东西提供了很多方便。在我读博士以后才发现，中国的科研其实分两块，一块是纯学术的，做实验从不计成本，力求精益求精，他们购买药品都有专门的渠道，大都是纯度极高的试剂，或者是极其昂贵的定制试剂，实验条件也极其苛刻，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转化成应用的可能。这类科研就是为了发文章，实验结果越新奇越好，我也这样获得了博士文凭。另一块就是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其中以节约成本居多，这样就需要使用现有的工业品为原料。奇怪的是，化工店会非常热情地向各企业免费寄送样品，却不愿搭理我们这些学生模样的顾客。我当时对那些店家非常不理解，送上门的生意都不做，原来他们依靠的是薄利多销的原则，我们的购买量还不足以抵消他们破坏一个包装的钱，他们都有一个最小起定量。做横向课题时，尽量让企业出面去拿实验原料，不仅方便，还不容易受骗-----当学生时，店家拿些类似的样品糊弄过我几回。拿钱买东西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太单纯的人别人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潜在客户。
六月中，我们前往琅日做第一次中试-----这是我们跟前任刘工程师最大的区别，他一直在实验室摸索，而我们一上手就是生产-----企业就只关心终端，过程的辛苦与否与他们无关。抱怨也没有用，社会是靠各项进步成果推动的，失败的人总是被忽略，甚至被瞧不起。我对即将开始的实验结果没有多少预期，毕竟我不是很了解情况，倒是陈教授很有信心-----他其实是被彭工忽悠的，他也不懂。我们按照彭工开出的配方（其实也是教材里现成的配方），在琅日现场配制了约一吨胶水-----之前我也在广工的实验室里重复过多次小样，配方设计我还不会，但是制作过程我已经烂熟于心。公司的热情很高，老板和邓总以及其他很多人热烈地关注我们的上机实验，不想压根发不起来泡-----居然卡在了生产的最前端。陈教授有些不甘心，对设备仔细检查过后请工人们再开机看看，仍然发不起泡，后面就无法再进行了。因为我们要做的海绵地毯背衬，不能发泡从根本上就失败了。当邓总客套性地安慰陈教授时，我恨不得立即从众人面前消失，尽管是陈教授挂帅，但动手的都是我，包括在琅日现场配胶，都是我手跟手、脚跟脚地指挥工人做事。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学校，路上陈教授和彭工讨论问题出在哪，我没有插嘴，我根本毫无头绪。我记得在实验室用打蛋器是很容易发泡的，而且重复过多次-----用打蛋器发泡也是彭工想的点子，跟书上讲的海绵的制作过程很接近。那些实验结果很多次都拿给他们两个人确认过，这也是他们很有信心的原因-----我那时就是努力使实验结果与书本保持一致，不一致才去问陈教授和彭工，他们想好对策之后我再动手，总之，在来中试之前，我的实验结果与书本描述高度契合，所以他们两人觉得我们这次来中试是万无一失的。彭工说可能是油酸钾纯度不够，因为我们用的发泡剂就是油酸钾，陈教授就安排我去买好的油酸钾。这个想法很自然，但往往不是真相，在工业生产时，只要有量，纯度根本不是问题-----这是我后来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深思熟虑，仅仅只抓住了现象的表层，但是足以让我们误入歧途。
本着节约的原则，我去买东西都是乘坐公交车。陈教授又给我灌输了第二个观念，“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他说我坐公交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贵的东西有他贵的道理。所以，我买了65元/公斤的油酸钾准备去做第二次中试，还有好多是分析纯的试剂。当然，我们会在实验室先做，效果似乎比以前好。后来我回想起来，他们的评估其实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好东西自有好效果的心理暗示。我当然也是很乐意跟他们分享快乐，早点做好了早点脱手，几个月来我为买原料腿都快跑断了，尽管后来改坐出租车，但为买一种原料跑上一整天也是常事。花钱是一门学问，如果心理暗示占了主导地位，那我们的钱就花得比较冤，很不幸，我们大多数时候的钱都是花在心理安慰上。而真正花钱能得到实际效益的，比如长途是坐火车还是乘飞机，是花大价钱聘请专业人士还是用小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我们往往变得无比小气。
