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镇子很小，辈分也小，小得都提拉不起来。到了解放后，闯关东的父辈们，才在这小兴安岭深处的草甸子上建起了这一泡尿能淌到头的小镇子。
它要历史没历史，要古迹没古迹，说起“吃”来，更是天南海北---大杂烩，根本谈不上什么传统和精粹。
不过有一种食品，虽谈不上精粹，但镇子里所有的人都彻头彻尾地接受了它，三天不吃就想得慌。那就是豆腐。
每天清晨，楼下那不同方言，不同性别卖豆腐的吆喝声代替了我家的闹钟。全家还在睡梦中，那“豆腐，豆腐”的叫卖声就已充斥着我的耳鼓，我知道：该起床了。
我特别喜欢吃豆腐，有时就让儿子穿着裤衩儿跑到楼下，买回一块儿热热乎乎的大豆腐，加些小葱、香菜之类，再放入少许的盐和味精，看着那一清二白的小葱拌豆腐就哈喇子直流，一顿饕餮之后去单位上班，整个上午都神清气爽。
我常常告诉儿子：多吃些豆腐，那是好东西，养人呢！爸爸从小就是吃着豆腐长大的，要不现在我咋能这样既健壮又聪明呢。
妻子在一旁直撇嘴：“你多聪明呀，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
我不是在忽悠儿子，我小时真的未离开过豆腐，其实整个镇子上的人也都是如此。那时家家的副食都是老三样：土豆、萝卜、大白菜，能吃上一顿豆腐也算是改善生活了。
镇子副食商店门前的一根电线杆下，常拴着一辆破旧的毛驴车，车旁边排着几十人，那是人们在凭票买豆腐。
人们无心聊天儿，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前面那驴车上的豆腐，惟恐轮到自己时豆腐告罄。买到豆腐的各个牛气哄哄，走起路来脚步轻盈，笑眯眯地拍拍身后的人：“小李子，慢慢排吧，我可回家让你嫂子炖豆腐去喽。”
记得那时一张的豆腐票付给四块儿或八块儿豆腐，每块豆腐四分钱，豆腐块儿较现在的豆腐要实在得多，即便这样，把四块儿豆腐全都炖上，一家人还是吃得甜嘴巴舌儿，望着快要见底儿的盆子，母亲借故离开饭桌，去屋外做活去了。
我家离副食商店有一里多地，家里每次买豆腐都是我和弟弟去，母亲从柜里找出几角钱和豆腐票，再从厨房取出个搪瓷盆：“你俩去商店买四块儿豆腐去。”
我接过钱和豆腐票，弟弟抱着盆，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出大门。
买完豆腐往回走，我俩盯着盆里白嫩嫩、颤巍巍儿、冒着香气的豆腐就眼馋，忍不住把头伸进盆里，你一口我一口轮班啃着豆腐，没啃几口，嘴角、鼻子和前额都弄得白花花一片。
回到家里母亲又气又乐：“你瞅你俩的脸，和花狗腚儿差不多，好像饿死鬼托生的，没等到家豆腐就啃了一半，下回说破大天也不用你俩了。”
话虽这么说，下次买豆腐照样还得用我俩，母亲除了喂猪喂鸡还得洗衣做饭，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买豆腐。
一次买完豆腐，我俩在路上争抢起来，我把脑袋伸进盆里刚想张嘴啃豆腐，却“嘣”地一下，被弟弟脑瓜给撞得眼冒金星。
我腾出手来去捂头上的青包，盆子却扣在了地上，四块豆腐摊在土路上，像四朵洁白的大菊花儿，我俩顿时傻了眼。
这时正赶上父亲下班路过，回到家里，我头上的青包还在胀痛，脸上却又被父亲贴上了恶狠狠的巴掌印儿。
有时副食商店也会大发慈悲，一张豆腐票付给八块豆腐，买回家里一顿吃不完，母亲就把剩下的豆腐切成一指厚的片儿，放在盖帘上，撒上盐，端到外面晾晒。在日头的暴晒下，豆腐片很快就由厚变薄，颜色也由白色变成金黄色，上面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珠儿，父亲管那叫“穷汉子油”。
等豆腐完全晒干后，质地硬实，呈半透明状，表面形成了一道道纹理细密的褶儿，极像老年人那古旧的脸，皱纹里都挤满了灿烂的笑容。
晒透的豆腐干耐放，不变质，数九隆冬没有青菜吃时，母亲将豆腐干切成条，用来炒土豆丝或酸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水土蕴育出质地优良的大豆，也派生出了可口而且营养丰富的豆腐。即使在最贫瘠的岁月，它照样能与其他食材相互配合，甘当绿叶，给寒酸的餐桌增添点儿亮色。
从河里捞来的鱼不够吃，可以加一些豆腐，味道反而更加温和而厚重；鸡蛋不多了，兑上些豆腐，烙出的韭菜盒子照样味道鲜美。豆腐就像善良、憨实的山里人一样，谦逊随和，与人为善，从来都不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也正是因为这份随和，让它成为了山里人的挚爱。
豆腐养育了山里人，山里人也离不开豆腐。
