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26)

二十六、扩建住宅。

1970年夏天，家里的住宅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塌方事故。当时，父亲并不在家，他还在百里之外的东山林场放牧。大哥生了一场病，正在家里休养。

那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夜幕开始缓缓降临。厨房里面传出一阵“咕哒－－咕哒－－”的声音，那是母亲在拉着风箱烧开水。生产队里收了工，大嫂扛着锄头进了家门。二哥刚从井里挑水回来，正提着笨重的木桶往水缸里倒水。

我领着妹妹和侄女在院子里玩耍，看见大哥蹲在院对面的一截土墙上，一会儿盯着窑面看，一会儿又侧着耳朵，像是在倾听着什么。突然，大哥脸色大变，大喊了一声：“快跑，庄就要塌了。”听到大哥的喊声，母亲、大嫂、二哥急忙从窑洞里跑了出来。我们三个小孩就在院子里，最先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全家人刚刚撤出来，只听到“轰”地一声，窑面一下子垮塌了。

当我们逃离到安全地带，转过身向家的方向望去，只见整个院子堆满了土块，飞扬起来的尘土笼罩在院子的上空，很久才散去。一家人劫后余生，呆立在原地，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大哥缓过神后，才告诉大家，他准备到后院上厕所，忽然听到家里的整个窑面发出“吱吱嘎嘎”地怪叫声，他停住脚步定睛一看，窑面上有几处地方往出冒尘土，他判断窑洞可能要塌了，急忙喊家人往出撤。幸亏大哥反应灵敏，才使一家人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巨大的响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大家纷纷跑出家门来看个究竟。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情景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四伯和二堂兄两家和我们是近邻，他们看到我们一家人都安全撤出来时，都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只要人都好着，其他的事都好说。”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分别被安排到了户里的叔伯兄弟家里过夜。也许妹妹和侄女还小，不知道害怕。而已满7岁的我，因为亲眼目睹窑洞发生塌方的情形，被吓坏了，一直不停地啼哭。当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住进隔壁的二堂哥家里时，我哭得更加厉害了。母亲和堂嫂使出浑身解数，都劝不住我。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带着我和妹妹，转移到了离家更远的人家。

家中原来的两孔窑洞并没有垮塌，只是被土掩埋了，垮塌的是父亲后来扩修的窑洞。这孔窑洞是大哥和大嫂的婚房，结婚后他们一直居住在里面。发生塌方后，生产队长立即派人去牧场接替父亲，第二天下午，父亲就赶了回来。当父亲回到家中时，院子里的土已被生产队派人清理了出去，我们一家人暂时挤进了那两孔没有塌的窑洞里居住，父亲则开始重新修葺垮塌的那孔窑洞。

当初，伯父们分给父亲的窑洞，占据的地形比较有利。北边紧邻四伯家，南边有50米米远的地方，没有人家居住，可以往南扩建。可是，这一段地方，不仅土方量大，而且土质松软，阴暗潮湿，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修庄。那时，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胆识过人，敢于挑战。

黎明前的夜，天地间犹如罩着一块巨大无比的黑幕，伸手不见五指。一孔刚开挖不久的窑洞里，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弯着腰，手里的撅头不停地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他的脚下就堆了一大堆土。这时，父亲放下撅头，拿起放在旁边的铁锨，往外铲土。就这样，父亲一会儿用撅头挖，一会儿用铁锨铲，累得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背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都顾不得停下来歇息。那“嗵——嗵－—”的挖窑声，在漆黑的暗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小时候，我和妹妹每天都是伴着这声音入睡，第二天一早刚睁开眼睛，这声音还在耳边响着，我一直怀疑父亲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长大一些后，才弄明白，为了不耽搁白天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父亲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修窑洞，每天顶多睡三四个小时。由于土质不好，有时父亲前脚刚刚离开，“轰隆”一声，他辛苦挖了大半夜的窑洞却塌了。就这样，父亲挖了塌，塌了又继续挖。尽管如此艰难，父亲从来没有放弃。

母亲一辈子从来没有帮父亲干过活，并不是母亲懒惰，而是她身患重病，干不了重活。父亲和母亲结婚刚刚4年的时候，他们的一儿一女先后夭折，母亲无法承受这巨大的痛苦，精神失常了。父亲费尽周折，为母亲治好了病。可她一受到刺激，病情就会再次复发。对于父亲来说，他只希望母亲不要犯病，能照料好孩子和家务，就为他减轻了负担。因此，家里的重活和累活，父亲总是扛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后来，随着两个哥哥的一天天长大，父亲终于有了帮手。大哥心灵手巧，他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长大后也学会了挖窑。往外运土的任务，就落到了二哥一个人的肩上。每天下午放学，二哥都要把父亲前一天挖下来的土，运到马路对面去。 运土的工具，最早是一辆木质单轮土车。后来，父亲从别人手里买了一辆破旧的架子车，运土的速度提高了很多。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孩子们的逐渐长大，运土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开始是二哥一个人，后来增加了我和妹妹，再后来，连侄儿和侄女也加入了进来。

在我们家，孩子只要长到七八岁，都要开始为家里分担家务。那时候，一到星期天，父亲就让我和妹妹替他上山放羊，他则腾出手来，在家里修一整天窑洞。父亲为生产队里放的是一群山羊，那些家伙天生就行动敏捷，只要你稍不注意，它们就会从这块庄稼地里跑到另一个庄稼地里去，我们姐妹俩经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得闲上气不接下气。那时候，我最怕过星期天了，因为在山里跑一天，累得人骨头都快散了架。

每年过年前的那几天，生产队放了假，这是一年中难得清闲的日子。而在我们家，却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在新开挖的窑洞里，父亲站在高高的木架上修窑顶，大哥挥动着撅头，在窑掌里挖土。我和妹妹拿着铁锹负责装车，二哥拉着架子车往马路对面运土。就连年龄尚小的侄儿和侄女，也跟着我们一起干活。这样的活儿，一直要干到年三十掌灯时分。三天年过完之后，父亲一声令下，一家人又开始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那时候， 当村里同伴们玩耍嬉戏的声音传到耳边时，我们心中对父亲充满了怨气。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父亲用一把撅头，一张铁锨，一身苦力，一股愚公移山的毅力，带着一家人，硬是在在别人眼里根本不能修庄的地方，修建一处就有6孔窑洞的大院落，解决了一家十几口人的住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