第二次中试大约只隔了一个星期，因为彭工觉得贵油酸钾效果肯定杠杠的，只要发泡问题解决了，不再会有其他麻烦。他还亲自督导我在实验室从头到尾进行了确认实验，信心满满地告诉陈教授，这次一定会成功。特别在发泡那一块，他还用秒表计算过在相同的搅拌时间下，新油酸钾发泡能力似乎比旧油酸钾要好。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在相同的条件下，新油酸钾制成的小样泡沫高度是略高一点。他的这种检验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计时和测泡沫高度，有具体的数据支持，比人主观判断要准确的多。我比较佩服彭工，头脑相当灵活，想到的办法简单有效。这次去的时候，陈教授比上次去之前还有信心，公司为了配合我们实验，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人听我们指挥。我非常佩服陈教授，他为了工人能够专心为他干活，不惜放下身段跟工人套近乎，甚至用小恩小惠收买他。经过半天忙碌，我们终于配好了胶，整个过程陈教授每步都进行了确认，我当然紧跟在他身后，因为他要不停地问我工人做得对不对。下午检验的时刻仍然有很大的旁观队伍，只是少了老板。中午在公司行政饭堂吃午饭时，陈教授还当邓总打了包票，当发现再次不能发泡时，陈教授显得很尴尬，我当然很郁闷，这意味着我的辛苦又白费了，而且还得重头再来。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了很久，我提到公司设备的发泡方式不一样，从胶乳进发泡头到出来的时间太短了，而不像我们在实验室用打蛋器能搅拌3分钟。彭工说海绵制品都是用的油酸钾，别人能行为什么我们不行，这种设备也不会只有这一家有。到学校后我们不欢而散，因为陈教授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其实，我们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败结果，实验室明明是有改善，而到现场后跟第一次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们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若干年后，我再回想起在广工做的那些关于胶乳的实验，很多确实没有实际意义，比如说发泡问题、后来的塞机问题等都是有特定的生产设备导致的，实验室根本不具备模拟条件，那些假想的原因就是在浪费时间。也是经验丰富之后，我才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所在，书本只讲原理，生产实际情况千变万化，一样的病可能要用到不同的药。生活中我们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遇到困难时总是努力去寻找好的现象来安慰自己，甚至还可能上瘾，可是真相早晚会给我们带来一万点的暴击。
经过两次失败之后，我们谁也不敢提去做第三次中试，有次陈教授跟我说，琅日那边在催，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怎么敢表态？从第二次实验失败之后，我觉得我该主动做点什么了，我看出彭工水平也仅限于此，而且相当固执，他那句“别人能行为什么我们不行”也表明他不打算为实验失败的事情负责-----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这样推卸责任，似乎还理直气壮。而陈教授真是不懂胶乳，我在陈教授鞍前马后的也有两年了，深知我不接过来这事就就黄了，于陈教授面子上非常难看。陈教授当时有三个研究生，我师兄、师弟他都不怎么倚重，从研究生二年级起，我就成了陈教授的左右臂膀，起初他是为我找点赚钱养家的机会-----只有我是拖家带口的，比那两位更需要钱，后来干脆能让我做的都叫我做。我当然也对陈教授非常感激，边读书还能赚钱，这种机会可是不多。正是有这种相互影响，所以我决定非自己解决发泡问题不可，有天晚上我在洗衣服，我看着手上的泡沫发呆，突然我想到，洗衣粉那么容易起泡，可不可以用在胶乳里呢？于是我搜索发现，洗衣粉起泡的主要成分是十二烷基硫酸钠（K12），我可不可以添加少量的K12，提高胶乳的起泡速度？我立马把这个想法告诉陈教授，陈教授又跟彭工商量，彭工还是不以为然，列出一大堆不用K12的理由。我为了折衷，告诉陈教授主体发泡剂仍然选择油酸钾，只添加少量的K12，陈教授和彭工都同意我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又去准备第三次中试。彭工的坚持无意中让我避免了另外一个麻烦，如果使用太多的K12，凝胶就是新问题。经验并不一定都正确，但是足够的经验不仅仅代表成熟，还能无意中避免一些错误。
这次实验他们两人都没有前两次那么热衷，因为是陈教授的课题，他必须去；彭工觉得希望不大，而且失败了两次了，有些羞于见人。我只好硬着头皮指挥那个工人，跑前跑后地跟着，生怕没有按我要求做。那是我做的最累、最紧张的一次实验，我明显地感觉到陈教授的疑惑和彭工的不屑，他们坐在角落里嘀咕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来自同盟的压力要比来自外部的压力难抗得多。我比较恼火的是陈教授的表现，他没有拿出前两次实验一半的热情来支持我，特别是我在配胶过程中和一直到配胶结束，他都没有说过一句鼓励我的话，更没有像前两次一样跟前跟后。我比较庆幸我那时已经成熟了，否则，在那么浓厚的失败氛围下，我不撂挑子才怪呢！-----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在预知失败的氛围下坚持多久。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陈教授的满脸狐疑让我的午饭也吃得有些心不在焉，毕竟是我在扛大旗-----一个毫无经验和基础的人在抗大旗，新人能够一次成功的真的很少，影视剧里的类似情景大多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因为邓总是我们的联系人，下午上机时他跟往常一样来看结果，我的心更是扑通扑通乱跳，一点把握都没有。