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印三论

一、“印与诗文书画一体说”

明、清两代的印学成绩斐然，观点和见解层出不穷。随着文人学者参与篆刻活动后，撰写的印学论著也逐渐增多，形式多样丰富，标志着印学的形成和成熟，对篆刻的艺术流派及审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理论依据。

提出“印与诗文书画一体说”这一论点的是明隆庆、万历时期的学者周应愿，其所撰一书《印说》既是明代印论的标识，更是印学形成的标识。《印说》对于印学形成的巨大贡献在于：一、系统性，二、文章写得精彩，三、它把篆刻艺术提到了与诗文书画同样高度，四、见解独到。在其《游艺》章中说到：“琴有五不弹，印有九不刻，其揆一也。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兴不到不刻、力不余不刻、与俗子不刻、不是识者不刻、强之不刻、求之不专不刻、取义不佳者不刻。非明窗几净不刻，有不刻而后刻之，无不精也；有不弹而后弹之，无不谐也”。“文也，诗也，书也，画也，与印一也”。

这就是周应愿将治印同作文、吟诗、书法、绘画视为一体的观点，“九不刻”并非小气，而是要把治印视为高雅艺术来要求。他在《印说》一文中阐述了二十个有关：原古、证今、正名、成文、辩物、利器、仍旧、创新、除害、得力、拟似、变化、大纲、众目、兴到、神悟、鉴赏、好事、游艺、致远的命题，每个命题都系统的论述了印的历史、篆书书法、继承和创新、治印之利弊、刀法等印学审美问题，《印说》可与文论之《文心雕龙》、诗论之《二十四诗品》、书论之《书谱》相提并论。

《印说》一文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国印章史的贡献甚巨，在诸多印学论著中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对于印学的流派和印的审美形成，影响实难以言表。

二、印的“笔意表现说”

明代著名的篆刻家金光先在他的《印章论》提出：“夫刀法贵明笔意，盖运刃如运笔。”明确了用刀法表现笔意美的篆刻审美观。明代“后七子”之一的文学巨子王世贞也以他独步天下的文艺审美力，阐述了篆书书法与刀法的美学观：“论印不于刀而于书，犹论字不以锋而以骨力，非无妙然。必胸中先有书法，用能迎刃而解。”

朱简精于印论，通晓印章史，又有丰富的篆刻经验，是他首先振聋发聩地指出“先秦未尝有印说”的错误，也是由他从古印章中鉴别出“先秦以上印”、“三代印”，这对完善印章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至于“艺术流派印”的概念也是由他首先提出的。他在《印经》中所言：“所谓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各完笔意，不得孟浪，非雕镂刻画，以纯为古，以碎为奇之刀也。”

“印先字，字先章，章则具意，字则具笔。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刀法浑融，无迹可寻，神品也。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有别趣者，逸品也。有刀锋似锯牙癕股者，外道也。无刀锋而似铁线墨猪者，庸工也。”

三、“印外求印说”

“印内”和“印外”之说，实出于清后期杰出的印学大师赵氏赵之谦之胸臆。他在其《苦兼室印论》中言到：“刻印以汉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水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印以“内”为规矩，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

纵观古今印学大师在治印上的非凡成就，无非都有一个共通点，即他们都对古文字及金石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热爱钟鼎彝器铭文和石刻文字蔚然成风，其中浙派代表人物丁敬、张燕昌、黄易等都擅长金石文字的考证……黄易自称有“金石癖”，他所谓的“托诸手而寄于石”，就是将自己平时研习和理解的金石古文应用于篆刻。

然所谓浸润于金石以汉为宗并非指一味地模仿秦汉彝器，最终还得跳出此束缚，在研习金石文字的基础上提高篆书书法，并将篆书书法运用于篆刻，这样印章文字的取材会广泛的多，篆书的风格也就灵活多变而不板滞。晚清杰出的印章鉴赏家、理论家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的跋文中有一段精妙的见解：“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完白即著名的篆刻家邓琰邓石如），跋曰：邓石如之所以能在篆刻艺术领域独树一帜，是因为他的篆隶书法优秀。从邓氏的篆刻经历来看也确实如此。他的篆刻初学皖派，后曾在南京尽观梅氏家藏金石文字，于是发奋临池，书艺大进，然后治印，冲出皖派樊篱，别开生面。其实邓琰是一个“不自觉”的“印外求印”、“印从书出”的实践者，其中之意，不言而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