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乔治 乌杜，曾任摩根斯坦利董事总经理、纽约证券交易所集团副总裁。他认为，今天的金融家已经背叛了金融，金融已经背叛了经济，全球经济的动荡金融家和央行罪责难逃，未来金融业绝不能由金融家来操控。作者还对央行洞察力、债务、次贷、制造金融神秘性、货币幻觉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洞察，从而提出了新金融监管的方向。这些都在其著作《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中都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分析。本文整理自该书，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十周年之际，经东方出版社授权特别发布此文。
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事到如今，我们大概不禁要问：我们是怎么落得如此田地的？为什么区区几百个金融机构的高管可以将全球经济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他们是怎么把金融变成了一场轮盘赌局的？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在将来避免重蹈覆辙呢？
一、金融家背叛了金融
当下，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已是毋庸置疑，为了追求自身薪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早已与自己的核心业务渐行渐远。多数金融机构都因涉足自营交易而充斥着大量投机泡沫。危机后颁布的“沃尔克规则”（由保罗·沃尔克提出，在奥巴马任期的 2010年公布，以禁止银行自营交易业务为主要内容的监管规则），对这种风险进行了限制，但欧洲并不在其管制之列。至于亚洲，多数国家至今仍允许自营交易。危机情景之下，世界各地的关注者错愕不已地发现，美国自诩“令全世界都为之羡慕的市场”和“全球最佳的监管制度”（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语）原来只是一个泥足的巨人；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个“纸老虎”。美国市场曾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神话。现如今，这一切都因其领导人的贪婪自大，因其对自身监管制度的骄矜自得、盲目自信而土崩瓦解。
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这些不请自来，突兀进入公众视线的金融家们。这些人肆无忌惮的行为让所有人都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们本应安分守己，低调行事，而不是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们本应谨言慎行，小心操持业务，而不是惹 下弥天大祸后跑到政府那里搬救兵，甚至被美国国会当成罪犯看待。2010年 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坦承，银行家如今已和恐怖分子没什么两样了。
即使在八年后，金融的公信力仍旧不曾恢复。我在此要强调的是，如果金融家们仅仅是被动“遵守规定”而在行为本质上依然故我，那他们就不足以担负起他人财产托管者的职责，也就无法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各种救助金融业的纾困措施为何会令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场自 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崩盘中，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也并不能置身事外。
二、金融业背叛了经济
由于金融家们的背叛，金融业也背离了经济。金融自身成为了目的，而不再关乎其理应发挥的社会与经济作用。更有甚者，金融家们已经全然不记得，这个行业的全称是“金融服务业”。实际上，他们保留了“金融”两字，却将“服务”抛诸脑后。在行业各个层面，情况皆是如此。其结果便是经济自身也被迫坐到了轮盘赌桌前。现行的制度使得经济轻易被金融所绑架，正因如此，奥巴马总统在 2010年1月 27日国情咨文演讲时才会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让那些包括募集存款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引发危及整体经济的风险。”
此次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在金融业内部产生，并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家所引发。但也是美国行政和监管部门的放任政策使危机成为可能，这些经济巨轮的掌舵者未能发现迎面而来的冰山，也未能对这场席卷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大海啸有所预见。
先前的危机往往因具体问题而爆发：“日本梦”的破灭、拉美国家的负债、油价的上涨、亚洲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巴西和俄罗斯遭到的波及，以及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等，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这种事不关己的情况，金融家们自可以置身事外，指手画脚。但这次，多数金融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误”或“不可接受的不良行为”（具体属哪一种取决于他们的诚信度）。当然，也有些人声称自己无辜，但信者寥寥。对于他们的过失，往轻了说，是粗心的魔法学徒所引发的“内爆”；往重了讲，那就是白领罪犯的监守自盗。所有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都表现出各种表里不一、贪得无厌和业务不透明，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无独有偶，2015年发生在中国的融资融券危机，也源于资本市场的越轨行为。其结果造成股市在数个月内暴涨 150%，然后在数周内暴跌40%。