每次实验都是有代价的，当时泰国胶乳是500多美元一吨，每次要用掉410公斤，因为再少了搅拌桨的桨叶就够不着液面了，还有其他配合剂，每次配胶成本都在5000元以上。还有做砸的胶水还不好处理，我真心害怕这次再做砸了，这是我第一次拿主张，而且是我极力争取才有这次中试-----来之前我看到了陈教授的不情愿，要不是我折衷，陈教授可能不会带我来。现在我又注意到陈教授的心虚，还有邓总等围观人群看热闹的表情，其实最不愿看到的是彭工向下撇的嘴角，他等着看笑话-----来之前我同他在陈教授面前有过激烈的争论。如果这次也做砸了，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再做下去，如何再次面对陈教授和彭工。我到现在也无法解释我当时的倔强，可能真是缘分-----没有那次坚持，就没有后来我在琅日所经历的一切。
开机的时候我大气都不敢出，我的眼睛盯着发泡机的出胶口，似乎什么都看不清楚。脑海里一片空白，心里一直在默念“世事我曾抗争，成败不必在我，我尽力就好”，直到他们欢呼声起我才敢认真看看现场，也才看清现场，所有的情绪才恢复正常-----当时并没有喜悦，只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然后看到工人们不慌不忙地进行下一步，也正常。过了红外凝胶，也不错，出了烘箱，比预期的结果好多了。因为有前两次的失败，这次工人们也没当回事，连色浆都没有配，所以不能做成品，看到效果不错就停机了，实验完满成功-----我当时也是这么以为的，谁知后来还有那么多难缠的麻烦。开机时间太短，后面一个严重的生产效率问题还没来得及暴露，邓总似乎也特别开心，所以陈教授信心满满地等着收钱。
回校的路上陈教授一路哼着歌，情绪大好，特地绕道去番禺一家比较有特色的餐馆吃饭，花了170多元，往常我们三人在东莞庄酒楼吃一餐差不多就50元左右。还有，陈教授还带我开了另一种眼界------就是带我去洗脚。在这之前，我总认为洗脚屋是风月场所，不是正经人去的地方，偶尔从洗脚屋门前经过，总是好奇地扫上一眼，赶紧快步离开，好像做贼一样。他和彭工在车上用粤语的对话------我不学粤语，听也听不大明白，所以他们想说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时就讲粤语------让我更好奇，又害怕。彭工问陈教授“他是你学生，带他去洗脚屋合适吗？”“他小孩都几岁了，有什么不合适。”我听了就更想去见识见识，反正陈教授不会带我去违法乱纪，这点底线他还是有的。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他们走进了一家洗脚屋，原来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发现这一行业不过就是一种服务业而已。只是程序和环境上有些让人想入非非，其实洗脚还是很舒服的，确实能缓解身体疲劳。但是初次涉足，觉得很不自在，好像有欺负洗脚妹一样。
后面还有三天就赶上学校放暑假，陈教授第二天专门带我去了另一家稍好的馆子为我饯行，让我开开心心地回家过暑假，剩下的扫尾工作他和彭工就够了-----每次实验的配方我都按日期清清楚楚地记在本子上，当然留下这个本子给陈教授。我也是心花怒放地回了家，带着成功后的得意和见世面后的开心，还有，陈教授给了我1000元作为奖励-----我觉得很值，不是为钱，而是获得了陈教授的尊重。他带我去洗脚已经表明他之前称我为兄弟落到了实处，点菜的时候也特意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面子上的满足感比金钱更让我开心-----有类似争宠的意味。所谓的竞争，只要存在两个人以上的组合就免不了有竞争，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只不过各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人比较大度，有人比较敏感-----我就是属于比较敏感那一类。性格这东西好像是天生的，敏感的人群很容易被快乐感动，也非常容易感受到冒犯，可以肯定，敏感人群的烦恼会多得多。
暑假的前期过得很平静，电话声都没有一次，毕竟我的联系人不多。离开学约莫还有三个星期的一天上午，陈教授的电话突然来了，在电话里他直接跟我说，快点返校，他和彭工招架不住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走的时候不是基本搞好了吗，钱都应该收齐了才对呀，怎么又说顶不住了？我带着疑问匆匆赶回学校，原来公司为了确认中试结果，让陈教授再重复做一次，可他们俩连配胶都没有成功过，更别说上机了。了解过情况后才知道，彭工在我们第三次中试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导致配胶失败。彭工的改动就是将白炭黑预先用碱处理后再加入天然胶乳中，他的想法似乎没有错，因为天然胶乳本身是加氨保存的，体系呈碱性，加入碱性的白炭黑应该更安全。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发现在配胶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凝胶，导致在配胶的时候实验就失败了。彭工也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他认为他的做法没有错，重复几次之后，结果尽管是一样的糟糕，他却拒绝倒回去。
