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自觉与圣人人格（兴趣与责任、原则与世故的平衡）

有极其少数的人，不仅活着，不仅做事，还要做人。也就是说，活着，不只是延续生命，而是成就一番事业；成就一番事业，不只是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且要在做事的过程中，成就一种人格。王阳明就是这样极其少数的人。

王阳明十岁左右，进私塾，问老师：“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回答：“读书，中进士。”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般人的人生套路。十岁左右的王阳明显然不愿意钻进这个套路，所以，他质疑了老师：“中进士应该不是人生第一等事吧。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圣贤。”

王阳明一生，不只是非凡，更有着强烈的生命自觉。我们一般人，生下来活在世界上，往往按部就班，比如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基本上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读书，考试，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中状元，然后一路做官，到告老还乡。今天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一般人读完中学，上大学，然后找一份工作，一路做到退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少数人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像王阳明那样，中了进士，后来三次平定叛乱，在古代已经算是做出了一番事业。今天一些人创业成功，或者在某个领域取得卓越成绩，也算是做出了一番事业。禅宗也罢，道家也罢，他们不喜欢这个尘世，就远离这个尘世；儒家其实也不喜欢这个尘世，从孔子到王阳明，中国的儒家都是现实批判者，都认为现实是“礼坏乐崩”，只有从前尧、舜、禹的时代，是唯一的美好时代；但儒家不避世，正因为这个世界不美好，所以更要深入其中，让它变得美好。

所以，王阳明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担当。可以说，他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把儒家的自我担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心学，就是在生活中不断自我担当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在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之间，王阳明更重社会责任，并通过修行把自己的兴趣融入社会责任之中。王阳明人生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应该是科举考试与成圣之间的矛盾。宋代程颢遇到周敦颐之后，觉得圣人之学才是人生真正应该追求的，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一心做学问，探寻人生的真谛。宋代以后到明代，知识分子在要不要参加科举考试上，一直有分歧。王阳明最初对科举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慢慢认识到，圣人之学和科举考试，以及科举之后的做官，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必须带着圣人之学去考试，去做官，而不是为了做官去考试，为了功利去做官。因为把科举考试看作是圣人之学的一个手段，所以，王阳明对于考试的心态就很放松，他两次考试都没有考中，尤其是第二次落第的时候，按常理应该受到很大的打击，但王阳明安慰其他落第的考生：“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王阳明的态度，其实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继承。现实确实不尽如人意，社会确实有种种弊端，但作为知识分子，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中国古代从秦朝到清朝，在以皇权为核心的人治制度下，总会有小人当道，官场也经常腐败，怎么办呢？

东晋时的陶渊明犹豫再三，最后拂袖而去，归隐田园。在陶渊明看来，为了尊严和自由，也为了安全稳定，实在没有必要在官场这样一个处处是陷阱、时时有危险的地方做无谓的努力，不如做一个农民逍遥自在。陶渊明的活法，打动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后，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他没有得到皇帝的嘉奖，反而被皇帝身边的人诬陷，几乎面临生命危险，王阳明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大意是等到功成名就之后再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就已经晚了；说明那时他已内心隐隐有归隐的萌动。王阳明最终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而是坚持在官场中活出了自己。如果说陶渊明成就了一种自由而尊严的诗意人格，那么，王阳明成就的圣人人格，其实是自律而尊严的现实人格。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有一次和学生感叹，退隐是容易的，但当官太难了。当官，要遵守很多潜规则，要卷入各种你死我活的权斗，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如何恪守自己的良知？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非常不容易。

王阳明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坚守大的原则。这个大原则，后来王阳明把它叫作良知，不论多么艰难，一定坚持这个大的原则，顺从自己的良知，哪怕有生命危险。王阳明对于生死，基本上秉承的是儒家杀生成仁的信念，所以并不畏惧死亡，如果是为了仁义，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当他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就因上书皇帝抨击太监干政而入狱，入狱之后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后来的宁王谋反，形势非常复杂，也很危险；即使到宁王已经造反了，各级地方官员还是不敢报告皇帝实情，只说地方动乱，因为不清楚最后鹿死谁手。宁王也笼络过王阳明，但王阳明拒绝了；最后是王阳明平定了叛乱。

第二，在小节上适当妥协和退让。这一点，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能明显看出来。从少年时代对父亲的叛逆，到渐渐学会和父亲妥协，再到官场上各种周旋，王阳明展示了他极高的情商。王阳明不屑权斗，光明磊落，但也不会坐以待毙，也懂得谋划和经营，也懂得适当的妥协和退让。

第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王阳明一生最喜欢的事，其实是讲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老师。一般人年轻的时候也有爱好，有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但一旦工作之后，就渐渐地陷入工作之中，把喜欢的事完全丢掉了。王阳明在自己家乡开始讲学生涯，后来到贵州，到江西，不论多么忙，哪怕是在战场上，都带着学生，一边打仗，一边上课。由讲学，延伸到对教育的重视，这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里可以看出来。

如果一味坚持大的原则，不懂得平衡协调，那么，在官场就寸步难行；如果一味平衡协调，那么，在官场就会沦为苟且油滑的官僚；如果为了承担社会责任，总是在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枯竭，生命力就会萎缩；如果一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么，可能会面对维持生计等问题，比如陶渊明，他的代价是妻子、儿子跟着他挨饿。

王阳明在兴趣和责任、在原则和世故之间，找到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