此次危机，首先当然归咎于金融机构自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银行业是大头，其他机构也一样有份。要说始作俑者，各大金融企业的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中有些人破了财，丢了饭碗，但也有的依旧在位。一些危机中的主要角色甚至开始陆续回到金融机构的高位，就好像他们压根不用为先前的失职负责一样。
2009年，仅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数月之后，各银行就报收巨额利润，并大肆分发奖金。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美联储大力度低息补贴政策的市场环境下催生的银行自营行为。
目前的监管措施通过限制这种银行内投机交易来最终改变行业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不要忘了，以往的每一次危机也一样是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因此，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服从监管，更应躬身自省，对其将来发展方向，对其基本的行业原则，乃至其所秉持的价值标准，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三、央行为何没能洞见危机？
央行掌握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却为何没能预见到金融界这艘“泰坦尼克”巨轮撞上冰山呢？他们既没有预料到这次风险的猛烈程度，也对其全局性缺少预判。这个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但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就不能对此有所回避。我估计围绕此问题的争论仍不会公之于众，但即便如此，央行恐怕终究也要放弃极度保密性原则，转而变得更为透明和审慎。
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将政治家划分为不同的阵营。本 ·伯南克在其前副手，现财政部部长蒂姆 ·盖特纳的力推下连任了美联储主席，并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对于这样一位对迎面而来的冰山视而不见的船长，教人怎么去信任他的视力呢？对于央行行长而言，似乎还没实行问责制。2010年底美联储注资 7000亿美元［即“第二次量化宽松”（QE2）］时，伯南克的判断就曾引起质疑。
视线再回到 2007年，当时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可伯南克却还声称：“让对冲基金业务透明化以允许政府监控其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是不必要的。”而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在 2004年还曾抨击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 SEC），因为后者试图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他在 2005年拒绝实行布什政府提出的对冲基金监管办法，并称对冲基金将来日子并不好过，不该管得太严。
说到此处而不得不提的是，格林斯潘自己现在就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这家基金总资产达 280亿美元，以其创始人约翰·保尔森命名。这位保尔森也不是无名之辈，正是他的基金在2007年大肆做空抵押债券，套现 30亿美元，并引发了次级债的大跌。迈克尔 ·刘易斯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将这段故事演绎得最为引人入胜，如果我们采信书中的推论，那能做出这种事的恐怕只有天才了。
量化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纷纷膨胀，其中以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为最。
四、过度负债之殇
所有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债务的滥用不受任何审慎风险管理的约束。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债务的累积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过，滚雪球效应会使这一过程突然加速。于是乎，当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就此争论不休时，美国经济早已深陷债务之中不能自拔了。多数情况下，本用于避免债务激增的制衡手段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众多其他国际机构与各国央行应该能够察觉到日益增加的市场担忧情绪，且可获得各种复杂的统计数据。它们本应对全球债务的增长进行定期追踪，就算不是每日更新，至少也该是每月进行一次，可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试图声称自己也被蒙在鼓里的辩词都是苍白无力的。央行明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膨胀；私募股权投资者在三个层面上都有负债；而对冲基金本身就是靠债务维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更是因其掩盖数百亿美元金融衍生品的做法而臭名昭著。我们本不该忽略债务激增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实际情况是，业内人士对此不是目光短浅，就是拒不承认。
200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于金融家们矢口否认存在任何严重风险的自负态度，与会者中仅有少数人表示了怀疑态度。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 ·鲁比尼教授在一次金融机构举办的午餐会上已指出，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达到 50份债务对应1份股本这一难以维系的高度。也就是说，每 1美元的股本，美国需要借进 50美元债务。即使实际情况只有这个水平的一半，也足够让人忧心忡忡了。就在他说出此番话的几个月后，次贷危机爆发。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股本”。当一个家庭购买车辆或住房，他们会自行选择用于购买的借款和存款数量。不是借来的那部分钱就是他们的自有资金或股本。这个例子中不言自明的含义是，我们决定自己所持的股本水平。讽刺的是，在 2008年前，美国人的储蓄率基本为 0。危机之后，“学乖了”的美国人也只是把这个数字提升到 5%。中国人和印度人将年收入的 1/3存起来，欧洲人则为 1/6，而美国人的却是一个醒目的“0”。有人说，亚洲人存款更多是要应对不确定性，这自然没错。然而问题是，在美国，我们为了“鼓励”消费者花钱，用信用卡透支，乃至购买那些其本无力购置的资产，简直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我要说，和那些政府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正相反，花钱消费绝不是爱国的表现。