第三次中试时，我也是用的白炭黑做增稠剂，只不过我是直接加入，没有用碱预处理过，所以我提出白炭黑不能用碱预处理。彭工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他原是广州橡胶六厂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又和陈教授是朋友。陈教授以前也没有从事过胶乳研究，所以很依赖彭工，彭工的理由是，直接加白炭黑（白炭黑很轻）很容易漫天飞，工人不愿意操作；用碱处理后是团状，容易加，且体系都为碱性，不可能有冲突。很显然，彭工的理由很充足-----彭工拒绝倒回去，陈教授总不能抛开彭工，自己指挥工人就按第三次中试重复-----那样他就和彭工闹翻了，还有，让陈教授在漫天飞舞的白炭黑粉尘指挥工人做这做那，他也做不到-----自己受不了，工人也受不了，将来也不可能长期生产。彭工做出的改动理由充分，改动程度又不大，乍一看还是向好处改的，陈教授肯定是支持的，所以当我提出否定意见时，陈教授用充满疑惑的眼神看我就好理解了。我知道我无法用语言说服陈教授和彭工，只能通过实验来证明。我明白我是正确的，彭工用的是5%的氢氧化钾处理白炭黑，会有一部分白炭黑反应生成硅酸钾，而硅酸钾在碱性较弱时会水解出原硅酸，原硅酸的吸附能力极强，导致胶乳的稳定剂大量被原硅酸吸附而凝胶-----我的化学功底比他们都扎实，我是学化学出身的，这个化学反应我一想就能明白。我将白炭黑直接加入未经任何处理的天然胶乳中时，体系的碱性没有那么强，白炭黑不会发生反应，也就不会凝胶；但是我将用碱处理过的白炭黑直接加入未经任何处理的天然胶乳中，立即有大量凝胶生成，排除了其他配合剂的干扰，他们俩才信服我的说法-----“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不足为傲。
白炭黑容易漫天飞，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我们试用了很多种类的增稠剂，倒是能做出正常的产品，可是出现了一个困扰了我们两年多的问题，那就是塞机。也就是开机约30分钟左右，发泡机的发泡头由于凝胶过多而堵塞，不得不停机清洗，生产效率大大降低，而且对设备的磨损也很严重。而同时广州坚红配制的胶水可以坚持2小时以上，并且还在不断延长。我们当时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想当然的认为是那些大分子的增稠剂导致塞机，那是一种盲目夸大假设，尽管大分子增稠剂分子量高达数万或者数十万，但都没有可能大到像线一样会缠绕发泡头导致塞机。很多时候的困难，其实都是自己夸大了事实而导致困难升级。在错误的道路再奔忙，永远都不可能取得正确的结果。特别是跟一个固执的、且能说会道的人在一起共事，而你又不具备决策权时，你必须绕的弯路就不会少。
大多数时候，人们没有选择搭档的自由，和不对脾气的人在一起共事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此人资历、地位比你高的时候，如何相处很考验耐力和智慧。任性、负气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唯有变得比他强大，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更多的耐心。倔强的人不可以只是争论，无论为了面子还是别的原因，争论只会让对方更加固执己见。一旦认定了的事，谁都不愿意轻易回头，当我们是那个倔强的人的时候，我们一样只接受事实带给我们的打击。我后来也跟彭工一样，在PVC糊中用DINP替代DOP的时候，也是振振有词地强调，别家也使用DINP-----跟彭工当年的德性是一样的，最终我还是换回去了，事实是能够打倒倔强的。没有主见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太过倔强也是要碰头的，如何把握中间的尺度，我认为多付出才是唯一办法，比如我调试PVC糊的时候，多做对比实验就很容易做出选择。开放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多的时候是放不下架子，接受别人的建议并不等于认输，哪怕别人是错的，自己再亲自确认一遍也不过多少少劳动而已。即使绕弯路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收获，大可不必夸大到水火不容。