一次我去外地出差，半个月未见到豆腐，想得慌。老同学请我在酒店吃饭，我点了一盘溜豆腐，同学说我还是那个穷酸样，我只是微微一笑。等到记忆中的白嫩嫩、滑溜溜儿的豆腐上桌时却走了样，桌上摆着的明明是一盘豆腐砖，夹到嘴里死硬，真难吃。
回到旅馆我就在琢磨，是什么原因导致豆腐干巴拉嚓呢？是豆子原因还是水的原因？
我忽地想起了小时的一件事，一次父亲的同事来我家串门，两人说起了豆腐，那时我还小，只是听个半拉咔叽。
话说小日本侵略中国时，来到小兴安岭掠夺木材，抓来一对父子为他们做豆腐，这对父子仰仗山边的泉水，做出的豆腐细嫩可口，日本官兵特别喜欢。当小日本要撤回日本时，抢来不少黄豆，并准备把这对父子也带到日本为他们做豆腐。老人对一个日本军官说：“你们准备再多的黄豆也没有用，我们父子到日本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可口的豆腐。”
日本军官瞪起眼睛：“八嘎”
老人坚定地：“你们可以带我们父子，也可以带走东北的大豆，可你们能把我们中国甘甜的山泉搬到日本吗？”
日本军官像撒了气的皮球，瘪了。
想到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水，一定是水，是家乡的山水孕育出了美味可口而且营养丰富的豆腐。妈的，不去琢磨了，赶快回家，回家先美美地吃一顿家乡的水溜豆腐。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镇子的副食商店已破旧不堪，门口的电线杆也被卖豆腐的驴车磨得精细，等到那杆子真的被驴车牵得东摇西晃时，镇上已换成水泥电柱，柱子上面也装上了路灯。
卖豆腐的老头死了，还有那拉车的驴，豆腐票亦不复存在，购粮本都成了小孩子的揩腚纸。
改革开放以后，山里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已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豆腐已被视为真正的“配菜”。当时有人编了个顺口溜：抽金乌（一种廉价的雪茄烟），喝糠麸（散装酒），麻辣豆腐，娶寡妇。人们把豆腐恶狠狠地划进了“四大便宜”之列。
便宜就便宜吧，便宜又有啥不好呢？便宜不代表味道不美。正所谓：一身清淡七分水，通体晶莹四面光，富贵贫困皆厚爱，人人称其菜中王。
去年冬天，我到镇子西边的塑料厂探望小时的一个玩伴。厂子早已倒闭，我的玩伴儿是在那儿看院子的，厂内的雪地上脚印稀少，看院的屋子也极寒酸。到了晚上玩伴再三挽留，说是用好菜款待我一顿。
我心想：你这不是扯哩哏棱吗？这远离城区的鬼地方还能买到什么好菜？盛情之下，我也跟他忙活起来。他先从碗柜里取出一块儿豆腐，打成小块下到锅里，然后又放进些小鱼儿。我问这些小鱼儿是从哪儿弄的。
他笑呵呵地：“是从南面大河的冰窟窿打来的，你吃吧，鲜着呢。”
不大工夫，锅就开了，锅里不停地地冒着泡，窗外晚来天欲雪，可屋里却没有红泥小火炉，有的只是那个地中间用铁桶改成的大炉子。
菜锅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开着，我和玩伴每人各操一瓶老散白，不用酒杯（可能也没有），也不用推辞，两人就着锅里的小河鱼炖豆腐大口大口地喝着，直喝得大汗淋漓。
炉子的热气、锅里的香气和我俩的酒气填满一屋，寒意早已顺着墙缝遛到外面的雪地里去了。
我真得佩服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把黄豆弄碎了，竟敢加上些能把杨白劳毒死的卤水，做出了如此味美、鲜嫩，人见人爱的豆腐。
记得多年前听刘兰芳讲的评书《岳飞传》，说南宋的岳飞与金兵打仗，发誓不打到北国的黄龙府就不吃肉，吃素。一次打了胜仗犒赏三军，用豆腐做成的菜竟然有十几种。
那岳飞也真够精明，他认准了营养丰富的豆腐，要不然将士们一定会饿得两眼发蓝，甭说与金兵打仗了，就是自己的兵器都不会举得动的。
豆腐好吃，名字却有些不雅，偏偏用了一个名份不佳的“腐”字。
离我家不远处就是一个豆腐坊，每天清晨，我锻炼一阵子，就去那个豆腐坊打豆浆，时间长了，我了解到，豆腐的制作根本就没有发酵工序，而腐烂、腐生、腐朽，直至现在流行的“腐败”都是贬意词，这个名字确实有损豆腐的清白。
我突发奇想：豆腐称“豆富”该有多好，又有诗意，又说明其有营养，但一种东西已叫了几百年或上千年了，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如若真的有人在街上大声吆喝“豆富了，豆富了”，谁知道他在喊些什么？还以为又回到解放初，斗地主、斗富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