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开篇：为“三家分晋”正名是致乱之源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了韩、赵、魏为诸侯国，并封本为晋国大臣的魏斯、赵籍、韩虔三人为国君，也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

司马光认为，天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像个天子，也就是保持自己的状态，这个靠的是礼教，而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也就是有序地明确好区别。如此有层次地分下去，四海方能听命于皇帝一人。所以，即使一个人才能、智慧无与伦比，也不得不好好地服务于天子，这就是礼教之要害所在。

人心支配着四肢的行动，树木的根干主导枝叶，这种组织结构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叶遮护根干，如此以来方能上下照应过来，继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护礼制。

如此说来倒让人想起《五官争功》这个经典相声，很多自觉不公而争功者多是眼睛、鼻子、耳朵和嘴长到了脑袋顶上，长成了残疾自然要动手术，而痛苦的真正原因实则是因为这套“手术”而来，却与自己所处的位置毫无关系。

周文王排列《易经》,把《乾》、《坤》两卦作为前两位。孔子解释道：“天地之位即定，就当各安其位。”所谓“致乾为坤，致坤为乾”，这是硬道理，也就是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是君王最为忌惮的“功高震主，赏无可赏”。大臣做到极致就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如赵匡胤黄袍加身；皇帝做到极致就是“亢龙有悔”，王朝一旦崩盘只有皇帝必死，什么位置上的大臣都能投降。

《春秋》尊周王室，尽管那时王室的官吏已没有地位了，书中仍把他们排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子对这种框架结构的关注。倘若夏商之末仅得中主，汤、武的名分也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商朝立微子，成汤创立的江山定能长存于天下；吴国若立季札，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但是微子、季札二人不愿担当，致使国家崩坏，以小节而废大节着实的不应该。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维系上下这种运转状态，实现了其匡正位置的功能才能于实际中便于裁决，但没有名位和代表名位的器物就无法标记，只因礼教就不能脱离两者而单独存在。

孔子认为卫国赏赐仲叔于奚的功劳给的东西虽然“从心而欲”，但却显然“逾了矩”。因为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一心想要和自己身份不配套的马饰。这么做甚至会给投机者错误的暗示——下面可以漫天地要，上面也能胡乱地给。此风一开，上行下效，国之危险会紧随而来。和仲叔于奚相反的是，卫国国君希望孔子为他理政，孔子却先要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产生于微末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只是圣贤考虑得更久远，所以即使是微小的变故也能够谨慎予以处理；一般人的见识短，所以必等弊端发展到看得见的时候才设法挽救。

《易经》有云：“履霜坚冰至。”从幽王、厉王失德开始，周虽然已失大势，却还能继续勉强地延续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们还能紧守礼的缘故。当年周襄王就可以义正言辞地驳回了晋文公关于自己死后下葬规制的非分请求，晋文公最终还真没敢违背礼制。

因此，周王室的控制地域没多大，能直接管得着的臣民也没几个，然而衰败了几百年却仍是天下名义上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在表面上也还不敢多过分，那是因为周天子自尊，打心底护持着自己天子的名份。至于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其势力之大皆足以取其国君而代之，但都终究都不敢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或是于心不忍，那不过是害怕招致作奸犯科的名声，而被天下群雄讨伐罢了。

现在三晋大夫瓜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不派兵征讨，反而加封赐爵，又使其作乱的大夫三人位列于诸侯国君，如此就令周王室仅有的一点名分也守不住，这就是自毁长城。

周朝真正的失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周威烈王在鼓励这种作乱。如果这种形式被允许的话，那就是说诸侯国君也可以忤逆周王，也就连最后那点心理负担都卸下了。所谓“物必自腐，然后虫生”，孟子所谓“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则必然是自己先开了这个口子。你被如此对待，是因为你可以被如此对待。以此观之，曹操不敢废汉而自立，曹丕还熬死在他头里，汉献帝真真的亚克西。