为这个塞机问题我们进行了很多次实验，前几次邓总还来现场观看，久而久之，他就悄然消失了。更有甚者，调拨给我们使用的工人也出现怠慢的情况，更别说硫化线上的工人，他们是计件的，我们的实验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冷嘲热讽此起彼伏。有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陈教授安排那个调拨给我们的工人去仓库领原料，那小子竟然对我们说“要去你们去，我懒得给你们跑腿”。我听了这话非常气愤，你一个小工人如此无礼，陈教授好歹是个大学教授，而且还是另一家公司的老板之一，每次对你还客客气气，你算什么东西？彭工面无表情坐着不动，陈教授二话没说，自己推着小车准备出去，我立即跑上前去接住，和他一起去仓库。陈教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什么是面子，面子是自己挣来的，做不成功，连小工人都瞧不起你。中国大把这种自己没本事，还具有盲目优越感的人，不必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影响自己心情-----正能量是很难得的，陈教授这次极富正能量的行为对我日后的生活态度有着极大的影响，是我能坚持往对的方向努力的动力。还有一次也比较受伤，在配胶过程中，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坐在几把烂椅子上等待。其中有张凳子烂得实在不成话，陈教授就对邓总说，这张凳子坐着不舒服。邓总似笑非笑地说，我办公室的那种椅子倒是很舒服，要不要搬过来，呛得陈教授脸都红了。想当初，我们实验刚成功时，从老板到管理层，对我们是多么客气呀！消息不对等更容易自我膨胀，邓总所不知道的是，陈教授不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一家产值过亿公司的老总和创办人之一，有着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邓总只是高级打工仔而已。但是，陈教授的涵养极好，他居然没有说出任何负气的话，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什么是“顾客就是上帝”。
2004年国庆节前，邓总、尤总还有林总，特意跑到广州，请我们三个到一家比较大的馆子吃饭，还给我们每人都准备了月饼和酒等礼品。才隔了几个月，我们的待遇就急转直下，如此不受人待见。为什么说中国的科技徒有其表，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国人太想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了，急于求成的结果是没有耐心容忍失败。殊不知，研发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多少人穷毕生之力都无法走出失败的阴影。我曾经问陈教授，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么办，陈教授说“还能怎么办，退人家钱呗！”，本课题经费原定15万，已经收了公司10万元。我觉得陈教授更在乎的是面子，那点钱在他眼里不算什么。口香糖式的关系到处都是，初始甜蜜蜜，久之味同嚼蜡。事实上，处于寡淡无味中的关系并不能像口香糖一样一吐了之，该负什么责任还得负什么责任，关键就在一个“熬”字，还不能是消极等待式的熬，否则很快就没得熬了。也只有责任感是维持平淡的唯一方法，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姻，一个人一辈子又能进行几次分合呢？而且越频繁的分合甜淡转换得越快，因为感觉的耐受性是逐次提高的。
从那次白炭黑事件后，陈教授依赖我的地方慢慢多了起来，尽管彭工仍然全程参与，他不再坚持他的看法了。后来还发生一件事，让陈教授对彭工有些不满。2005年初春，陈教授对彭工说你“垫付的发票什么的拿过来报销。”实验药品95%以上都是我拿陈教授的钱买的，只有一次实验是彭工带我来，他也只出了车费不过百多元，而他随后拿给陈教授的发票有厚厚两叠，据他自己说有两万多。陈教授没再说什么，随后一路是从没见过的沉闷。我不知道陈教授后面有没有照付，但我知道陈教授很不满，后面还和他来往，但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课题那么难，而且还很费钱，陈教授本身很能精打细算，比如我们自购的实验药品都开了琅日的发票，走公司财务报销了。但是我们每次到公司做实验要烧汽油，要吃饭，学校要提管理费，还有其他花费，收到的10万经费早就捉襟见肘了，彭工拿出的两万多的发票可想而知陈教授有多为难。陈教授为人慷慨，但还没到无私的境地。
彭工这个人为人不怎么地道，但还是有两把刷子。他自己说他曾经设计过一个厚达一米的橡胶减振垫的配方，包括我们常走的三洪奇大桥下的减振垫也是他设计的。这个我很佩服，教材上是不会告诉你这种特殊制件怎么做，其难度之高是无法想象的，橡胶在硫化时传热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厚制品硫化的最大障碍是同步硫化，我们怎么加热都是外面先到温度，如果外面先硫化后就会将里面的气泡封住形成次品，配方设计必须考虑硫化速度梯度，这个就必须依赖经验。他从橡胶六厂离职后（他以前就是陈教授的手下），就帮人做这种钓鱼生意为生，包括我们的胶乳项目。他对我的影响有两处，一是关于大学教育，他说他开厂的朋友宁愿花四倍的价钱聘请一个香港大学生，而不愿低价要一个内地大学生。他说香港的大学生会主动找事做，不需要有人指挥和安排；而内地大学生得时时有人交代他干什么，怎么做。我初听这话很不受用，但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我们填鸭式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就是这么一类人。所以我记住了，以后在那儿做事都要积极主动，不要怕做多错多。另外一件事对我影响也很大，有次聊天我问道“为什么在香港有人会压上身家性命都要赌一把？”这事是我在回家路上听说的，有个在赌船上做事的女孩说看到有人在赌输之后直接跳海。彭工的回答是“又没有本事，又想发财，那就赌一把了！”我非常赞成这个说法，没有本事的人才寄希望于赌博发财，从此以后，我连斗地主都不玩了。后来陈教授患病之后，直到他去世，彭工再没找过陈教授；在公司将项目款项付完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彭工。像彭工这样的人，凭一技之长自由职业，也是社会一大进步，和他短暂的交往也让我得益不少。
