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陈亢问于伯鱼：“子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妫姓陈氏，字子禽，名亢（音杭）小孔子40岁，春秋末年陈国人，陈国君主陈胡公第二十世孙。齐大夫陈子车的弟弟、在孔子77位弟子中名列第68位。
陈亢曾做过单父邑宰。陈亢为宰时，施德政于民，颇受后人好评。其兄死，反对家人殉葬。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宋真宗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陈亢同时被赠封为“南顿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陈亢被陪祀于孔庙。
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把陈亢列为孔子弟子。《论语》中有三处出现陈亢的名字，两次是和子贡的对话，一次和伯鱼的对话。没有和孔子的对话，所以有人认为陈亢可能是子贡的学生。
伯鱼：即孔鲤，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出生时，正好是鲁昭公登基十周年大典，大典结束后，在季府做事的孔子分到了一只鲤鱼。孔子感到非常荣幸，所以把儿子取名为“鲤”。
身为圣人之子，孔鲤没有什么建树，孔子曾亲自说孔鲤“无才”。能够载入史册的只有宋徽宗曾封他一个“泗水侯”。孔家的后人称他侯的不多，多因孔子而尊他“二世祖”。
孔鲤先孔子三年而亡，孔鲤之妻于夫死后改嫁。孔鲤尊礼守纪，胸襟豁达，留下了“孔鲤过庭”的典故，“伯鱼”一词也被后世用作对别人儿子的美称。
孔鲤有个儿子叫孔伋，字子思，是孔子之后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三字经》上说：“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子思勤奋好学，年幼时，看到孔子仰天长叹，便问祖父为何长叹，孔子说，你小孩子懂什么，子思说：“我常听您说，父亲砍柴，做儿子的担负不了，就是不肖，我常常担心自己成为这样的不肖子孙”。孔子听了这话，欣慰地笑了：“孔家后继有人了。”
子思在元代被封为“沂国述圣公”，孔门后人尊其为三世祖。
异：象形字，甲骨文就像一个人往头上戴帽子。本义为奇特、奇异、奇怪；引申义有不同的、其他、别的等。异字本像手持一物往头上戴的形状。
“异（异体）”是“戴”字的初文。“异（异体）”与“戴”本为一字，后来分化，义各有当，成为形、音、义各不相同的两个字。
异闻就是“听到不同的教诲”。
趋：形声。从走，芻（chu）声，后简化为从走从刍。本义：快步走。如《礼记·王藻》：“走而不趋”。趋也指行走，如《古乐府·陌上桑》：“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趋也有“追赶、追求”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背本而趋末”。
趋也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小步快走，表示恭敬。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本文的“趋”即此意。
无以言：无法正确、很好地表达。
立：立身做事，即立足于社会。
远：“远”一般被认为是形声字，左部为“袁”，作声旁，表示读音。右部为“彳（chi）”，作形旁，表示与行动有关（距离远就要走很久）。后演变成从辶（chuò）袁声。远本义为遥远，距离长。
远又引申为时间的久远，意义的深远，关系的疏远，志向的高远，地理的边远等。还可指多，差距大。又用作动词，指离开、远离，再引申有违背等意义。
有人认为“袁”有表意的作用，古代的“袁”字是个形声字，下半部分的“衣”字是形符，本义指衣服特别长的样子。正因为“袁”有长的意思，而“远”也有距离长的意思，所以“远”字用“袁”作声符并会意。
本文的“远”指不偏袒、不徇私。不能理解为远离、不亲近等。
全文理解为：
陈亢问伯鱼：“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过不同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走过时，父亲说：‘学《诗经》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不学《诗经》就不会讲话啊！'我便退下来学《诗经》。另一天，父亲又独立院中，我又快步走过时，父亲问：‘学《周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不学《周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啊！'我便退下来学《周礼》。只听到过这两次教诲。”陈亢高兴地说：“我问一个问题，却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学《诗经》的道理和学《周礼》的道理，还听到了君子不偏袒自己儿子的事情。”
陈亢原以为孔子会为自己的儿子特别照顾，为其“开小灶”。没想到孔鲤非常坦率地说，单独教育儿子只有两次，而且说的都是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的话。
孔子非常重视《诗》和《礼》的学习。他还跟孔鲤说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意为人如果不学《诗经》里的《周南》和《召南》两篇文章，就如“面壁而立”，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还寸步难行。
孔子在本文并未出场，但从孔鲤的叙述中侧面刻画了这位教育家的无私形象。
孔子认为，作为父亲，在大原则上，尤其是教育、为政等方面，不能有私心、偏袒子女，人们说的“释迦不以罗睺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孔子不以伯鱼传。”就是这个道理。
培养子女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人格、思想、独立能力，给子女太多庇护，只会助长他的惰性，扼杀他的创造力。古人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可见，成长环境太安逸，不利于人的成才。