金融机构进行的是典型的高杠杆操作，有关规定设置了最低资本限额，当资本量低于此限额时，机构要么抛售股本，要么增加资金。2004年，对投行活动施加的资本限额被布什政府取消，从而令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膨胀。那些支持乃至批准此项改革者，可以说对金融危机负有直接责任。
在 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在这场争论中用了一个比喻：如今的体系就像一艘“宇宙飞船”。每个层面的资金都很充裕，但也脆弱，且没有储备金。在某些层面上，我们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数据来评估其易损性。于是，外表堂皇的金融体系，其实在每个层面都累积了脆弱性。而且，由于这是一艘“宇宙飞船”，即使是某个层面上最小的失衡也会对其相邻层面带来威胁，后者又将其逐级传递给其他层面。简而言之，宇宙飞船中某一层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变化，都会威胁到整个飞船系统：这就是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或系统性风险。
在各层面中，最为脆弱敏感的环节便是抵押信贷市场。出问题的根本也可能是任何其他层面。2007年 1月，体系风险水平无疑已达到了足以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程度：当时系统性风险已经显现，但直至 2008年 9月雷曼兄弟破产几周后，官方才对此予以承认。只是到那时，一切为时已晚。
在中国股市 2015年的过度杠杆借贷风潮中，情况如出一辙。事实早已俱在，但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却迟迟未能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金融高管及监管部门之所以对危机征兆视而不见，是基于一个基本假设：既然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那抵押债务的增长又有什么可担心的？换句话说，我借得越多，就富得越快。
五、次债骗局
所谓“次级贷款”，就是提供给那些被认为信用较差的家庭的抵押贷款。你可能会认为，对这种贷款的发展趋势会有一种自然的限制因素，因为这些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有限，所以也就不会大笔借入贷款。然而，次级贷款在这一点上却耍了点“小花招”。为鼓励借款人借入抵押债务，贷款方会在头两年给出较为“有吸引力”的还款利率，而在此之后，利率则转为较苛刻。因此，他们其实早就知道，抵押贷款借款人迟早会戳破这个泡泡，且时间就在两年后。但他们相信房价会始终上涨，因此不成问题。
只要房价上涨，银行就会建议贷款人增加借款，获取个人资产贷款，从而使其进行更多支出和消费。一句话，他们鼓励家庭以超出其支付能力的方式“过上好日子”。美国全部人口中约有10%在过去 10年中以这种方式进行借款并得到了房子。这一百分比正好与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止赎”比例相当。
借贷方随后找到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消除其承担风险的万全之策。他们发行以按揭贷款为抵押的债券。在这笔勾当中，热情主动地为这些承付债券提供最高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一个合谋者。于是风险通过债券化分摊给了市场，借贷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业内人士其实都知道，或本该知道，低利率并不会持续多久。估计相关风险并不困难，只要通过构建对应模型，根据不同的情境对按揭利率加以演算即可（好吧，我承认这也挺复杂的）。只要有人做过测试，那么根据这个模型，那些申请次级贷款的家庭将势必因还不起债陷入困境。可实际上，恰恰是那些做过相关测试和研究的家伙，把次级贷当成了筹码赌注。正因为此，我们中的一些清醒者虽试图质问政府：经济各行业的债务水平如何，如果利率升高，会发生什么，但均属徒劳无功。
这就是症结所在：至少某些国家和机构已经做过此类测试了。然而，由于金融领导阶层中洋溢的盲目乐观氛围，使那些应对风险管理负责者闭目塞听，对测试结果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些银行的 CEO抱怨这些严谨的测试结果太过负面，并干脆把他们自己的风险管理规程给否定了。
当然也有人真正明白这些债券不过是空中楼阁，其所谓支撑物不过是些在 2005年借出，并将在 2007年爆发的次级贷款而已。这样的投资人早已开始逐步做空这些债券，并笑到了最后。这一切的始末，在迈克尔 ·刘易斯所著的《大空头》中，有着极为精彩的呈现。
从 2007年 3月到 2008年 9月，这宝贵的整整 18个月被我们浪费。整个系统的崩溃本可得以避免。政府官员、证交所、股东、监管机构、央行乃至财政部长都一厢情愿地以为危机状况会自行改善。2007年 6月，在某家大型美国银行的午餐会上，其首席策略官还向他的个人客户大拍胸脯，称次贷问题已经得到控制，不再对市场构成威胁。这种对现实的否认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其会造成盲从，并排斥不同角度的思考。当某个人不再听从劝告，那他也就快大祸临头了。
摆脱了“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是美国在 1929年大萧条后进行的立法，内容是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这一法案中的相关规定在1999年被新生效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消) 中投资银行活动与商业银行活动相分离这一规定的掣肘后，金融机构开始疯狂膨胀。而小布什政府拒绝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家施加任何形式的额外监管，在其推波助澜下，监管部门无所作为。即使是 SEC企图对对冲基金实行登记这一谨小慎微的尝试也在华盛顿高院的一场诉讼后无疾而终。至于欧洲，既没有相关法规，也缺乏制度框架，还得依靠美国的监管覆盖，并在出问题时……加以谴责。没错，仅仅是谴 责而已。