2005年春我面临着毕业找工作，那时我一心想进高校。现实情况是研究生文凭已经大幅贬值，尽管我在校期间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毕业条件一篇即够，也获得了学校优秀研究生二等奖，直到5月底，我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跑招聘会，而且我自认为牛气冲天，只准备了不到十份简历，以为自己的条件随便往哪一扔，就马上有回应；还有一个原因是，寒假回家的时候，手机被人偷了，投出去的简历上的联系电话都是那部手机的号码。随后的唯一的一次面试机会来自北京理工珠海学院，然后我就签约该校，准备帮助筹建化工系。找工作这事就跟找对象一样，对自己的评价和对对方的期望都有些脱离实际，特别是对自己，往往是不值自己估的那个价。但是不等于贬低自己就容易一些，“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特别是第一分工作，可能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决定。
陈教授为了笼络我干活，每次去琅日实验完都带我们去下馆子、洗脚，后来发展到洗桑拿和去KTV。第一次洗桑拿时，等我进了小房间，我以为是按摩什么的，而进来的女人坐在床沿迟迟没有动静，我问她在等什么，她说等我做。我再问她做什么，她说做那个，吓得我魂飞魄散，立马打电话叫服务台换人。后来我跟陈教授说，再洗桑拿就去那些便宜的没有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地方去，毕竟洗桑拿又比洗脚舒服。去过一次KTV，那里面不仅消费高，而且不堪入目，以后再没去过。回想我的堕落史，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人物走向犯罪的，面对诱惑，你的警惕性是逐渐下降的，到后来什么都水到渠成了，我很庆幸我及时刹住了车。我本来一穷小子，还做过中学教师，而我差点就坠入深渊，想当初，我对洗脚妹还抱有同情心，后来竟能习以为常。人是善变的，特别是向下滑行时。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他永远不会怎样怎样，他是没有遇到特定的条件，人在向下的时候总觉得我只下探一点点不会有多少问题，但是多次以后，他自己一定会为他的境遇惊呼。一度因为吃低保在网上走红的人大女生，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她是怎样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向下的事情还是在一开始就拒绝的好，好奇心要用在正当的方向，一旦已经在下滑，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才能跳出泥潭。
当我签约北京理工珠海学院后，首先紧张的是陈教授，一年多来，他已经明白，这个胶乳的项目缺了我是不行的。于是陈教授跟我商量，要我充分利用暑假的时间，尽快将项目结束。他还许诺，项目完成后给我凑个将来买房的首付。我当然希望如此，陈教授待我有大恩，在分项目经费之前，他已经支付给我近万元，用于补助和报销往返车费-----研三的时候差不多每月都有800元左右的劳务费，让我能够顺利读完研究生。那时我小孩还小，老婆也没有上班，吃用都是以前的结余，眼看就要闹饥荒了，有了陈教授的帮助，我才不至于那么窘迫。再说，目前的状况我自己也是心有不甘，已经能够生产正常产品了，就是卡在生产效率上，哪怕逼我放弃我都不会答应。付出这种行为也是会上瘾的，付出的越多你越是不舍，比如说你更容易卖掉已经盈利的股票，而不是套牢的股票。
于是我假装入职琅日，因为我自己知道这只是过渡，根本没有跟公司商讨过待遇问题，公司暂定月薪5000元。我将老婆孩子从老家招来，一起住在公司的宿舍里，还有老婆的侄女，准备暑假结束后一起带回老家。那个暑假过得非常忙碌和充实，而且也很幸福，我们配制的胶水的塞机时间也提高到1小时左右，做出的产品也能凑合；不过广州胶也提高了塞机时间，我跟陈教授说，只有不断进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老板对我能入职公司也很高兴，一开始就请我们大吃一顿，完全不像陈教授请客，让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土豪。其实我也不大赞成铺张浪费，那一餐剩下的超过80%，还是觉得陈教授每次请我们吃饭的做法好些，不论是我们三个还是整个实验室十来人吃饭，基本都是既尽兴又无多少剩余。在一家大型企业，一开始就能接触到老板的机会是不多的，因为陈教授的关系，我才有这个机会。老板们是真心需要人才的，而管理层的算盘大多是抓抬轿子的人。
