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之哲思】
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跃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08）这本小册子里，他对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说。
早在1920年，这本书已有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余家菊的译本。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万以的译本。
奥伊肯的文风虽不艰涩却略嫌枯燥，读时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够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从他和柏格森的获奖，倒是可以遥想当年生命哲学的风行。
今日又临世纪之交，生命哲学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觉得奥伊肯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过时。
奥伊肯和尼采是同时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两年，一度还同在巴塞尔大学任教，不过他比尼采多活了许多年。
他们所面对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时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义的丧失。
他们也都试图通过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为人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他们的区别也许在于对这种内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学解释，尼采归结为权力意志，奥伊肯则诉诸某种宇宙生命，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叛离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处在自己的时代，奥伊肯最感忧虑的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他指出，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
“现实主义文化”一方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忽视内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使现代人陷入了“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旋涡”。
然而，奥伊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既不像叔本华那样得出了厌世的结论，也不像尼采那样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超人”身上。
他预言解决的希望就在现代人身上，其根据是：在精神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
“人的缺陷感本身岂不正是人的伟大的一个证明？”
我们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在我们的本性深处有一种寻求意义的内在冲动。
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们满足，那就必定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具有从直接环境所无法达到的深度。
因此，现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时代，反倒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
奥伊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
他的解决方法并非直接告诉我们这一意义在何处，而是追问我们为何会感到失落。
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着比任何时代更加丰裕的物质，却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证明我们身上有着一种东西，它独立于我们的身体及其外在的活动，是它在寻求、体验和评价生活的意义，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者充实。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灵魂。
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命，这是奥伊肯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之上。
既然这种内在的精神生命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生活的，不能用我们的外在生活来解释它，那么，它就必定别有来源。
奥伊肯的解释是，它来自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显现。
所以，它既是内在的，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
因此，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统一的基础，是人性和世界本质的同时实现。
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奥伊肯在这里犯了逻辑跳跃的错误，从自身的某种精神渴望推断出了一种宇宙精神实体的存在。
但是，我宁可把这看做他对一种信念的表述，而对于一个推崇精神生活的价值的人来说，这种信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甘心承认人只是茫茫宇宙间的偶然产物，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那么，我们的精神追求便只能是虚幻而徒劳的了。
尼采和加缪也许会说，这种悲剧性的徒劳正体现了人的伟大。
但是，即使一位孤军奋战的悲剧英雄，他也需要在想象中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整体而战。
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说，必假定了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
而所谓绝对价值，既然是超越于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据就只能是不随现象界生灭的某种永存的精神实在。
现代的西绪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奥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种精神意义，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滚下山的世俗结果，则他就已经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祷了。
无论哪位反对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他就不可能彻底告别形而上学。
精神生活既是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生命的显现，那么，我们每个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精神生活呢？
奥伊肯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指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
毋宁说，正因为它极其内在而深刻，我们就必须去唤醒它。
人类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乃是宇宙生命显现的轨迹，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一开始是外在的。
“从精神上考虑，过去的收获及其对现在的贡献无非是些可能性，它们的实现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和首创精神。”
每一个个体必须穷其毕生的努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
奥伊肯的结论是：“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在我看来，这些论述乃是奥伊肯的这本小册子里的最精彩段落。
在一个信仰失落和心灵不安的时代，他没有向世人推销一种救世良策，而是鼓励人们自救。
的确，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
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
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过程。
于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可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奥伊肯把每一代人对精神生活的实现称做一场“革命”，并且呼吁现代人也进行自己的这场革命。
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某一代人，是否赢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确实会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一个赢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虽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现在”，但他同时还拥有“永恒的现在”，即那个“包含一切时代、包含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在内的现在”，他的生活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因此而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立场，一种恒久的生活准则。
相反，那些仅仅生活在“即刻的现在”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盲目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在实际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出来，我从奥伊肯的书中再举一例。
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
然而，奥伊肯指出，挫折和不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优点。
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
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丁俊贵
201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