六、金融并不神秘
金融并非神话，可如今却被弄得神秘兮兮的。它将自己的真实面目掩藏在了繁冗复杂的数据所织成的厚重面纱之下。我们之所以要透过金融的芜杂表象对其追根溯源，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给这场危机找到几个替罪羊，而是发现体制中隐藏的那些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得以纠正的薄弱环节。我们须亡羊补牢，来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我本人受邀为法国主要大报《世界报》和《赫芬顿邮报》定期撰写专栏，这方面的经历让我明确认识到，金融并不为人所熟知：它不是高中或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仍然只是专家圈子里的高深话题。这些圈子里都有哪些人？财务主管、政策决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对此现状心满意足。
当危机到来时，这种对待金融的态度让我们徒呼奈何：在新闻头条里，鲜有对金融基本原理、其参与者、整体体系及滥用行为的报道。如果我们不想危机一幕再度上演，就有必要让公众了解金融的机制，能够获得此类信息，并领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最骇人听闻的，恐怕就是选战期间出于政治利益而出炉的经济和财政报告了。这意味着选民只能被动吞下几乎所有金融酿造的苦果。化用一句法国学生在 1968年 5月 1贴出的政治口号，就可以说“如果你对金融没兴趣（interest），金融就会对你收利息（interest）。”或者说得更诗意一些，就像 20世纪初法国作家爱德华·布尔特所说：“金钱就像女人，要留住她，就不能对她不闻不问，否则她就会找别人寻欢作乐。”这些话说得不错，毕竟金融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亲友乃至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安危均操于金融之手。而糟糕透顶的是，金融家们甚至已成功蛊惑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让他们相信关注金融并无用处，因为它太复杂了。其实这种复杂性是金融家们有意为之，甚至通常就是伪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确保客户对提供给他们的产品，要负担的债务或是自己使用的信用卡不会有太多让人“为难”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我将自己在法国《世界报》的专栏命名为“解密金融”的原因所在。
金融不是什么神话，而只是一场骗局。而且，只要我们不构建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真正透明诚信的管理，那这场骗局就会继续下去。金融的不透明，并不仅仅因其复杂性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玩家”不愿意让你了解金融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继续散播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谬论，并蒙蔽公众的视线。既然如今的危机让金融自己走到了前台，我们不妨趁此机会近距离地对其加以检验。不仅为了解其运作原理，也让我们不被它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能了解、预判以 及面对金融在他们生活之中所呈现的各种不同面貌。
而对于喜欢把金融妖魔化的读者，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金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团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既不谦卑，也不倨傲。如果它表现得确实有些傲慢，那也是因为它的角色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我们需要了解金融，是为了确保它的运行所遵循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金融家们应该认真严肃地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危机之后，金融还是回归默默无闻来得好，它并不适合抛头露面。但是，对于消费者和民众而言，却应该对金融机制有基本的了解，不如此，就无以实现真正的金融民主。
过去 10年中，我们见证了金融力量的肆虐，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透明度不足，使它在各个层面均横行无度。它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实施的策略绑架了整个经济。在此，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认知：金融是以服务经济为目的的行业。其本身并非目的。对于已大权在握的华尔街或金融城来说，这份谦卑可不是它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对金融的观点在金融中心和相关机构里是无人问津的。金融家们相信，金融本身就是目的，而客户只是工具。
2007年，美国公司利润有 1/3来自金融行业。换句话说，实体经济每挣 1美元，金融服务业就得 50美分。金融已成为经济的主导因素，而资本市场已如脱缰野马般失去控制。在愚蠢自负的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之下，资产证券化如洪水般席卷整个市场，进一步吹大了金融泡沫。
对金融详加查验，并不是对它加以刁难和苛责。金融有其富有魅力、迷人的一面。华尔街金融题材电影的成功正是这种魅力的体现。它永不止歇，总是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想象，点燃我们的激情，无论这激情是欲望还是欢乐，是憎恨还是愤怒。金融对待我们并不冷漠无情。它麾下的演员也许会上演疯狂的行为，但也有其自身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那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就难以整合。在这场华丽演出中，面对巨大舞台上那一幕幕大戏，我们观众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在混杂的怀疑与愤怒之中，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嫉妒。