那个暑假我自己买了电脑，也给老婆买了新手机，因为我离校时将发放补助金的银行账户销户，得益于陈教授的支持，我有近两年没有从上面取钱了，所以结余有8000多元。我中午在公司行政饭堂吃午饭，晚饭和早餐与家人一起吃公司大饭堂，饭堂的伙食说不上有多糟糕，但确实不敢恭维，其实比我在学校要好，因为我很穷，一天的伙食费必须控制在8元以内。而11岁的侄女能够吃掉一个成年人的饭量，不能不让我猜测她这一年多跟她父母在东莞受了什么罪。还有一次让我很不是滋味，半夜里侄女的哭泣声将我吵醒，她还说过她爸曾让她吃馊饭。她爸妈去东莞也有些时日，情况怎样我们都不很清楚，只说经济危机，他们租房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回老家。我那时就有让她爸妈离开东莞的打算，这也是后来我让他们来琅日的主要原因。回想起那个暑假，我发现我自己已经显示出一些不好的苗头，比如花钱方面，一改往日精打细算，那台电脑根本不是当时必须购买的东西。如果可以选择，我再也不想过紧迫的日子，人们一旦不再紧迫，马上就会陷入慵懒，就像长途跋涉后需要休息一样。这样的休息会错过很多本该奋斗的时光，比如说读我大学的时候很窘迫，所以一上班就在那所中学待了7年，辜负了最有激情的青春年华。
遗憾的是，暑假结束时，塞机问题只是得到改善，却没有解决。因为有了足够的时间，那个暑假我做了很多调试，很多都是陈教授和彭工不在场做的。身份转换之后，工人和我的配合比以前好得多，除非有比较棘手的问题需要找邓总之外，大多数情况下，胶水和硫化直接对接，批量式的生产更显露了自产胶水的价值-----对我更有利的是，公司已经很清楚我在这个项目中是什么地位。去珠海报到的时间还是到了，当我和邓总说明情况时，不能从他脸上看出任何表示。于是我结了5700多的工资，准备赴珠海报到，答应陈教授星期六星期天继续来帮忙，所以结完工资后我的宿舍仍然保留。那是我第一次拿那么多的工资，之前我在中学时每月才1100多，还是分开发的。最多的时候是连过年费等在一起，也没有超过2000元的时候。老婆他们走的时候，我只留下不到1000元，剩余的钱全部叫老婆带回去了。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一离开应该让老板有些措手不及，因为随后他向陈教授追加15万元经费------他看到有成功的希望了，陈教授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了。我离开时他又请我们吃了顿饭，并表示如果我愿意回琅日，他随时欢迎-----应该是邓总向他汇报过，在这个项目中真正做事的是我。不要担心在团队中被埋没，时间和机会会显示每个人的价值，无论是好的团队还是坏的团队，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收获。我们的这个三人的团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团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根本无从出发，更别说成功了。
在8月底，公司安排采购的刘建伟一车把我和行李送往珠海报到。在珠海的第一个星期就让我有些不 痛快，到了之后才发现那所学校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出人，珠海市政府出地，北京泰跃房地产公司出钱，三方共建的一所不公不私的大学。学校实行人事托管，没有事业单位编制-----我一心想进高校，就是想保留我以前的编制，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而且来之前我仍然没有和校方谈条件，认为待遇是有规章制度的，不会对我例外。这是我非常糊涂的地方，找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居然在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下就和人家签约，要是一家传销组织，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我问过同期来的应届毕业生，工资才3000多，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学校老师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突出。有次科长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时，她正和别人聊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而我正忙于开学前学生学籍的造册工作，铃声响过几声后我见科长没有要接的意思，只好自己跑去接，结果还是找科长的，我恭恭敬敬地将电话递给她，她才慢条斯理地接过去。加之学校正在建设中，很多地方都看不顺眼，而且物价也很贵，比我在广工贵多了。很多时候的比较是不对称的，最常见的错误是双重标准，比如说更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和自己的优点。还有就是主观因素，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尊刘贬曹。再就是绝对值比较，比如后来我在德国总拿人家的物价换算成人民币来后比较，而不考虑人家的收入。要命的是，我们的很多决定就是在这些不对称的比较中做出的，时过境迁才发现问题所在。人们很难做到客观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尽可能多了解情况，和可信赖的朋友商量，特别不要带着情绪去比较。