林则徐曾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就给子女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精神。《三字经》有言：“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后人崇尚“诗礼传家 ”或者“耕读传家”就是这个道理。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个体，作为子女，不能依赖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父母再有学问、再有能力都是父母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人，一定要靠自己！
近代教育之父张伯苓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凌，许多仁人志士在探求改革之路，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新学”。
最早的新式学堂就是“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由恭亲王奕訢和文祥于1861年1月奏请开办，并于1862年8月24号正式开办，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以外国人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属总理事务衙门。
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三十年。
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1872年，中国派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清政府开始接受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文化，遗憾的是，由于受到保守派的干扰，留学生计划没有一直坚持下去。
同时期的日本也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并一直坚持下去，很快，中日差距开始拉开，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见了分晓。
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救国”的思潮不断蔓延，可以彪炳史册的“南开”一词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南开”的创办人是被称为近代教育第一人的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
张伯苓早年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堂里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学成后就去了海军工作。
甲午战争战败后，张伯苓随舰队前往山东办理交接手续。他亲眼目睹了在威海卫发生的“国帜三易”，从日本的太阳旗到中国的黄龙旗，再到最后的英国米字旗。
就是因为这丧权辱国的一幕，使得张伯苓顿悟，呆在海军里是没办法报国，于是这才从海军离职，回家乡在自己的家馆里执教。
1903年，张伯苓在暑假的这段期间曾经出海东渡，到达日本时，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于是呆在日本四个月，悉心考察。
他发现日本人对教育十分的重视，而且他们的办学规模和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这一点令张伯苓深受启发。
于是回国后，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这个学堂自开办以来，取得了十分好的成效，于是张伯苓更加意识到创办高等教育学校的重要性。
在1918年，张伯苓与好友严修、范静生一起远赴美国考察。他们一起踏遍了美国各地，考察了许许多多的私立大学，研究他们学校的组织和教育方针的实施。
年末，张伯苓考察完回国，不久后便筹集经费，创办了南开大学。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在兴建和完善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1936年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教师要以身作则。他曾教育一个学生不该抽烟，当学生反问他为何还抽烟时，他沉思片刻后，当场把烟枪砸烂，发誓从此戒烟。学校的风气立马焕然一新。
2，重视美育教育。张伯苓是我国引进西方戏剧的第一人，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
另外，音乐和美术的教育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3，重视体育教育。张伯苓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4，重视环境教育。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5，重视公能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张伯苓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张伯苓在每年的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被称为“爱国三问”。
张伯苓有个儿子加入民国空军时，明知这是个非常高危的兵种，但张伯苓非常支持，当得知儿子在一次和日本人空战中壮烈牺牲时，他竟然说了三个字：“死得好”！
在张伯苓眼里，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是值得骄傲地，是荣幸地。
正是有这样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南开大学出了两个总理（周恩来和温家宝），还出了陶铸、曹寓等伟大人物。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