七、金融不该创造奇迹
“货币幻觉”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概念。其最初由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并由欧文 ·费雪在 1928年进一步发展成熟。不过，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们恐怕都从未想到，货币幻觉的手法会发展到如今的地步。金融并不会创造奇迹，而且“如果情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多半因为它本就不是真的”——如果本书起码能让读者相信这点，那也算有所裨益了。阅读本书，兴许能避免一些错误投机所引发的灾难，在过去两年间，成千上万的家庭因这些灾难而被毁。而且，不管读者身居何种职位，我都希望本书能为他们带来启迪，让公众成为真正的公民，意识到政府也与金融神秘化的过程脱不了干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是一桩有益于民主的事。
我们再也不能让金融的缰绳仅操于金融家之手。在过去十年中，他们的傲慢自大和玩世不恭，早已令他们为了获取金融业的一己私利而背叛了其真正本职。金融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应已使我们对那些金融业者的道德感不抱任何幻想。说这话时，我并无意一棍子打死所有金融从业者。在金融行业中，也有许多有着强烈道德感，并尽职尽责为客户服务的人。实际上，他们才是行业中的大多数，可他们通常无权无势，并最终沦为他们上司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些从业者并未忘记，是金融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相反。但金融其实已渐渐脱离银行掌控。近十年中，在交易员的利益驱使下，银行已不再是顶级金融机构了。
八、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金融该如何监管？如何执行相关规则？如何防范未能遵守规则的情况，并加以惩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金融的核心；我们不仅要对现有的错误仔细勘察，而且还需明确那些用以纠正当前局势的应对措施。针对那些对银行心存疑虑者，银行加大了游说的力度。2010年，华尔街每天花在游说上的费用高达140万美元。这场去神秘化进程的对象不仅是金融价值体系，更是金融系统内部人士所应承担的职责。这一系统已向我们展示了其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且毫不顾忌他们自己的金融豪赌会对系统之外造成如何严重的破坏。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决不能放任自流。连被称为“奥马哈先知”的沃伦·巴菲特都说过，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从现在起，我们将面临的是重建金融体系的挑战。但除了采取明确的行动，我们也需要面对一场艰难的辩论。许多圈子里对这一辩论避之不及，其主题就是：对金融价值体系的探讨。如果我们拒绝面对这一道德命题并从中重获使命感，那金融业就势必要重蹈覆辙。金融决不能是既无信仰也不受法律约束的所谓自由人。
奥巴马总统的财务顾问及比尔·克林顿任期的前财务部长拉里·萨默斯在 2009年底于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道：“人类并不会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在制定规则时假定金融参与者了解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只是服从无意识的本能。”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却实在。
华尔街已经再次露出了贪婪本性，又开始对实体经济和消费者的需求充耳不闻。不要指望金融家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也许有些人能吃一堑长一智，但整个系统并未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追溯问题的根源，并决定如何构建并监管金融机构，以使其不触犯道德法则和自然法。
这个使命并不新鲜，且只要人类存在就永无终结之日。不过如果这次危机能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亡羊补牢，那也算犹未晚也。不过心怀希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理想，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当前的挑战是建立下一次危机来临前所需要的缓冲，接下来几年中，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巴塞尔协议Ⅲ”便以此为目的。但无论新架构如何，金融自身也会加以调整适应。它就好像阿米巴原虫，无论围绕其的架构如何，它都会延伸到各个空间角落；不管体制如何，它都自有手段途径来大发其财。所以我们根本不必为金融本身担心！
本次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对此怒火中烧也是情有可原。除了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我们还看到了金融家们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会怎样不择手段。任何一个担任公共或半公共职位者——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曾代表比利时政府推进私有化进程，也是一家公私合营公司及欧洲投资基金的领导，并在纽交所负责其自我监管——都经历过这场气氛紧张的角力，其一端是金融，另一端是经济和政治。多数情况下，金融都占据上风。
决不能容忍金融建立至高无上的霸权。这种权力本身便荒唐可笑，且与民主原则相悖。我们已经看到，金融无法实现自我监管。某些金融机构把整个体系当成了轮盘赌桌，还在上面输得倾家荡产，然后居然还有脸要求不受监管，简直是孰不可忍。我们决不能让这一幕再度上演。正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将金融仅交予金融家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