星期五下午5点一下班，我如约要回琅日。学校离市区还有30分钟左右的车程，从珠海到顺德有90多公里的路程，在顺德大良汽车站下车后还要坐近40分钟的公交，加上等车时间，回到琅日宿舍时快晚上11点了，也没来得及吃晚饭------那趟行程真是耗费体力和精力，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就是有晚饭我也吃不下了。陈教授他们也于第二天即星期六来厂与我会合，我怀疑老板耍了个花招，就在那一天，老板支付了陈教授5万元现金，然后陈教授喜滋滋地分给我15000元，彭工15000元，他自己是老大，比我们稍多一点。我是高兴坏了，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而且是属于我的现金。晚上睡觉时我数了又数，几乎兴奋了一夜。我从珠海回来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一个包都没有，现金就装在裤兜里，鼓鼓囊囊一大包。星期天吃过午饭，我跟邓总说我下午回珠海，能不能跟老板谈一下------“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的诱惑力让我暂时丧失了思考能力。冷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有意外收获的时候。
在兴奋中我有了回琅日的想法，我耍了个花招，暑假时给我开的工资是5000/月，如果老板愿意给我加点，我就回琅日。前一个星期我对珠海印象不好，加之这次回琅日几乎是历经千辛万苦-----当时的感觉确实有些夸张，但不是真实的。现在有到手的现金，我心中的砝码在向琅日倾斜。我又向陈教授承诺过帮他把项目完成，往返跑实在太辛苦，我需要做出取舍-----有时候，一个人的好恶转换没有道理可讲，特别是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的决定很多都是不理智的-----悲哀的是，等我们看清楚后果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老板在中午时分就约我到办公室面谈，我跟他说我在珠海上班每周是5天，在琅日每周要上6天，工资能不能开到6000/月？老板爽快地告诉我，年薪定为85000元，并且送一套房。我没话可说了，只有答应，我在回珠海的路上都还没有回味过来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只有无尽的兴奋。这个工资水平怎样，我并不清楚，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让我感动的是，老板的答复超过了我的预期，他的诚意让我无法拒绝。
回到学校后，我向同来的两个同事说起我的事，他们极力支持我去琅日，那么好的条件去哪找？当我向学校人事处提出离职的时候，处长做了惯性挽留，她告诉我，学校在珠海市区团购住房，4000元/平方米，比市价便宜20%；学校也鼓励读博士等等，我都不为所动。当她说如果我离职，就要交违约金，协议上是5000元。要搁以往，这违约金肯定将我难住了，不想偏偏就在之前陈教授付给我的现金让我连这一点也不害怕了，只是问能不能少点。她让我去找校长，这个她做不了主，让我再等等，她将工资一并算过一起拿给校长批，多少能顶一点违约金。于是，她翻出我的档案，一项一列地算过后，告诉我每月实发工资税后是4960多元，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原来学校将我以前的工龄和职称都认账，跟应届毕业的研究生高了几个档次。那一瞬间我有些许后悔，凭直觉，我感觉到学校的日工资比琅日高，因为学校的休息时间多得多。随即我又想的是男子汉说话要算数，只好拿着工资条去找校长说情，校长说我的工作时间太短，别人还得重做，工资不能结，违约金可只付3000元。于是我从珠海离职，倒赔3000元，还白忙活了一个多星期。公司又派刘建伟将我和行李从珠海拉回琅日。我是公司第一个研究生，也是公司学历最高的人。
北京理工珠海学院是否更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我迅速入职琅日的决定太过草率确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很自然地为失去的东西加价，人生的路本来没有哪一条更好，但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对北京理工珠海学院做过更多的了解之后再做决定，而不是仅受金钱的诱惑和主观感受的影响------我完全可以坚持跑上半年再说。缘分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可以用来搪塞一切无法解释的过去，或者是懒惰的过去给现在带来的影响。人们在做重要决定时，一叶障目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别人的劝慰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